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剧中的悲剧意味
作者简介：褚萌萌，女，本科生，天津市人。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6-0-02
阿里斯托芬（约前446～前385年），是雅典公民，古希腊早期的戏剧代表作家。他有着“喜剧之父”之称，被贺拉斯称为“希腊旧喜剧时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之一”。然而，与同时期许多喜剧作家不同的是，他的目光是开阔的，他对雅典现实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他被认为是世界戏剧史上开创政治喜剧的第一人。也正是因为这种题材的独特性，他的智慧，他的讽刺，他的措辞，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和更广泛的赞美。
一、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悲剧意味
古希腊戏剧源自古希腊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民间歌舞。可以说，古希腊戏剧最初体现的就是“一种自由狂欢的精神”[1]。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谈到喜剧的特征：“戏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2] 这说明了喜剧其实是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或对滑稽性格的刻画，从而引起人对丑的、滑稽的予以嘲笑，最终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
与此相对，悲剧则是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与喜剧的描写对象是普通人乃至“较差”的人物不同，悲剧则多取材于神话、传说、民族史诗，通过他们的悲剧故事来表现激烈的感情、崇高的思想、伟大的人格、不朽的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悲剧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共同缔造的，是不断走向日神形象世界的酒神歌队。他否定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认为乐观主义因素“一度侵入悲剧，逐渐蔓延覆盖其酒神世界，必然迫使悲剧自我毁灭――于纵身跳入市民剧而丧命”[3]。然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剧的题材独特性，使得这些喜剧中的悲剧因素成为可能。
首先，从诗人本身来看，正如W. Geoffrey. Arnott所说，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都插入一些段落，集中展现当下政治、历史、信仰和艺术的真实情况，并就真实的争端向在狄俄尼索斯剧场中的观众，提出建议”；正是由于旧喜剧这种“强大的现实感”以及对于现实严肃问题“不严肃”的讨论，造就了这种悲剧意味的可能性。
其次，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喜剧令他们愉悦”，因为在喜剧中，诗人“讽刺那些被城里人视为宠儿，而被城市的农民视为怪头怪脑的家伙”。[4] 对于这些人物的讽刺能使观众获得乐趣，这必然是由某些现实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因此，综合戏剧内容和观众反应双方面进行考虑，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剧的悲剧意味又添加了一层。
二、《骑士》中的悲剧意味
公演于前424年的《骑士》，是一部直接反映雅典当时内战史实与政治斗争的喜剧。《骑士》首度公演便取得头奖，这是阿里斯托芬最得意的胜利，也是当时民众对其喜爱程度最好的证明。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谟斯新近买的奴隶帕弗拉工善于欺骗主人、压迫同伴；于是其他两个仆人，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根据神示找来一个腊肠贩，他在三次争辩后打倒了帕弗拉工、担任了统治雅典城的政治使命。诚然，《骑士》不是阿里斯托芬最为知名、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然而在其中直接、大胆地展现的政治比喻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不妨以这部喜剧为例，进一步探究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剧。以人物为分类依据，我们可以找到以下三种悲剧因素。
1、帕弗拉工：政治煽动家的性格悲剧意味
帕弗拉工无疑是当时雅典当权者克勒翁的象征。他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煽动家形象，凶恶、贪婪、空口说大话、有辩才、有手段、善于诬告同伴，欺骗德谟斯……他不止一次地在剧中滥用淫威、恐吓他人，“你倒会说话”、“我告发这家伙”，指控别人“你们非受惩罚不可”。他的个性也从其他人物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如“自从他进了家门，就叫我们这些仆人老是挨皮鞭”、“他奉承主人，摆尾巴，恭维他，用‘皮屑’来哄骗他”。[5] 这些刻画都是对克勒翁直接、鲜明的影射。
可以这么说，《骑士》的主要政治作用就在于揭露克勒翁这样的政治煽动家的本质。他本是“人民领袖”，是激进的民主派的领袖；但随着雅典政治的演变，阶级斗争的剧烈化，这些颇具野心的政客便利用战时的不安定心理，凭借他们的口才骗取人民的信仰。诗人认为，他们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人民的敌人。
“悲剧人物的行为的目的与手段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而喜剧人物却是自相矛盾的。悲剧人物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所采取的多是直接的冲突方式，其态度也是认真坚决的，并且在其超越过程中和陷入困境时，都始终能保持激烈的抗争意识和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6] 从这个意义上说，帕弗拉工这个喜剧人物具有悲剧人物的意味。诚如帕弗拉工自己在剧中所辩解的那样，他“原是为城邦的利益而偷窃啊”[7]，虽说阿里斯托芬在这里不无讽刺的意味，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有真实的成分。作为激进民主派的领袖，克勒翁发动战争、争夺霸权、压迫寡头党，都是他自认的有益于城邦的统治方式。超脱出历史的局限，抛开他本人营私舞弊、收取贿赂这一点，他与寡头党之间的争斗则更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权力的争夺。然而由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民主政治的衰落，克勒翁对于其治邦理念的坚持已是徒劳，最终只能如帕弗拉工一样被推下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2、德谟斯：人民的社会性悲剧 阿里斯托芬反对克勒翁的战争政策，反对他对人民的压迫态度。由此推测，他是重视人民，热爱人民的。然而，在《骑士》中，人民的代表德谟斯却被塑造成一个稀里糊涂、粗鲁无礼、性情急躁、难以相处、耳朵不灵的家伙；他任由一个粗俗的流氓奴隶摆布，他只有让一个同样粗俗的流氓来取代这个奴隶方能获救。
其实，这并不说明阿里斯托芬对于人民的态度是消极的。对德谟斯的塑造实质上表现了民主政治日渐衰弱下的一个社会悲剧，那就是，党派斗争激烈，政治局势不明朗，人民对于社会现实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城邦社会的未来比较迷茫。阿里斯托芬是信任人民的，这是他的理想；然而人民的现状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恰恰造成了这个社会悲剧。
在全剧的高潮、第三次争辩到来之前，德谟斯与歌队的一段对唱可以被视作是阿里斯托芬对于人民的忠诚信任热爱、对于人民的认识会变得明智的积极态度的最好证据：“你们认为我是个傻瓜，可见你们的头发地下没有头脑。我不过是有意装傻……我就抓住他，一拳头打破他的脑袋……我巧妙地捉弄他们，他们却自以为够聪明，骗得了我。他们偷窃的时候，我总是注意到他们，却假装没有看见；然后用法院里的漏票管通进他们的喉咙里，逼着他们把他们从我这里偷去的统统吐出来”。[8]
3、腊肠贩：寡头派的命运悲剧
从表面看来，腊肠贩应该是悲剧意味最少的一个角色。他以卑贱的身份、肮脏的性格一跃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而这个过程貌似顺利无比。然而，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要让腊肠贩这个不但缺乏教养而且举止异常卑鄙的人物充当剧中的“英雄”、驱动剧情的发展呢？
施特劳斯认为，“他是个小流氓，是个庸俗的家伙；他知道这点，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他知道，他正当地属于他生活于其中的贫民区，因此他尊重比他好的人。他对克勒翁也没有强烈的憎恨；他因为尊重比他好的人，才攻击克勒翁”。[9]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这样能为腊肠贩的性格正言，也绝无可能为他的身份正言。得摩斯忒涅斯从帕弗拉工屋里偷出来的神示说，历史上统治雅典的是卖碎麻、卖羊肉、卖皮革和卖腊肠的。这神示显示出雅典政治的不断堕落、统治者一个比一个卑劣；更有甚者，如同骑士们这些“一般而言上好的人”剥夺帕弗拉工的权力也需要借助一个腊肠贩的力量。由此可见，虽然本剧的重点是对于克勒翁那样的政治煽动家的批判，但阿里斯托芬对于如同腊肠贩这样的寡头政治的“帮佣”也持有消极态度。即使赢得了胜利，也没有赢得正义，这不得不说是命运的悲剧。
三、小结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阿氏的政治喜剧中，政治斗争、社会矛盾、政客言行被撕扯下原有光鲜的外衣，赤裸裸地展示给众人；然而，在政治的舞台上，“有无价值”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划分也并非泾渭分明，这也许就是造成政治喜剧中悲剧意味的终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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