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28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中西方历史上都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资源。孔子与柏拉图作为东西方两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博大的思想体系中，特别是在《论语》和《理想国》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占据了重要位置。通过对《论语》与《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中寻找东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之比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作为政治上层建筑要素，反映了社会现状，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需要。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联系的，是服务于他们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柏拉图生活的雅典城邦时期同样处于混乱不堪的政局，他们都生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恢复到以前和谐美满的状态或者理想城邦的状态。因而，他们在年轻时都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最终都抑郁不得志而著书立说。相似的社会现状和人生经历，使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目的上趋于一致，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德治国家。
《论语》和《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本质属于美德政治学，因而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必然指向建构一个美德政治的国家。孔子和柏拉图都将“德”、“善”作为政治的终极目标，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和主要的手段，也作为培养、选拔治理者的根本标准和基本要求。同时，他们又囿于阶级的局限性，将这种美好的政治制度建构在了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上。具体来说，《论语》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德治理念，认为治理国家要实行仁政德治。对此孔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方面阐述了德的核心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1；另一方面，从不同治理方式结果的对比来证明德治的必要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2。孔子所认为的这种德治，必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43的等级有序的各安其道的社会。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因为“对于优秀的人，把那么多法律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2]141。柏拉图相信有天生的鞋匠和天生的统治者，因而依人的“天赋”差别，将“理想国”的公民分成了三个等级：治国者、护卫者和劳动者，只有三个等级的人各负其责，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国家才能成为“正义”之邦。
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针对被教育者的思想建构活动，确立理想的社会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体系和社会秩序，因此，从《论语》与《理想国》中教育思想本身来看，两者教育思想在实质上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其教育目标都指向执政。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政治、道德和教育是相互依存的，无论建立的是大同社会还是理想国，这样的国家统治者都是圣人或者哲学王，而培养圣人或者哲学王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因此，《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1]227，《理想国》则指出当政者只需要做好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2]138，明确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因而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但是，由于对国家结构的认识差异，导致了《论语》与《理想国》对德治国家建构方式的理解是不同的。孔子以西周为现实样本，将理想国家理解为以氏族为基础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因而，造成了《论语》中的德治国家必然以血缘关系的家庭为基础，表现的是“家-国-天下”的思维逻辑，构建的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德治国家，要求统治者先修身，再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而柏拉图则是以雅典城邦为现实样本，将国家理解为一个公共的组织结构，各个部分都依赖于和服务于公共的利益，《理想国》认为国家的正义具有优先地位，是以国家正义、国家道德为出发点，进而推演公民个体道德，因而建构的是一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国。所以，尽管《论语》与《理想国》两者的政治目标相同，但其内部建构逻辑却是截然相反的。这种内部建构方式的差异，使孔子与柏拉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出现了诸多差异。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比较
基于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基于对“美德”的共同追求，孔子和柏拉图这两位东西方的思想巨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有着共同之处。首先，倡导和谐是《论语》与《理想国》在教育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庸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礼之用，和为贵”[1]8，“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1]72，认为无过、无不及的恰当状态是最好的，而过和不及都是不可取的，如孔子在评价仲由时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48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亦是如此，他认为音乐和体育两种教育技术“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2]123，而“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2]169，并且理性的有秩序的活动要求任何人都必须专注做自己职业规定的事情，而拒绝“模仿”他人，从而使国家达到和谐稳定。其次，《论语》与《理想国》都将德育作为首要和核心内容。孔子和柏拉图都将道德教育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论语》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道德教育的著作，其论述了个人如何修养道德，统治者如何修养道德才能成为圣人，统治者如何教化民众才能成为礼制国家等。《理想国》赋予当政者教育的责任后，进一步认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将道德知识作为教育的主要的和关键的内容，并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2]260，凸显了道德教育在其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根本地位。 尽管《论语》与《理想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有着上述共同点，但是由于孔子和柏拉图对德治国家建构的逻辑不同，以及他们政治实践经验的不同，两者之间在内容上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教材上，《论语》提倡以六经六艺为主要教材，其中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本教材，并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辅助内容，而仁是其核心内容，圣贤是《论语》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理想国》经过苏格拉底的辩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必须是经过严格审查的音乐文艺作品，以及体育锻炼、数学、哲学等内容，其中辩证法是最高境界，哲学王是其终极目标。其次，在教育对象上，《论语》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204，主张有教无类，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而《理想国》则认为人天生就有差别，主张在城邦内对不同阶层的人实施不同的教育，劳动者阶层只接受普通教育，护卫者阶层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只有哲学王才能继续接受辩证法的教育，因而是一个按照人的等级不同实施内容不同的教育的体系。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都曾经心怀壮志，试图游说当政者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如孔子周游列国来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柏拉图游历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等，因此，他们在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内容的同时，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论语》与《理想国》都根据其目标和内容针对性地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其中不乏共同之处。首先，《论语》与《理想国》都以培养兴趣为出发点。《论语》一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1，首先就表明了对学习要持高兴的态度，进而又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68，进一步阐明了兴趣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培养兴趣开始。同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我们先用故事教育孩子们”，因为“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熏陶”[2]71。所以，“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2]73，从而把公民培养成为“天性爱学习和爱智慧的人”[2]69。其次，《论语》与《理想国》都强调知行并举。《论语》特别重视知行的一致性，指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44，而君子则“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18。《理想国》则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2]70，并且各阶层的人只能“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2]98，从而使知和行紧密结合起来。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差异方面，《论语》注重启发式教育，讲究因材施教，根据颜回、子贡、子路等学生的优缺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育方式上，由内及外，提倡内省的方式，“吾日三省吾身”[1]3，“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43，以达到更高的道德修养；在表现形式上，主要通过“礼”来实现受教育者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的统一，做任何事情都要“立於礼”[1]9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则更多的是由外及内的方法，重视教师的点悟、启发和诱导作用，特别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问答式的教育方法，由外及内的激发被教育者“反思”和“沉思”。柏拉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思想的最早阐发者和提倡者，他在《理想国》中强调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提出净化教育环境的主张，甚至要求对《荷马史诗》等文本中不当的内容进行删减，这方面与《论语》有极大的不同，孔子在《论语》中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1]8，对古典文献抱着敬畏的态度；同时，柏拉图主张，在教育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筛选优秀的儿童，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为男女提供相同内容的教育，并随着学习者年龄的增长和所处阶层进行游戏教育、文法教育、音乐教育、体育教育、军事教育和哲学教育，最终通过社会实践教育来培养和遴选出最高统治者，从而塑造各负其责的社会分工体系。
四、《论语》与《理想国》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启示
列宁指出：“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3]这为我们考察《论语》与《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提供了指导。
《论语》与《理想国》是东西方最早阐述教育，也是对东西方教育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不管两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有怎样的共同之处，抑或有着怎样的差异，这两部著作中的教育思想都是在对当时社会反思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对当时政治状况的反思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独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其目标都是为了构建一个令人向往的大同社会或理想城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之上，如前文所述，《论语》与《理想国》的教育思想实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都将教育作为救世治国的一剂良方，如孔子在《论语》中提倡德教和礼教的社会治理方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教育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执政者的头等大事。因此，从教育思想的起源来说，教育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教育本质上是为构建一个善的政治制度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基本的实践行为，《论语》与《理想国》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最初的思想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为反驳国内外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的质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论语》与《理想国》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很多学者在研究孔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时对此已经进行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其中有两点启示值得我们深思。一是《论语》与《理想国》对思想政治教育之重视值得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深思。《论语》与《理想国》都注意到了教育不同于政治和法律的独特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方式，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亦是如此，这对于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轻视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化等现象具有警醒作用。二是《论语》与《理想国》将道德作为约束个人、治理国家首要的和主要的方式，值得我们反思。显然，历史经验证明，道德的软约束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过于抬高道德的社会作用在政治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而，封建社会的中国统治者最终无不采取了“外儒内法”的治理方式，而柏拉图在晚年的《法律篇》中也最终将法律置于道德之上。所以，对于当代社会治理来说，必须法治与德治并用，要将法治的理念融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特别是对于有着儒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更要强化法治的根本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