品读电影《1942》的叙事与人物
2012年11月底上映的《1942》由冯小刚执导，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1942》改编。影片以真实的笔触再现了1942年河南千百万灾民逃荒的历史，展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灾民的悲惨命运。影片唤醒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使衣食无忧的现代人得以目睹饥寒交迫的先辈的绝望和无助，从而反思我们的现实生活。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过，作品存在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1]影片在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下，把历史、人物、环境交织在一起，在历史的环境下审视个人，同时通过个人的记忆重塑历史。本文仅从影片的叙事艺术与人物的塑造两方面来浅析影片。
一
电影叙事是通过以某种内在联系为依据，将一系列影像排列成序，而成为一种独特的银幕表述。电影的艺术潜能和表现手法，都需要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发掘和不断完善。[2]《1942》的叙事由两条主要线索和两条辅助线索交织而成。其中主要线索为灾民的逃荒和政府的作为；辅助线索为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坚守。两条主要线索齐头并进相互对照，并通过抗日战争这条线索相连，使影片叙事清晰流畅。
首先是灾民逃荒这条主线。影片开头就通过画外音给观众介绍了背景，“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由此，河南一个自然村落中，还有些粮食的富户范老东家出场。老范很担心仓库的粮食，但担心是没用的，遍地饥民他是无法躲过去的。果然，孙刺猬带领众多饥民包围了村子来“吃大户”。吃了还不算，因为发现范老东家派人去县城搬兵，孙刺猬干脆大打出手，带众人疯抢粮食。激战中范老东家的儿子少东家被杀，粮食被抢，家也被烧，成为一片瓦砾。村里没有粮食，村民都收拾东西开始逃荒，而范老东家也带着家眷收拾妥当一起上路了，他的本意是“出去躲灾，长则一个月，短则半个月”，但这一去却是家破人亡等待着他们。
在灾民逃荒这条主线中，重点围绕范老东家一家和瞎鹿、花枝一家，以这两个点来表现了逃荒过程中灾民的众生相。范老东家先是在日军轰炸中损失全部家当，而后儿媳妇、媳妇相继因饥饿死去，女儿被迫卖给了人贩子，最后连仅存的小孙子也被范老东家慌乱逃亡中不慎闷死，全家只剩他孤身一人。瞎鹿和花枝一家在村中本身就是贫穷的佃户，带着老娘和孩子走上逃荒之路。老娘、瞎鹿先后死去，只剩花枝和孩子。花枝与栓柱成为一夜夫妻并把孩子交给栓柱，然后把自己卖了换来养活孩子的粮食。此外，影片通过传统观念中“家”的概念来维系灾民逃荒这条主线，通过在每个时间段画面上打出字幕显示逃荒的天数和离家的距离，使影片具有如小说般章回式的叙事风格。
其次是政府作为这条主线。影片开篇就是当时政府最高首脑蒋介石1942年的新年致辞，其冠冕堂皇的话语充满民族大义，却只字未提人民。这段讲话为整部影片政府的赈灾不力埋下了伏笔。政府的官员分成三类，清官、贪官和蒋委员长，以这三类人展开了政府的作为这条主线。清官的典型代表就是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其出场就指出岳县长在大灾之年仍款待他“过分了”，初看似打官腔，但从后续情节可看出，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李培基向蒋鼎文申诉河南的困难，希望减免征收军粮，但是碰了钉子。无奈的李培基去重庆面见蒋介石，但还未开口就被汇报各类事务的书记小韩打断，李培基觉得自己的事无法和汇报的这些事情相比，就欲言又止。李培基处于上下交困的两难境地。再来看看国民政府的贪官。他们克扣上头发下来的赈济灾民的粮食中饱私囊，或勾结商人投机倒把，置灾民水火于不顾。影片尾段政府揪出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公审枪毙，但失掉的民心已无法收回，就如范老东家说的，“他们现在做什么我也不信了”。
政府主线中蒋介石的地位无疑很特殊，他是国民政府最高首脑，整天忙于处理各种国家大事。他对灾民信息的了解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手下官员的汇报，比如从李培基那里得到“本省能够克服”旱灾，这条通路信息不畅；二是战地记者白修德的面谈，给了他灾民最直接的信息，但作为外国战地记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蒋介石费了极大的周折，这条路径是非正常路径，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动。蒋介石不仅因为灾情深重的震动，更重要的是白修德的美国记者身份，此事在国际上曝光则是巨大丑闻，他也将沦为独夫民贼，千夫所指。鉴于此事的后果，蒋介石急忙解释说要是政府知道灾情如此严重是不会坐视不管的，言外之意是他不知道，但这显然是借口，丢包袱者岂能不知道包袱多重。另外，蒋介石到张钫家募集军费面见张钫母亲也是了解民情一种方式。张钫怕自己捐出的家产被地方官贪污，也引出了蒋介石对贪官的惩办。通过对政府主线的厘清，观众会发现，政府总体上救灾不力，1942年河南的大逃荒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政府人祸造成的。
此外，还有两条辅线，对主线叙事起到推动和补完作用。影片开篇蒋介石的新年致辞就点出了抗日战争的背景，此时中日在河南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其后蒋介石在缅甸给蒋鼎文发去电报令其有序地撤出河南，说明蒋已知晓河南灾情的严重。若灾情不重不足以成为包袱，也不会为了甩包袱而拱手让出河南的大片领土。而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对灾民的判断很到位，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首先是人”，民族大义在饥饿面前不堪一击，因此有了范伟演的厨子老马最终给日本人做饭的情节。但栓柱因风车被抢放弃吃日本人的白面馒头而惨遭杀害一幕，意图展示也有饥饿无法击倒的、有责任有担当的河南汉子，其情节就略显牵强。 宗教线索从范老东家被抢开始，一片瓦砾堆上传教士安西满拿起两块木头绑成十字架，给收拾东西的众人布道，但根本没人听他的。接着是逃荒路上小安给饿死的老太太超度亡魂，但老太太就是“放不下”，小安两次试图把老太太圆睁的双眼闭合，都失败了，只能直接下葬，这是对他的信仰的第一次挑战。安西满在飞机轰炸灾民和军队混杂的队伍中时，发现一个小女孩被炸伤腹部不断流血，他赶去用衣襟堵住小女孩儿的伤口部位，但她还是小手一垂死去了。安西满从怀里掏出《圣经》放在小女孩的身上，这时一颗炮弹径直砸向他，那一瞬间他闭上了眼睛等死，是瞎鹿把他扑倒一边救了他，这是对他的信仰的第二次挑战，无辜的人死去而上帝没在他身边。在安西满向神父控诉信上帝有什么用时，他的信仰接近崩溃，神父也只能说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宗教辅线意在揭示信仰也无法拯救灾民，但神父和安西满没有结局就不了了之，其自身不具有叙事的完整性，宗教辅线对主线叙事起到的作用稍显孱弱。
二
电影要把人物形象塑造好，就应该把握人物个性，以细节取胜，使人物形象真实丰满。[3]影片对人物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也是影片非常成功的地方。尤其是老东家和李培基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演员准确拿捏人物心理，使表演不露痕迹，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首先是张国立饰演的范老东家，他的性格集自私、精明、传统、善良于一身。不愿意把家里的粮食分给饥饿的乡亲体现了他的自私；在瞎鹿老娘生病、家人无法糊口的情况下瞎鹿被迫卖女儿，他伸出援手借给瞎鹿粮食，表现了他的善良；给瞎鹿小米又倒回去一点表现了他的精明，他深谙如何从一个穷人变成富人表明了他长于算计；而他身上浓厚的封建意识则表明了他的传统。
范老东家在影片中两处细节表现特别抢眼，一处就是卖女儿星星。他嘴上说“咱老范家从来都是买人，啥时候说过卖人”，但内心却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女儿的一句“你让我逃个活命吧”，把范老东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击倒。在人贩子抚摸着女儿的辫子端详时，范老东家低垂的眼帘撩起，这时音乐也不安分地响起。人贩子选中了星星，范老东家心里先是一喜，女儿终于有了活路，可转念又是彻底的心凉，女儿进了火坑自己却无能为力。范老东家与女儿惜别欲哭无泪，音乐适时陪衬烘托出凄凉的心境。另一处是范老东家抱着小孙子扒火车来到了潼关，进入陕西地界。他没想到道路被封，士兵开枪把灾民往回赶。密集的子弹使范老东家护住孩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而枪声停了，起身的老东家看着孩子也呆呆发愣。孩子被他闷死了，浑浊的老泪在枯槁的脸庞上流下，伴随着悲凉的音乐，令闻者动容。心已死的范老东家往老家河南延津方向逆着逃荒的人们往回走，即便死也要离老家近些死，但他终究没死，那个孤零零的路边小女孩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勇气，范老东家和那个小女孩展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和顽强的生命力。片尾主题曲《生命的河》仿佛一曲生命的赞歌，让观众体会到蝼蚁一样的劳苦大众爆发出的生命的坚忍和顽强。
其次是李雪健饰演的李培基。李培基作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他集善良与软弱于一身，是官场中的异类，他表现最多的就是无奈。上面对蒋介石他唯唯诺诺，不敢为民请命；下面对其幕僚无省政府主席的权威，粮食分发的任务难以执行；对军界与其平级的蒋鼎文扣留人质毫无办法，只能贿赂。虽有报国之心，拯救人民于水火之愿，但黑暗腐朽之官场绝非他一介儒生吃得开的。
李雪健对这个人物的塑造精准娴熟，细腻入微，其完美表现在影片中突出地体现在两处细节。一是与蒋鼎文会面，商谈减免军粮征收。客气的开场白后，李培基言明河南大旱，又逢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请求减免征军粮。蒋鼎文说“同意”后，李培基发自内心地拱手感谢，甚至诚惶诚恐地说“河南的子子孙孙”都会永远铭记蒋鼎文的大恩大德。但没想到，蒋鼎文提出的作为条件的“两件事”实为不可能之事，愤怒的他挥着手说“这一码不对一码”，为民求情无奈失败。二是李培基面见蒋介石，欲申诉河南灾情。开始时李培基还直视着蒋，但随着书记汇报情况的深入，李培基无法插言低头吃东西。在蒋问书记小韩甘地“绝食几天了”，李培基尴尬地动了动嘴唇，而他的左手还始终拿着蒋给他剥过皮的鸡蛋。他明白，这一趟要白来了。蒋问他到重庆有事吗，他只能回答没事，蒋又追问河南的灾情，他回答“本省能够克服”。他又重复了一遍“能够克服”，但脸上分明是苦笑，灾民和蒋要处理的事务比确实需要他自己克服。蒋安抚李培基说河南的担子重才派他去，李培基只能勉强苦笑，而蒋转身而去后李培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眉头紧锁起来。
电影《1942》让我们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也警醒我们反思今天的生活，只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伟大的民族才能走向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