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阿甘正传》的存在主义维度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3YJC752018）；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32235）。
自1998年问世以来，电影《阿甘正传》因其丰富的内涵深受观众喜爱。在以往的探讨中，《阿甘正传》常被强调为“励志”电影，被认为是“美国梦”的完美阐释之一。[1]同时，因故事跨越了美国历史上跌宕起伏的30年，也被视为对美国文化的反思与回顾。[2]实际上，除了对“美国价值观”“美国梦”“美国文化”的阐释，这部电影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荒诞性叙述，解构了被教科书经典化的“大事件”的意义。在存在主义的维度中，阿甘作为个体的生命意义通过他稍低于常人的智商、看似无意义的奔跑和不可思议的成功得到了精彩的表现。
一、自在的存在是偶然的存在
萨特在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存在”的双重维度，即“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他认为，人的存在和客观世界的存在都是一种现象，即“存在是自在的……现象的存在无论如何不能作用于意识”，“存在在其存在中是孤立的，而它与异于它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3]22-26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物质的人在“自在”状态下的存在是偶然的现象，而世界的存在因其偶然性、孤立性，也是毫无意义的虚无。因此，电影中阿甘的妈妈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你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做傻事的才是傻瓜”就从存在主义的维度获得了真理性。
（一）自在的存在先于本质
在观众看来，妈妈说“你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纯粹是自欺欺人。若阿甘与其他人一样，他就不会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不会被别的男孩子欺凌。他低于常人的75分智商是不同于他人的。但换个角度看，妈妈富有哲学色彩的话是对萨特“自在的存在”的绝妙注解。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在自在的状态下，个体的存在都是偶然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偶然造物，被抛弃到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成为彼此互不联系的个体。在这种绝对存在的状态下，世界和人都是虚无的、无意义的，真正赋予个体内容的是行动，是选择。因此，每个人降生于世，智商作为现象之存在，都是自在的，不能作用于意识，也就没有意义。阿甘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偶然造物，那么他75分的智商作为自在的存在，对他的本质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阿甘与别人并无任何不同。在自然状态下的、自在存在的人之中没有傻瓜与天才之分。无意识、无行动、无选择的人不可能是“傻的”，只有“做傻事的才是傻瓜”。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阿甘身上，妈妈也是重要的例证。
在电影中，妈妈的一生并未得到过多的渲染，但她的爱是阿甘成功的动因，也是妈妈获得本质存在的选择。她无法选择儿子的智商，在这一点上她与别人并无不同，真正的差异在于有意识的选择。妈妈在临终前对阿甘说：“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把你带给了我，但我尽力去做好一个妈妈。”她选择了去尽妈妈的职责，进而要做一个“好妈妈”，她选择了爱，在爱的选择中获得了自己的本质。因此当阿甘说出“你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妈妈作为本质的存在获得了意义。
（二）自在的存在是荒诞的
《阿甘正传》吸引观众和研究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阿甘带有后现代色彩的魔幻奔跑将他带入大学、白宫，甚至越南、中国时所闪现的一系列历史画面。20世纪60至8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每件大事都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中美关系解冻如同粗砾、震撼的摇滚乐，成为美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影片却以戏谑的姿态将阿甘嵌入到历史画面中，颠覆了事件的重大意义和严肃面目。在阿甘的回忆中，有些事件是混乱的、无法理解的碎片，如民权运动；还有一些事件是荒诞的、怪异的，如他两进白宫，第一次找厕所，第二次当众脱裤；更有一些是魔幻的，如他一路狂奔救回受伤战友。这一切为历史蒙上了荒诞的色彩。更甚者，阿甘对这一切都是不自知、也不在意的，对其意识和选择并未产生任何影响。这种荒诞色彩几乎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学的意义，也印证了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不过，其核心的要义与存在主义思想互为表里。
萨特将客观世界的存在称为“自在”，“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3]27，即人与构成客观世界的其他事物的存在都是偶然的、无目的的存在。由于“现象的存在无论如何不能作用于意识”，纪录片讲述的必然、线性、完整的历史及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都不过是阿甘屁股上的伤疤或身后的电视画面，是不可思议的、毫无规律可循的碎片，在他的世界里呈现出极度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世界与发生在其中的事件都是荒诞的、无意义的存在。但是，导演又以存在主义“自为的存在”赋予了其荒诞表现之下的理性内涵。
二、自为的存在是本质的存在
从自在存在的概念来看，认识世界的意义和可能性似乎被消解了，但存在主义并非逃避的哲学。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在和自为存在的统一，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虽然是偶然的、荒谬的现象，人的行动（选择）却能赋予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人是命定在自由的行动中确立自我的尊严和意义的。但自由也要求自我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承认绝对自由的存在。[4]
（一）行动定义自我
在影片中，阿甘从一个世人眼中的“傻瓜”到“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乒乓球明星”“亿万富翁”，如此种种身份的转换，几乎全部由奔跑带来。奔跑带给了阿甘存在的意义和尊严，证明了自我的存在。 阿甘的奔跑贯穿整部影片，他的奔跑甩掉了羁绊，甩掉了自行车、汽车，他的身份则由一个世人眼中的“傻瓜”转变成“英雄”。奔跑在使他获得生存权利的同时，也使他承担起了自我选择的责任。自在的存在虽然是无意识的、虚无的，人却与此同时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人承担起自己选择的责任。人是命定在自由中展开自我潜力和可能性的，阿甘持续的奔跑，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一一呈现出来。
阿甘的奔跑速度让世人惊叹，教练忽略了他的智商，招他进入橄榄球队。大学又忽略了他的智商，招他入学。阿甘在医院学会了打乒乓球，他得以留在军中为国效力。智商作为自在的存在完全没有了意义，阿甘用自己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定义了自己。他是明星、英雄、亿万富翁，他不是傻瓜。
阿甘的行动大部分并没有什么动机，正如萨特所说，“我们动作的理由就在我们之中：我们行动，就像我们存在一样，我们的活动有助于造就我们。”[3]564因此，所谓的“动机、动力和目的”都是不可追问、不可分析的。他的奔跑服从了内心的召唤，成就了自我的价值。
（二）行动改造他者
行动中的阿甘证明了自我的存在，但人之为人的庄严和崇高在于人的意识。在最纯粹本真的状态下，阿甘的行动出于对生命的忠诚、对自我选择的忠诚，然而这一切不会改变世界的偶然性和荒谬性。阿甘爱妈妈，妈妈终会离他而去；阿甘爱珍妮，珍妮流浪远方；阿甘爱阿布，阿布死于越战。这都是他无法决定和把握的客观现实和结果。主观的选择才是人自己应该肩负起的责任。萨特说，“我得为自己负责并且得为每一个他者负责。……在自我选择的过程中，我选择了人。”[4]在世界的荒谬和偶然中做一个有意识选择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再回到奔跑的动机问题上。当阿甘被问及为什么奔跑时，他想起了妈妈的话“有时我们常做一些并没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句话只能解释行动塑造自我，动机无法追问。即他的奔跑没有动机，仅仅服从内心的召唤，行使了行动的自由而已。不过，他又说道：“不知什么原因，我所做的事好像在某些人看来有了意义。” 这句话既非出自妈妈也非珍妮，而是阿甘的自我感悟，证明其行动并非毫无意义。从这句话开始，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者”，而变成了一个“思想者”。阿甘的智商使他难以理解复杂的世界，却保证了他意识的自由。正如他对珍妮所说的，“也许我不够聪明，但我懂得爱。”当他选择去坚守和爱的时候，他便有了意识。萨特说“选择和意识是同一同样的东西”，“爱就是获取爱的意识的过程中自己选择去爱。如果激情是自由的，它就是选择。”[3]576阿甘看似无意义的奔跑带给了他人启示，从而改变了他人的生活，这就是爱的结果。
阿甘的选择均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所作的自由选择，既无先验的好坏引导，也无明确的善恶指示。因此，他的行动在世人看来毫无意义，不但浪费时间、金钱，甚至还违逆他人的意愿。如中尉在全队遭遇伏击时，自愿求死，以求得英雄的荣誉，却被阿甘强行救回来。他明知飞机即将轰炸丛林，却一次次冲进去救布巴。布巴死后，他将全部家当用来购买捕虾船，希望实现布巴的愿望，始终一无所获，也要继续行动。梦想成真时，他寄钱给布巴的妈妈。这都是阿甘自主选择的结果，与妈妈和珍妮无关。如果说阿甘的第一反应是服从中尉的命令、听从珍妮的告诫，所以他拼命地跑到了安全地带，那么他返回丛林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有意识地自主决定的结果，他选择了信守承诺、承担责任。
因此，世俗的无意义恰恰是阿甘坚守的意义。最终他拯救了中尉的肉体和精神，改变了战友家庭的生活，又为素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灵感和精神慰藉。他改变了珍妮，使她回归平静，获得了幸福。他利用了绝对自由，选择了维护承诺，坚信会有所收获。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在自我选择的过程中选择了人的含义，即成为自在和自为存在统一的人。阿甘的选择造就了他，造就了一个行动中的自由人，使他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崇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美国诗人狄金森唱道“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它栖息在灵魂里――/唱没有歌词的歌曲――/永远，不会停息――”[5]《阿甘正传》的片头与片尾，是一片随风飘舞的羽毛，飞得忽高忽低，看似没有方向，却经过了各个地方，亲吻过大地，也遨游过天空。它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唯有阿甘将其捡拾起来。羽毛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阿甘的命运就像这片羽毛，看似飘忽毫无方向，却带给了他人希望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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