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出路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09-02
政治统治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该统治的认同。从古至今政治认同一直是执政者孜孜以求的，它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资源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对内进行深度社会变革，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加快经济和政治建设脚步。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的内容与逻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认同”在西文中为“identity”，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认同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一个心理过程。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1]简言之，认同即发自内心的赞同或认可，并会带来行动上的一致。“政治认同”则可被解释为对政治体系的依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对政治认同内涵做出如下界定：“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2] 简言之，政治认同即指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心理上对该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
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公民，政治认同的客体是整个政治共同体，包括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党认同、体制认同、价值认同、政策认同等。罗尔斯提出了政治认同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公共认同或制度认同，另一种是非制度认同或道德认同。方旭光论述了政治认同的维度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政治价值的认同（理想、信仰、主张）；政治客体的认同（国家、政党、政府等），政治工具的认同（法律、政策等）；政治效能的认同（公平、效率等），其中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是基础性认同，政治认同的核心是执政党认同[3]。全球化浪潮侵蚀了国家的主权、模糊了国家间的边界，对基础性认同即国家认同造成了威胁，而转型时期国内的变革和矛盾则对政府认同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一、中国政治认同面临的问题
（一）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伴随全球化进程，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的主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经济上，国家制定政策等管理经济活动与行为的能力受到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制约。政治上，国家的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国际社会强行干预的危机。文化上，各国的文化、伦理、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处于互动之中，文化主权受到来自各个方的制约与影响。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国家主权被侵蚀意味着认同客体和认同框架的改变。因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是政治认同发生流失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转型期对政府认同的挑战
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渐进性和整体性。景天魁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是事实性规定。社会转型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强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是实质性的规定。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这是结构性层次性的规定。”[4]转型时期对政治认同的挑战分为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
第一，制度认同层面。一种制度能够得以延续，取决于公民对制度的认同程度。制度上的认同使人们认真对待制度，形成对制度的应尽义务、忠诚和信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都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就政治制度而言，人大制度尚未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职能，行政系统的权力不断扩张，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导致民众对政府权威认同的流失。就经济制度而言，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虽然飞速发展但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差距。“行业、城乡、权力之间的分配差距使分配制度的积极作用丧失，而且还会因为差距的马太效应使贫困者、后富者的致富努力和热情受到严重挫折。一些人的失望、沮丧情绪由此产生，不满乃至对立情绪滋长，相对剥夺感增强，社会挫折感日深，从而使经济增长动力递减直至停滞”[5]。民众逐渐对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产生不满。就制度的执行力而言，美国政治学家F?J?古德诺指出：“一种行为准则，即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如果得不到执行，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6]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尽管出台了许多有效的制度、规章但在地方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一旦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便无法有效的执行。以地方、部门为主导的制度和政策执行过程使权力和利益地方化、部门化，地方和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导致了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扭曲。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各项规章、制度和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效率也很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到毫无意义的利益争夺、扯皮和推诿之中。与此相联系，也可能使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倾斜，导致地方和部门利益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认同。
第二， 价值认同层面。兰久富概括了转型时期特征：“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权力的转移、价值评价多元化和社会方向的转变。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利益分化的进程，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的转变，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的转变。社会结构转变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在政治关系上，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阶层，政治要求多样化。在社会价值关系上，社会信仰多元化，生活价值冲突普遍化”[5]。由于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世俗化，从而动摇了对原有价值体系的认同。 二、寻求政治认同的资源
一个国家建立政治认同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通过强制灌输乃至制度压力获得政治认同，即政治认同形成的制度方式；另一种通过文化的影响而形成政治认同。制度是确保政治认同的外在保障，文化是政治认同内在的心理机制。
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建立一种政治认同首先依赖于发展统一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在重塑政治文化过程中，一方面应当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和有利成分；另一方面，也应当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提取独特的有效资源。这种有效资源首先由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进行了阐释，“那些根据传统、惯例、民族的历史经验而在民众和社会成员中自然形成的规定，往往通过历史的经验和社会化而潜含于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和深层意识中。由于人们在遵循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的过程中，就会自然形成一种社会生活的有序状态，对变迁社会的分化和世俗化过程进行制约，不至于因政治文化急剧变迁而引发社会的脱序和失范”[7]。加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一个真正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应该既有连续性又有发展的眼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纲领的同时则需要不断调整其“保护带”，汲取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资源以满足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第二，完善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协调经济发展。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当它们使每个人，特别是使最少得益的人的利益得到补偿才是正义的。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贫富差距日益突出，这就需要政府大力加强制度的公正性建设，确保民众对制度的认同感。
第三，培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完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使公民能够充分地行使政治参与权，并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获得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民主政治在应对政治认同挑战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完善民主政治，首先，需要确保政府的公开性，提高权力的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使决策过程在公民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公民才会与政府拉近心理距离，增进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度。其次，培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应厘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培育其公共责任感并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大力扶植民间组织、第三部门、中介组织的发展。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言“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8]。从积极意义上，市民社会培育了多元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表达他们的利益，为公民提供了多元化的参政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