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台湾人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2016306
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24年6月，孙中山在开学演说中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1]47黄埔军校的创办，体现国共两党在军事方面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共开办6期，黄埔军校的台湾青年与祖国同胞共御外侮，为台湾光复和祖国统一而竭力虔心。关于这一选题的研究，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仅见台湾学者林德政先生的论文《黄埔军校的台籍学生》，大陆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林德政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黄埔时期及创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由于史料的局限，林先生对于台湾黄埔生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大陆的革命和抗日战争关注不多。笔者尝试对这个特殊群体在大革命时期至抗战时期的抗日革命活动进行考察，凸显中共政治革命理念对其政治道路选择的影响，透过台湾“黄埔人”的抗日经历，彰显台湾和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一、进入黄埔军校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考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的台湾学生之确切数目成为一道难题。当时部分台湾青年以福建、广东等省籍身份报考黄埔军校，为考证带来较大困难。由于战乱而中途离校，或其他原因而未被军校载入名册者亦存焉。据统计，1925年1月入学的第三期学员中，台湾学生人数为15人[2]，但据现有史料能查实姓名者仅3 人。林德政先生的《黄埔军校的台籍学生》梳理了第二至第六期的17名台湾黄埔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所列19名台湾“黄埔人”（表1），仅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进入黄埔军校的台湾青年之“冰山一角”，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台湾“黄埔人”浮出水面。需要说明的是，黄埔第六期于1926年10月开学，其中两名台湾学生李祝三和李中辉属第一总队，于1928年4月在南京入学，虽然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破裂，但为使黄埔第六期的研究更加完整，本文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黄埔第二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李友邦，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4月与台北师范学校同学林木顺（台共创始人）等人，袭击台北新起街派出所，被学校开除，并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遂与林木顺等人赴祖国，在途中结识谢雪红（台共创始人，台盟创始人）。他们抵沪后，根据谢雪红等人的建议，李友邦南下广州[3]151。据1945年李友邦所填《陆海空军官佐履历表》：“民国十三年六月进广东警卫军讲武堂肄业，同年十一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肄业，年底离校”[4]218。在中国国民党和黄埔军校领导人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于1924年在广州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5]306，开展抗日运动。
黄埔第三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林文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前后赴祖国，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6]105，毕业后留校任第四期队职官[7]73，参加北伐战争[6]105，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共，活动能力较强[8]。黄济英，以福建南安籍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入步兵队，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省台北市入船町三丁目百三十番地[9]171。陈绍馥，曾先后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旅沪台湾同乡会[10]89，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2]167。
黄埔第四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张克敏，号炳煌，曾就读于厦门中华中学[11]，以台湾籍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入步兵科第二团，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大甲郡外埔庄[9]204。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共[8]，参加北伐战争[11]。廖武郎，以台湾籍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入步兵科第一团，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新竹州苗栗街廖木郎交[9]187。“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步兵营政治指导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12]265。林梦飞，1914年赴祖国大陆，1923年考入厦门中华中学[13]60。1926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随部参加北伐战争，曾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步兵连指导员，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总队工科中队第二区队区队长[12]237。
黄埔第六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杨春锦，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加入中共，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后，离开广州赴武汉[5]329。陈辰同，曾就读于厦门英华书院，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加入中共，1927年4月以后赴武汉[8]。郭御屏，曾在厦门读中学，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4月以后赴武汉，与中共台籍党员王万德（老台共）秘密联络[8]。李祝三，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台北鹭洲中路7号[14]。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5]275。李中辉，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学籍注册地址为泉州城内府学埔李文节公祠内李育图[14]。黄埔教官陈岚峰，1919年赴祖国，先后入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暨南大学学习。1926年7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祖国任黄埔军校少校教官。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6]。
20世纪20年代，赴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人数激增，祖国情怀是吸引他们到大陆的重要原因[10]232。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台湾青年为学习军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从事台湾革命运动，而报考黄埔军校[2]146。根据笔者所查的资料看，选择国、共两党政治身份的台湾“黄埔人”基本相当，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背景不无关联。
二、创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黄埔军校学生创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活动，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活动，其抗日革命理念，不仅吸引许多在粤的台湾青年，还透过岛内的抗日组织动员台湾青年赴广州参加抗日革命活动，对台湾同胞的抗日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从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到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1926年12月19日，台湾青年在中山大学集会，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张深切、林文腾、李友邦三人当选为筹备会委员[2]151。三位发起人中，李友邦和林文腾两人是黄埔生，可见黄埔生对创建该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1926年12月底，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在中山大学召开，黄埔三期生林文腾阐明组织经过，并与洪绍潭、张月澄、郭德金、张深切等人一起当选为委员[10]159。组织成员主要是由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台湾学生组成，其政治主张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支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支持祖国革命。据该组织领导人张深切回忆，“为建立台湾的抗日革命，为协助中国的北伐革命，我们几乎天天开会讨论方策”[17]217，足见台湾青年对祖国和台湾革命的激情。
为使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的革命意识更加明确，广泛吸收学生以外的人士参加，而促成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创立，黄埔三期生林文腾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1927年3月13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学生联合会例会中，林文腾提出为凸显该团体的革命性质，应重新筹划组织一个新的团体，会议通过林文腾的提议，将新团体的名称定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1927年3月27日，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林文腾、李友邦、陈辰同、杨春锦、陈旺枞、林万振等黄埔生参加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成立会[10]160。该组织与岛内的非武装抗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联络密切，透过文协动员台湾青年赴广州参加抗日运动。比如台湾农民运动领导人赵港的侄子赵清云，即通过这种途径于1927年5月加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18]517。
（二）黄埔军校与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黄埔军校支持台湾青年组建抗日团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主任等出席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会[10]159。毕业于黄埔三期的林文腾，时任黄埔教官，是这个台湾人抗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资源，联络黄埔教官指导组织成员的抗日活动[6]106。
黄埔军校为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举办关于台湾革命的专题演讲，向台湾青年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理念。1927年2月5日，在黄埔军校的安排下，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向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的青年们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戴季陶阐释孙中山对台湾革命运动的主张：鼓励台湾“自治”，“希望把它作为中国达成完全独立的一种方法”[10]174。孙中山将台湾革命成功视为中国完全独立的一个部分，使台湾青年产生共鸣，他们在随后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游行中，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名义发出传单《敬告中国同胞书》，指出“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10]162，呼吁祖国大陆同胞援助台湾革命，并将《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稿发表于《台湾先锋》创刊号，该刊物透过秘密渠道传播到岛内台湾青年和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中，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激励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志。
1927年2月15日，由张月澄带队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赴黄埔军校参观，军校浓厚的革命氛围使台湾青年们深受鼓舞。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台湾青年的这次参观学习，不仅赠送台湾青年印有“联合组织、奋斗前进”的绸幛匾，还于次日在军校刊物《黄埔日刊》上，以《台湾学生联合会来校参观》为题详细报道[19]。
黄埔军校教官支持台湾青年创办刊物《台湾先锋》。1927年4月1日，由林文腾负责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机关刊物《台湾先锋》创刊。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为《台湾先锋》题字，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及黄埔军校教官林文腾、施存统（中共早期领导人）、安体诚（中共党员）、韩麟符（中共党员）、任卓宣（中共党员）、陈日新等为创刊号撰文[10]168-169，支持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革命运动。《台湾先锋》所提出的“农工阶级是革命的急先锋”[10]171“向国民政府请愿收复台湾”“台湾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10]182等口号，表达了对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之台湾的政治革命主张。林文腾在《台湾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台湾农工商学联合起来！》，流露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带有中共的革命思想色彩。
（三）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被日本殖民当局破坏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于1927年7月24日逮捕该组织领导人张月澄，随后于8月6日开始实施对该抗日组织的全面检举，被捕者23人。此次大逮捕事件，被称为“广东事件”。据日警档案记载，最终被判定有罪者11人，其中包括林文腾、林万振、温而励等黄埔生[10]183-186。“广东事件”使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解体，被遣返回台者与台共秘密联络，成为台共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3]290。黄埔六期生林万振和郭德金刑满获释后，参加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组织的台湾战线社工作[20]77。
三、追随中共革命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在大革命时期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翁泽生、谢雪红等台湾革命家，就是在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他们日后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上海创建台湾共产党这面抗日红旗。中共早期领导人施存统等，透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刊物《台湾先锋》公开支持台湾抗日运动。台湾黄埔生在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十分活跃，这个组织“存在共产主义者的派别”[18]517。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该组织被广东当局认定为左倾团体而予取缔[10]163。
（一）黄埔军校的中共台籍党员
黄埔三期生林文腾，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后赴武汉继续党的活动，后经上海到厦门，从事中共革命活动[8]。台湾光复后，与在台湾从事地下活动的老台共谢雪红联络密切[21]556。
黄埔四期生张克敏，1927年在武汉、上海、厦门等地参加地下活动[8]。1928年在台湾参加农民运动，结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支持谢雪红创办国际书局[3]295。后赴大陆，在漳州从事地下活动。1929年10月，与中共台籍党员蔡孝乾等开展营救中共台籍党员蒋文来的革命活动。1930年2月，与蔡孝乾等人组织“游艺大会”，该活动与翁泽生领导的上海台湾青年团密切相关，“其直接的动机是为了与岛内的农民组合一起救援被检举的人”[10]354。 黄埔六期生杨春锦，随兄杨春松（中共党员、台湾农民运动领导人）于1926年夏赴大陆。1927年7月，杨春松返台从事革命运动之前，曾赴武汉与杨春锦联系[8]。1927年12月，杨春锦参加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在海丰战役中牺牲[5]329。
黄埔六期生陈辰同，与杨春锦一参加广州起义和海丰战役，后经厦门返回台湾[8]。1928年6月，与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遣返回台的谢雪红联络，相互公开政治身份，沟通各自掌握的中共和台共的相关情况，并商议在闽南活动的中共台籍党员返台从事台湾革命运动事宜[3]284。后赴厦门，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永春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在漳州领导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活动被捕牺牲[22]157。
黄埔六期生林树勋，1927年11月受中共闽南临委派遣，与张克敏共赴惠安，开展农运和武装斗争工作。1928年2月，中共惠安特支书记王德彰与张克敏、林树勋等4人被捕，惠安特支遭破坏[23]110。1930年6月，林树勋以厦门中华中学代表身份，参加重建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开展抗日革命活动，该组织的活动得到中共台籍党员翁泽生、林木顺、潘钦信的指导[24]359-361。
（二）思想倾共的台湾黄埔生
黄埔二期生李友邦，深得孙中山和廖仲恺器重，曾主持国民党两广省工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吸收中共台籍党员林文腾、谢文达、杨春松、陈辰同等人为委员，激励台胞抗日斗志，动员台胞参加祖国革命[5]328。1929年6月，李友邦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台籍党员翁泽生组织的“六?一七”反日斗争活动[24]298。1930年，李友邦任共青团杭州市委委员[25]207，在杭州艺专秘密组织共青团支部，开展抗日反蒋活动。由于李友邦的地下活动频繁，被国民党情治机构察觉而被捕。抗战爆发后，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得到中共的指导和帮助。1939年3月，一直关注台湾义勇队的周恩来到浙江金华时，曾对李友邦的工作作重要指示[26]。台湾光复后，李友邦返台，与老台共谢雪红联络，并让具有中共身份的妻子严秀峰与谢雪红接触。随后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向谢雪红证实李友邦的倾共政治背景[20]242。1952年，李友邦因“通共”被捕。据台湾的李友邦审讯笔录，临刑前李友邦十分坚定，身中三枪壮烈牺牲[27]。
黄埔四期生林梦飞，与黄埔军校左派人士来往，具有倾共思想[28]104。1927年，与中共台籍党员林树勋、张克敏等人在上海参加地下活动，后在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台湾同乡潘钦信的安排下，开展同安洪厝村的农运工作。利用特殊关系，营救被捕的中共人士。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入厦，是厦门有名的起义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大陆的建设，致力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13]61-67。
参加中共组织的台湾黄埔生，主要在台胞较集中的福建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团结在闽的台湾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与台湾岛内的抗日组织联络密切。具有倾共思想的李友邦和林梦飞，对中共的革命活动给予重要帮助。中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对台湾黄埔生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参加抗日战争
黄埔二期生李友邦在中共的帮助和国民党的支持下，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得到爱国台胞的积极响应。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中共党员张一之任队秘书[26]，并成立台湾少年团。1939年10月，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李友邦任少将队长[5]306，后升任中将总队长。台湾义勇总队下设四个支队，分别活跃于前线、后方、敌区（敌伪工作）、沦陷区（台湾）四大作战区域[29]，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黄埔六期生李祝三、四期生张克敏先后担任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15]258、370，黄埔六期生林树勋和李中辉亦参加了台湾义勇队[15]271、371，台湾黄埔生成为这支台胞抗日队伍的核心力量。1940年3月，李友邦赴战时首都重庆，与中共台籍党员谢南光等人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形成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李友邦与谢南光、张邦杰三人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l944年4月，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李友邦担任委员，参与制定光复台湾的计划。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克敏赴台湾，在台北升起象征收复台湾的国旗[30]65。
黄埔教官陈岚峰在抗日战场上骁勇善战，立下战功。1936年，陈岚峰奉命北上，率军在内蒙防守边塞重镇，与入侵的日军交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陈岚峰任八十九师少将旅长，转战南北，参加数十次会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奉命率部接收徐州，并协助处理受降工作[16]143。黄埔三期生、黄埔教官林文腾参加抗日战争，担任蒋介石的日语翻译[21]555。黄埔四期生、黄埔教官林梦飞在福建参加抗日战斗[13]62。
李友邦等台湾“黄埔人”投身于祖国抗战，他们认为祖国抗战与台湾革命密切相联，只有祖国抗战胜利，台湾才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台湾“黄埔人”与祖国同胞共御外侮的抗日历史，彰显台湾和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五、结论
台湾“黄埔人”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成为两次国共合作重要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们追随孙中山革命思想，秉承“黄埔精神”，肩负“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历史使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二期生李友邦追随孙中山，奉命北上，黄埔教官陈岚峰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谋身份在北伐战场崭露锋芒，黄埔生林文腾、张克敏、廖武郎、林梦飞等人随部参加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友邦等黄埔生带领台湾义勇队奋战在东南抗日前线，陈岚峰、林文腾和林梦飞等人转战于祖国抗日战场。他们深知“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必先致力于中国革命的成功”[31]5，在台湾光复和祖国统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和黄埔军校就重视台湾黄埔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给予有效帮挈。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领导人孙中山和廖仲恺对李友邦十分器重[32]，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为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返归祖国[33]竭尽全力。国民党两广省工委设立台湾区工委，由李友邦负责，林文腾、杨春锦、陈辰同等黄埔生任委员，带领台湾青年开展抗日运动，并动员他们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5]328。国共两党和黄埔军校对台湾黄埔生创建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其政治革命理念对该组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34]。黄埔军校的台湾人是传承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中华文化沐浴下成长起来的台湾精英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呼吁祖国同胞援助台湾抗日运动，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他们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台胞未忘祖国”[31]3，“为了祖国，为了台湾，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继续地战斗下去”[31]1，对海峡两岸同胞颇具感召力和影响。研究这个群体，使我们对和平发展、民族振兴、祖国统一产生强烈的渴望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