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中的抗争者
《大地》是一部以中国旧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作者赛珍珠凭借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且“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赛珍珠刻画了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形象，她们都是封建社会中深受男权压制的受害者。作者没有局限于仅仅把她们描述成受害者，而是赋予她们主体地位，在恶劣的环境中积极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空间。她们是男权社会中的抗争者，其中阿兰是作者创作最成功的女性之一。本文通过解读《大地》女主人公阿兰女性意识，研究在男权社会中的中国女性的生活状况，辩证的分析中国女性的形象和她们独特的反抗精神。
一、中国的男权统治和女性意识
所谓男权（Patriarchy），是指社会、家庭以男性的意志为主宰。男权制是指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和控制的基本和普通单位，它建立在以男性行为准则的基础之上。在男权制社会中，男性在家庭、社会中享有支配性的特权，社会习惯用男性的标准来评价女性。而女人角色，被定位在家庭中，按照男权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做一个贤妻良母，处于从属和次等的社会地位。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换言之，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在女性未建立起女性意识之前，她们习惯性地以社会赋予她的女性社会角色出现。
男权统治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作为性别制度，以伦理和法律的形式，把男尊女卑的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渗透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规范着女性的行为，沉重压迫着女性的肉体和精神。女性在男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只表达了一个性别。 男性和女性都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这样的统治秩序。女性意识也只能从男权统治的压制中艰难地萌发出来。
二、男权统治下的抗争者
作品《大地》的女主人公阿兰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底层，饱受压迫。她从小被父母卖给地主黄家做丫鬟，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后来，贫苦农民王龙花钱买了她做老婆。婚后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丈夫为中心，努力经营着这个小家庭。在她的帮助下，王龙实现了从农民到地主的蜕变。然而富裕了的王龙却招妓纳妾，把她抛弃。最终，她悲惨地死去。
在分析阿兰形象的时候，首先要分析她的生存背景，从而了解她的生存方式。阿兰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女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格上都是男性的附庸。中国传统女性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所谓“三从”即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就是“女德”“女言”“女容”“女工”。为了生存，她必须顺从于这样一个制度。她对王龙绝对服从和忠实。通过对作品作进一步地分析，读者不难发现沉默不语的阿兰并没有一味屈从于男权的宰割，她以独特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抗争。她傲视地主黄家、主动把握家庭经济命运、积极争取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虽然她反抗的声音是微弱的，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一）对封建地主黄家的抗争
阿兰打小就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旧中国农村，自古女孩子就是累赘。她从小跟着父母逃难，“在家从父”，作为女孩，她被买给地主黄家做丫鬟，使父母能有回家的盘缠。阿兰和黄家是主仆关系，这种关系中，她没有任何人格尊严可谈。在地主家，她受尽虐待，过着非人的日子。在男权制的社会中，女子没有发言权，恶劣的境遇更造就了她少言寡语的性格。她的木纳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反抗精神。她察言观色，使自己尽可能地做到少挨打、少受骂。她等待机会的到来，期待有朝一日，扬眉吐气。她渴望家庭，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嫁给王龙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地活得好一些，生个儿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便体体面面地回地主黄家，挑战了黄家的权威，也赢得做人的尊严和荣誉。在这一点上，她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她想到了，也做到了。
（二）对经济命运的抗争
建立在男权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中， 男性处于主体地位， 女性则被置于社会配角的地位。男主外，女主内，在家庭中，男性行使决策权。阿兰没有受过新思想的影响，但却表现出独立自强的主体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她从未放弃过改变命运的勇气，她努力地使这个家庭从贫困走向富裕。作为主妇，她是称职的，她的到来，使原本混乱破旧的家有了生气。她遵从丈夫的决策，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一面，关键时刻她才是全家的决策者。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而且还可以参与家庭以外的事情，甚至可以比男性做的更加出色。她苦心经营的家就是她的全部，在危难时刻，她不能等待男人的优柔寡断。她必须及时站出来，保护这个家。在闹饥荒时，是她用平静而又充满力量的声音阻止了邻居们抢夺自己家的财产。在挨饿到了死亡的边缘时，是她具有勇气去宰杀家里的公牛，解了燃眉之急。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她果断地把家里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卖掉，靠着换来的几块银元，全家才得以乘火车去南京，否则非饿死在逃荒路上不可。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来说，全家人填饱肚子、维持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在南京，王龙不愿屈尊乞讨，又是她不怕羞辱，勇敢地在街头讨钱，想尽一切办法为家人找吃的。她撕开封建男权制伪善的道德教条，默默地容忍了儿子当小偷去偷肉。在她看来，填饱肚子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当人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时，所谓的道德规范都是虚伪的。 作者赛珍珠赋予了阿兰独立的人格，抗争的精神。在对家庭贡献上，阿兰的作用，是王龙无法取代的。可以说没有阿兰，家人无法存活；没有阿兰，王龙就不可能从实现从农民到地主的转换。在决定购买黄家土地时，阿兰参与了大部分决策的过程。她坚强、果断，不服命运的安排，她才是土地的真正主宰者。小说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刻画，凸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女人并不比男人弱，她能像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做得更好。无疑，阿兰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压迫的客体。
（三）对婚姻地位的抗争
无论在东西方婚姻制度的传统中，女性一直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因为，男人不属于女人，但女人却属于男人；没有一个男人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创造女人却是为了男人。”（波伏娃，1998：113）在婚姻上，阿兰是没有选择权的，王龙是她的主人，她是王龙花钱买来的妻子。在婚姻里，她自觉自愿地以王龙为中心，心甘情愿地伺候王龙和她的公公。她只有辛勤的劳作、生产，这样，王龙买她所花的钱才没有白费。
她在婚姻中表现出极大的自觉性，那是因为她从小缺乏关爱，她渴望归宿，珍惜家庭。她觉得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了。王龙只是把她当作泄欲和延续香火的工具，从来没有公平、公正地对待她。在她生完儿子并衰老之后，王龙便抛弃了她，开始嫖妓，完全忘了是她使这个家繁荣发达的。当面对婚姻和生活中不公正的待遇时，她也没有一味容忍，而是表现出极大的女主人意识。
在封建社会男权制体系中，当丈夫招妓纳妾时，妻子不但应恪守贞操，还不得由此而顿生“妒”意；否则，就是违背“三从四德”。然而阿兰并没有完全遵守这样的规定，她用自己默默的抗争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王龙娶荷花为妾，并雇佣在黄家常刁难欺负阿兰的杜鹃来伺候荷花时，平时沉默寡言的阿兰用犀利的言语，让王龙“无力地回答”，直到他沉默不语。她“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盛怒”和王龙进行斗争，直到他“无言可答，怒火也消了，羞惭地走开”。除了言语上的抗争外，在行动上，她 “默默地按自己的主意去做。早晨，她把水烧开，端茶给老人。如果王龙不在里院，她也把茶水端给王龙。但当杜鹃来给她的女主人端水时，锅里已经没水了。不管杜鹃怎么大声地质问，阿兰一句话不答。杜鹃毫无办法，要是女主人要水，她必须亲自去烧。但是，早上煮粥的时候，是没有锅可以用来烧水的。阿兰继续不快不慢地做饭，不理杜鹃的高声喊叫”（赛珍珠，2010：122）。她告诫王龙，“要是她们来屋里动我的东西， 我变成鬼也不让她们安生。”
当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阿兰是不可能声势浩大地去反抗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模式。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她能做到的，就是用朴实的方式，默默地抗争。阿兰身上有着近代中国劳苦女性的共性。尽管她们依附于男权社会，委曲求全，同时她们积极努力地去维护女性的尊严。虽然她们的反抗是那么的无力，但我们依然看到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看到了抗争精神和主体能动性。
三、结语
在作品《大地》中，阿兰的形象是一个在男权制下受压迫、受奴役的典型农村妇女形象，她从没想过，也不可能要去推翻男权价值观。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受压迫妇女，她并不怀疑在男权思想和男女角色分配的不合理性。小说在塑造阿兰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 非常深刻地刻画了她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凭借着劳动妇女特有的勇气和才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握机遇，向男权制发出了默默的，却颇为有效的抗争。作品《大地》揭露了男权制对女性的摧残，有力抨击了当时男性主义至上的社会观念。如何与男权社会作斗争，取得女性的主体地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作者赛珍珠根据她对中国妇女的了解，在小说中，借助阿兰这一形象，有力抨击了男性主义至上的社会观念，推动了当时及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全世界的读者不仅了解了当时中国女性的生活状况，更使读者看到中国女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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