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及化解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2-0047-04
20世纪以来，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日趋成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信任危机，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信任危机的发生及扩展与社会资本存量减少密切相关。培育社会资本，重构社会信任机制将是化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一条有效出路。
一、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社会资本塑造了一个社会交往质量和数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它不仅仅是支撑一个社会制度的加总，更是把它们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是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
从国内外研究社会资本的文献来看，学者大都认为汉尼芬（Hanifan）是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这一名称的。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一文和1920年发表的《社群的中心》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来阐述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但此时的社会资本概念还比较模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甚清楚。直至1961年雅各布斯（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才提出了具有现在意义的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
自雅各布斯提出社会资本的“网络”意义之后，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一步阐发。布尔迪厄（Bourdieu）在其《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科尔曼（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有信任、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及社会组织[1]380；福山（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确保收益的能力，或建立在广泛信任基础上的力量[2]34；帕特南（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调整人们行为以及促成合作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各种特征，如网络、规范及社会信用[3]152。
从上述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来看，社会资本主要涉及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参与和规范等概念。而目前理论界比较认同的一个界定也是将社会资本概括为“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而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帕特南和武考克（Woolcock）对社会资本也强调了社会（关系）网络的界定方法[4]。
（二）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
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提供了社会资本得以伸展的土壤。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5]。布尔迪厄则始终将网络关系视为一种资源，每一个被联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中受益[6]。不管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还是内容，社会网络的存在确实把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网络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扩展了社会成员活动的范围，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对社会来说也具有粘合剂的作用。正如科尔曼所言：社会网络存在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存在强化了作为网络内部个体的联系和依存程度，从而为有效规范创造了前提条件[1]396。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岳琳琳，等：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及化解对策相较于社会网络地位的不确定性而言，社会规范则是社会资本确定无疑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主要是指社会行为规范，其实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反映，一般包括宗教、风俗、道德、法律和制度等。埃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指出：“当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以后，会形成许多共同的互惠规范和模式，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利用这一资本，他们能够建立起制度来，以解决公共资源使用中出现的困境。”[2]198因为，社会规范的存在使得人们对他人的行为能够形成正确的预期，使社会秩序有可能实现，是确保整个社会网络的资源得以有效运行的保证。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评价指标，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网络、规范和信任相互影响，彼此推进，三者作用的结果即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增加或减少。
二、社会信任危机敲响时代警钟
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与在这种关系中的心理预期，它来自我们将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的信念。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并不是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网络是规范和信任施展的舞台，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的存在又促进了社会网络的扩展；而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则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基础，社会信任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社会信任危机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社会成员在个体交往、团体活动及社会公共生活方面因缺乏共同的信任基础而产生怀疑与不放心的体验。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可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加以探究。
（一）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表现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当下社会日益凸显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府、企业等组织中。 个体层面的信任危机主要通过人际交往双方的态度与行为来体现，而人际关系是测试个体层面信任危机的最好试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导致传统的熟人社会、单位社会逐渐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利益关系，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据《京江晚报》报道，首都经贸大学等3所高校联合发布了“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层面来体察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信任度。就目前热议的“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问题，高达874%的民众认为不能扶老人的原因是怕惹祸上身，社会信任危机的严重性可见一斑[7]。
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由于非政府组织的负面新闻频频传出，公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构建显得异常困难。郭美美等事件的持续发酵，使中国慈善机构陷入了信任危机。而对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各种营利组织而言，公民的信任更是难以培育。毒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不断冲击着公民对营利组织的信任底线。
政治生活层面的信任亦因部分官员的腐败、权力运用的随意性等受到严重破坏。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表现在对政府工作人员品德、能力的怀疑，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抵触，对一些制度与政策的不满等。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治理水平，危及社会和谐。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危机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摧毁了社会成员几千年以来依靠血缘和亲情维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而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当前中国处于有效社会资本不足的状态，缺乏社会网络的联系及有效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同属于社会资本范畴的网络、规范和信任，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不强，必然影响社会信任的培育，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发生。
从社会网络来看，社会网络的不足导致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不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较少，难以培育起社会的普遍信任。帕特南把公民自发参与形成的社会联合体看作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认为在联合体中，公民可以建立起紧密的互动关系，可以通过联合体的形式完成各种集体行动，公民之间的信任就是在这种联合体中逐渐培养起来的[3]197。然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旧的熟人社会的网络被打破，而新的适应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生人社会”的网络尚未形成，公民参与找不到可以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单位制的取消，让公民成为一个个社会中游离的分子，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缓慢，社区建设滞后，使得社会中游离的分子难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形成新的分子链。而单个的公民的独立存在势必分散公民整体的力量，公民难以形成聚合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不公平。
另外，社会规范的缺失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社会信任危机的爆发。社会规范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不合作及对一些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这些现象无疑会加剧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提高社会信任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社会形成的道德、自律规范这种“软约束”的社会资本不断地受到冲击。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加快，交往方式的多样化迫切需要更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信用”。信用是人们之间客观的交往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有效和高效的交易而建立的一种正式制度。它不取决于个别人的善意或恶意，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而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这种规范，尚未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水平，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三、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化解对策
（一）发展社会组织，拓展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就像人的经络一样，虽然看不见但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个体都需要嵌入在一个由社会许多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的发展，有助于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程度越高，彼此之间交往的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人际信任。
提升社会资本、化解社会信任危机首先需要拓展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会网络的建设需要依托一定的组织基础，社会组织、社区等可以成为社会网络的发生器。人不能长期游离于社会、游离于组织之外，每个人都需要有归属感。从个体间的关系网络来看，互动越频繁，信任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存量就会越加丰富。社会组织，无疑可以使其成员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信任度的提高，化解社会信任危机。所以，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拓展社会网络的主要途径，也是化解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方式。
社会组织是公民自愿结成的组织，这种组织本身的生成就有利于打破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熟人关系”，使组织成员能够在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的引导下与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打交道，并合作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组织成员通过在组织内部的交往和互动，通过共同参加组织的各种活动，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提升。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数量、类型少，参与程度低，发展的制度空间有待扩展，难以满足公民不断提高的参与需要。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加快制度创新，积极鼓励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建立，以拓展公民参与网络，提升社会信任水平。
（二）建立社会信用，构筑社会规范
社会信用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社会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是兑现承诺、合同、契约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交换价值的手段，也是培育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现阶段，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尤其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商业信用、政府信用及公民个人信用，构筑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规范。
政府信用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具有主导作用。提升政府信用首先要提升政府官员的个人信用，加强政府官员施政的信用意识和信用理念，完善各种责任制度，并积极探索将公民评价、官员信用评价纳入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中；其次要注重提升政府组织的信用，加强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对公民的上访等各种表达不满的行为和意见及时处理，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承诺，维护政府诚信、公正、廉洁的社会形象，不断提升政府组织的公信力。 提高商业信用是目前缓解社会信任危机的重中之重。首先，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严惩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其次，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法治”与“规范”有紧密的联系，法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基础、最根本的工具。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规范商业行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民个人信用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人是社会的主体，各种社会行为归根到底是由单个人的行为构成的，个人信用的高低直接关系整个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个人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和基础。要通过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规范个人信用行为，严厉惩治各种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行为，并加强道德风尚建设。只有法治和德治并举、惩罚和教育同行，才能逐渐提高个人的信用水平。
（三）倡导普遍信任，提升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本身包涵着社会信任关系，要化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需要培育一种能够适应“生人社会”的社会信任关系，亦即社会资本所代表的这种信任关系要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打破熟人关系，逐渐扩展到血缘、亲缘之外的相互关系，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信任的建立能够促进社会整体信任的形成，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从而化解社会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信任水平高低的关键，中国社会信任危机之所以产生，就在于这种普遍信任尚未形成。
网络、规范和信任都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无论是拓展社会网络，构筑社会规范，还是提倡普遍信任，都是为了提升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化解社会信任危机。当然，社会资本对社会发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以人情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可能形成裙带关系，进而发展成为潜规则，但不能否认，社会资本确实具有非常强大的正面功能。对这一点，不论是布尔迪厄、科尔曼，还是帕特南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给予了证明。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企业发展、劳动力流动以及人的发展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相信，在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化解社会危机方面，社会资本将会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
当下，社会道德责任、道德风气的恶化，并不是人们缺少道德观念，而是缺少一种积极行动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来自社会信任的力量。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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