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主的认知视角及其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048―07
民主的核心价值虽然具有共性，但其内涵毫无疑问是具体的。对中国民主内涵的认识也应这样。既要看到人类民主成果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影响，也要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其本质含义。
一、民主是由现实决定的
人们从不同的分析进路给民主下过不同的定义。这分别是：两个层面的民主――价值民主和工具民主；两种方式的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个领域的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两种形态的民主――国家制度的民主和决策机制的民主。
不同的分析进路反映了人们对民主的不同感知和体认。但是，要真正认识民主，唯一的理性思路在于把握其本质。这是探讨民主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是民主的本质呢？一般而言，无论从何种视角来定义民主，它们都是在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行使方式。前者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是权力的拥有者，谁可以作主；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权力的拥有者如何行使国家权力。
就权力的来源而言，它是要揭示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而不是归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所有。这也是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说过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1]130。事实确实如此。假如权力的本源不在于人民，不归人民所有，那么，人民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来关注权力如何行使，也没有底气、没有资格要求权力的行使者来实现保障其权利，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民主问题的产生。所以，早在19世纪，卢梭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主权，将权力的来源归于人民。此后，诸多政治学家，如乔治?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抱持权力源于人民的思想，认为人民是一个国家所有权力的来源。
权力来源追寻的是“源”，是第一位的。思想家们重视“源”的探讨，关注的是权力从哪里导出问题。权力导出后还有一个流向的问题，这就是权力的行使方式。因此也就出现民主问题上有关权力的“源”和“流” 的讨论。“源”是本质，蕴含于民主的深层，“流”是外显，更为直观。之所以要谈权力行使方式，是因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结构异常复杂，政治参与的要求日益精致，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发展又极不平衡的政治共同体而言，没有合适的权力行使方式，笼统地谈论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将变得相当空洞，很容易陷民主问题的讨论于空谈的尴尬。
权力的行使方式是人们评判民主的最直接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方民主问题研究者在分析民主问题时，多数情况下就是基于权力行使方式作出判断。其实，在权力行使方式的问题上，不管是分权制衡，还是多数决定，还是公共参与，民主对它的根本要求只有一个，即构建一个合理的政治结构，让全体成员在权力行使上实行共治，促进参与权力行使的均等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行使方式都应当让全体成员通过不同的途径共同治理权力，使参与权力行使的机会、条件、过程均等，没有人为的阻碍或限制。因此可以说，在民主的框架下，既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委托的权力行使者自然就要切实兑现他在接受权力委托时的承诺，保障、维护权力委托人的利益。否则，人民就有权收回自己的委托。对于权力所有者而言，权力本身就是“我”的，“我”有对它的所有权，自然就有对它的支配权、委托权和维护权。由此可见，民主就是从权力的来源出发，围绕权力的行使和权利的保障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对民主本质的思考，可以看出民主是由现实决定的，而不是人们头脑自生的。换言之，人们总是针对实践中的客观现象或行为对民主作出思考，任何民主的愿望和诉求都来自于具体的实践，实践是民主之源。因此，一切围绕民主问题而展开的研究，都是为满足实践的需要，民主的所有理论阐释都是对实践的回应。同样，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其产生和发展亦是由现实决定的。任何国家的民主实践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和国情。任何试图脱离本国实际来建构其民主理论或实践的行为最终都只会走向失败。这已经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可以说，民主虽然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民主制度不是人们随心所欲选择的。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表明，民主不是抽象的理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它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即使一种民主模式可以在许多国家同时实践，但也不可能相互雷同。因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要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2]231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且随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3]257一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到底该如何运作，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内涵，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等现实条件。现实条件不仅规定着民主实践的进程，而且还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产生直接影响。
二、制度、过程和形式：认识当代中国民主的三重维度
民主的本质由现实决定，告诉人们理解中国民主也必须立基于中国现实。然而，理解中国民主的内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因为，民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民主则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民主亦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体。它首先不可能回避人类民主共有的核心价值，否则，将始终被隔离在世界潮流之外。但是，它也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特殊之处即是其内涵所在，或者说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特色民主的机理之所在。这个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中国民主建设和运行的三大特色，即制度特色、过程特色和形式特色。
关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论述很多。此处不准备多加赘述，只作简单概括。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民主权力的所有者，也是民主权力的最终主张者。但是，人民要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还必须具有自觉的意识，并且能组织起来。自觉的意识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和条件。但是，自觉的意识并不是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先天地具备。当有的社会成员还不具备这种自觉意识时，就需要有人能帮助他们形成自觉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非常复杂的国家里，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参差不齐，必然要求有一个能激发，凝聚人们的自觉意识的政治核心。在中国，能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可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而且还可以教化、提炼、凝聚广大人民的自觉意识，形成自觉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中国历史就是革命阶级把人民组织、凝聚起来，重建民族国家，追寻民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其他所有革命组织不能具备的优势和巨大能量。现当代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历程同样表明，中国共产党亦是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佳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它并不能替人民做主，而且对于中国民主发展来说，它也不是最终的归宿，它只不过是实现人们当家作主的凭借或手段。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中国民主的核心和关键。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切实发展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对于人民的民主权利，人们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4]36通过实践，尤其是总结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正反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发展”。[5]322人民当家作主就是通过各种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民主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具体来说，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要素，涉及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等领域。
民主离不开法治，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则是民主的保障。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这既有吸取历史教训的现实考虑，也是权力特性和民主运行的必然要求。前者可溯源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违反法治原则的权力意志和所谓的民主，只会有害于人民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后者归因于权力具有扩张性和人性的有限理性，以及我国现实的民主运行情形。这也是孟德斯鸠早就告诉人们的至理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为了防止人民的公仆滥用权力，徇私舞弊，人民必须借助法治的力量，切实推行民主，维护民众的民主权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对当代中国民主的基本内涵已经作出说明：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6]9-10这个定义清晰明了，客观务实。但是对中国民主的内涵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景跃进教授的有关探讨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析视角。他认为，中国特色的民主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制度特色和过程特色。[7]但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只是粗略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分析视角。景跃进教授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是界定中国民主的内涵，仅仅关注其制度和过程层面的含义并不完整，其形式层面的含义亦不可忽视。基于此，可以从制度、过程和形式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民主的内涵作一深入解剖。
就制度层面而言，它是体现民主具体内涵的关键因素。因为“民主既是普适的又是特殊的。民主的普适性是形而上的，是就价值观层面而言的……民主的特殊性表现在制度层面，民主制度是具体而特殊的”。[8]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而言，其制度特色的内容并不匮乏，相反非常丰富。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参与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等，都是直接体现。当代中国民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民主的本质要求是三要素，而不是一个要素。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9]24所以，制度特色的归结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当代中国民主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优势。在中国，民主原则的确立和民主建设的推进，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既是当代中国民主的既定要求，又是其本质体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讲得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6]9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制度特色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全体劳动人民既是社会的主人，又是政治生活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和意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10]社会主义性质的设定使得中国民主及其制度安排同西方国家的民主及民主制度截然分开。 就过程层面而言，在本原意义上讲，民主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对于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而言，不仅要享受民主的成果，而且要参与民主的过程，在民主的鲜活实践过程中，切实体会民主的甘甜果实。当代中国民主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转型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过程特征异常突出，这就是“增量民主”。“增量民主的概念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启发。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是一种渐进改革。政治改革也是增量改革，民主内涵和发展过程亦是增量民主。增量民主有四层基本涵义：其一，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充足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政治基础。其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有‘存量’的增加。其三，民主发展的过程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不是突变。其四，其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11]213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而言，经济条件、民主素养、政治制度的变迁模式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等客观条件使得其过程的增量性特征非常明显。首先，在整个民主进程中，其推进的步骤是稳步的，渐进的，演化的，由点及面的，而不是突然的，大起大落的。这种过程状态同社会稳定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民众的承受能力也是相一致的。其次，它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民主绩效。以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基层民主逐渐显示出较强的“溢出”效应，不断“倒逼”着乡镇层级以上的国家民主，并且产生了不错的回应效果。如上个世纪末陆续出现的“公推公选”、“党代表常任制”、“乡镇长直选”、“预算民主”等民主实践都是对增量式民主发展过程的很好证明。从这些实践可以看出，增量民主反映了当代中国民主的流程和基层突破的鲜明特性。
就形式层面而言，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并存，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发展是对当代中国民主最好的概括。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本身并无截然分立，而是相互交错的。当代中国民主在其形式上就是如此。在基层，有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民主，如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也有人民群众代表参与的民主实践，如乡镇人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在县级层面以上的政治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既可以通过信诉、举报、陈述等多种方式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也可以通过其代表间接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很难以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这两者之间划出明显的分隔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近年来兴起的民主解释范式。但是，其实践历史并不短暂。一定意义上讲，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可以看作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分支或内涵要素，二者也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共存于民主政治的实践之中。选举中有协商，如在选举过程中，利益、意见诉求相同的人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会展开积极交流、协商，尽可能地促使自己或同伴实现偏好转换。同样，作为选举民主最大的特征――竞争――也存在于协商民主的实践范畴中。因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公共协商――强调利益相关者要在理性沟通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而在实际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样也存在争取其他参与者支持、赞同自己的竞争。这在基层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很常见。在颇富精英参与的政协会议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以上是对当代中国民主内涵的简短梳理。从中可以对当代中国民主作一粗略概括：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采取多种民主形式，在直接或间接的过程中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增量式民主。
三、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优化路径
对中国民主基本涵义的正确认识，为当代中国民主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民主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充分体现中国元素，并不断丰富其民主形式。
1.走自己的民主道路
在民主的核心理念已经早已被确立的现代社会，讨论民主的关键之处即在于能否寻找到与其所在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相适应的民主发展道路。坚持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是对民主是价值和制度有机统一体的积极回应。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民主的价值也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变的。民主是不是仅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从观念层面可以承认民主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实际上，人们所讨论的民主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民主，而是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的民主。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启示人们，民主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体，任何国家的民主建设都是在尊重民主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的必然结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征程上，什么时候走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什么时候发展就平稳；什么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出差错。对于中国民主发展而言，同样如此。中国民主发展也必须有“中国模式”。唯有“中国模式”的民主才是中国人民真正需要的民主。因此，一定要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模式”的民主。
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民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的历史。邓小平曾经说过，“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2]26经过长期奋斗和反复探索，中国人民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道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正在沿着这条新路和新的模式不断前进。
2.丰富民主形式，促进中国民主发展
选择确定了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还得关注民主发展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一个国家从民主观念上确定了其民主内涵以后，重大问题就在于如何从制度建设层面推动民主发展。当代中国民主发展亦是如此。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在于如何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以真正实现、落实人民民主主权。 制度是人们老生常谈的重要问题。在分析诸多现实问题时，人们似乎总不忘来一句“画龙点睛”式的总结：某某问题之所以存在，归根结底是有关制度出了问题。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否则，问题就难以根除。应该说，这种情况在某些时候的确存在。但是，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出毛病的并不只是制度。有时候，出毛病、有问题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同制度相关的体制和机制。坚信制度“一俊遮百丑”，或者是“始作俑者”的看法并非理性。
从广义上看，制度包含机制和体制。本文无意专门研究制度、体制和机制等相关问题。但是，这三者的内在关系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民主发展大有裨益。客观而言，当前有关中国民主发展的制度建设并不落后。相对而言，匮乏的、发挥制约作用的则是相关的体制或机制。所以，一定意义上讲，与其说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问题在于制度层面，还不如直接表明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问题是体制、机制没有随之跟进，尤其是民主的形式还不够完善。
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确立以后，民主机制中的民主形式则是重中之重。因为，民主的内涵要通过形式才能展现出来。没有合适的民主形式，民主内涵再丰富、再真实，也难以取得很好的发展成果。然而，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不少人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落实和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实践证明，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后，实现、保障民主的关键则在于有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要求、适应国情发展的民主形式。只有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相应的合适的民主形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才会真正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意见》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这就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但是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应当成为当前中国民主发展的两种重要形式。作为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的选举民主已经在中国存在，并且已经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功能。相比之下，协商民主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实践看，协商民主在中国有其生长发展空间，也有其历史实践，同样也合乎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选择，更是当代人民民主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可以说，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课题。
3.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肇始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传译到中国以后，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作出了尝试性解读和建构。什么是协商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该如何界定？这些都是人们建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要看到其理想或者预期层面的内涵，更要看到其实际场景的现实景观。理想层面的协商民主理念能帮助人们树立推动协商民主发展的信心，指引人们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坚定地追寻中国场域的协商民主；现实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则以其直观的情形告诫人们既要看到协商民主实践的美丽场景，也要理性看到协商民主在前进中所遭遇到的困境，不要陷入自我迷恋。这是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方法论。
从规范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总结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而提出的重要命题”。[13]但是，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这样来界定：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有可能受到决策影响的行为主体，围绕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以吸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为灵魂，以改善政治社会权力结构为渠道，以达成共识、作出决策为指向，通过直接参与商议、讨论或咨询的方式，展开积极、理性的交流和沟通，相互体谅，彼此让步，从而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它既强调协商过程的合理性、公开性和参与性，也强调协商结果尽可能的共识性。很显然，这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界定其涵义，但它具有客观现实性。
从实践看，协商民主不是中国特有，但可以体现中国特色。现实景观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雄厚的内生源，这种内生源表现为它具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坚实的政党基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明确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雄厚的内生源能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发展的坚实基础。进一步而言，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承载起健全当代中国民主发展形式的重任，主要源于对其基本特征的深刻体认。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它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形式。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要义，但这种本质内涵只有体现于实实在在的参与中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只是民主的“乌托邦”。协商民主则一直强调参与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参与不仅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而且还存在于社会、经济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同时，它也不是一般的参与，而是一种公共参与。而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中，参与者能够实现信息沟通和相互交流，实现机会平等，因而，公共事务治理的本质要求和实际价值能够得以回归，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效性也能随之凸显。
它是公众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有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基于此，协商民主可以说是参与者展开积极交流和沟通的生活方式。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体。任何人在实现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均衡的过程中，都必须面对一个前提：在实现信息沟通的基础上作出选择。离开了信息交流和沟通，决策将无从谈起。当前，公共事务治理的一大困境正是在于公众之间缺乏交流和信息沟通的渠道和有效载体，从而使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之间难以实现互动，不少矛盾和问题因此而生。诸多实践表明，通过协商民主的渠道，公众与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官员之间不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公共话题展开交流，还可以据此加强情感互动，维护共同体的社会连接纽带，实现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双赢。 它是官民互动的重要平台。公共事务治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官民直接接触的涉及面广、领域多，尤其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代表国家政权的基层官员的日常行为直接关联于民众的日常行为选择和生活，并对其产生直接影响。这要求基层政权系统的官员要摆脱严峻的官僚面孔，继而呈现出一定的亲民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并实现合法性的建构和累积。已经广泛存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表明，官员与民众可以就彼此共同关切的问题，在可操作性的平台上展开博弈，最终尽可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和满意的结果或共识。
当前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为此，理性的态度是从多角度、多领域、多层次入手，合力助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对此，在明确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的前提下，正确区分中西协商民主的差异、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是当前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之维。明确其价值定位就是，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看作一种治权式民主――不去追求权力的渊源问题，不去变革现行的权力结构，而是在非竞争性的体制内引导和扩充公共参与，进而实现有效治理。所以，应不断完善自身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缓解变革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为缓解政治社会生活的紧张关系提供机会，从而起到很好的政治稳定器作用，并将其全面落实、贯彻到执政理念、执政战略和政治体制中，从而从内层资源的深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确区分中西协商民主的差异就是，理性看到中西协商民主在理念原则、性质特征、实现条件、价值追求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不能盲目引荐而不加区分，囫囵吞枣式的借鉴只会导致营养不良。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在注重其制度化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制度伦理问题――应该确保所有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公正的，是面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没有制度起点上的歧视。
- 上一篇：论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 下一篇：民主发展的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