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辩证观及其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18―0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际舆论都在热议“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特别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 [1]尽管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尚存争议，但是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是构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在探究“中国模式”奥秘的背后，不少学者的研究都指向了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汪晖，2010；汪玉凯，2010；宋鲁郑，2010，2013；张维为，2011；等）。然而，从中国改革的整体推进来看，相较于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在构筑中国改革的“自动力系统”中，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能效比方面仍然不够理想；而从更好地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支撑来看，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拖后腿”隐忧。
从政治系统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制度其所蕴含的生命力取决于其与体制生态的适应能力，而当下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愈发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而这无疑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及其思维特点并发掘其当代价值对于指导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意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维的突出特点在于其辩证性（褚帅，2013；许鲁州，2004；徐国保，2004），“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蕴藏着丰富博大的辩证法智慧，这一智慧贯穿于他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体系中， 成为推动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动力、工作方法和思想内核， 也必将成为中国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参照和精神坐标。”[2]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思维对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辩证观构成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思想内核
唯物辩证法是揭示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不带任何片面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加以贯彻，对于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地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正是出色地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错综复杂的中国革命情势中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也是因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毛泽东在晚年所犯的错误也恰恰是其背离了唯物辩证法，给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从根本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意义。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无时不刻不贯穿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精神，这一基本方法与精神可以说是贯穿了邓小平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惟其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坦途。而仅就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来看，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与理论也同样一以贯之地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精神。
以政治为社会运转的中枢与中轴，这是中国上千年来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产物，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中国的政治传统，甚至直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变革而逐渐演进和呈现为国家――社会――市场三种权力三足鼎立之格局，但这一传统就其质的方面而言恐怕仍未有根本性意义上质的变化。政治在相当意义上仍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轴位置上，它是社会价值格局分配的中心，也是各种利益的汇聚中心，各种社会联系的中心，构成着类似于多层的同心圆结构。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价值关系展现着唯物辩证法视野下的普遍联系的图景，也必然要求要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来看待政治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正是基于政治之于其他方面改革及利益等联系的深刻把握中高屋建瓴地勾画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整体改革的全局性和决定性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相较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先性；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与标志性意义。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动力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既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反映着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邓小平正是在这种关于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中运筹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以杰出的政治智慧谨慎地在二者张力的合理区间内寻求二者的最佳配合与最大价值产出，并将其维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与稳步发展的价值目标上，恰如其分地把握着中国政治体制渐进性变革的节奏与方向，在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到的复杂关系的辩证思考与辩证处理中稳妥而又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不仅在整体上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思维，而且在改革的具体原则、具体制度、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很好地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唯物辩证法思维系统地贯穿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包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学习借鉴西方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改革具体体制，改革的渐进与突破、人与制度的协同推进，等等。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实际特点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创造，直到现在依然有其价值和意义，成为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坐标和根本指针；而离开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其辩证思维及辩证方法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整体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国的改革要么陷入“内卷化“危机，要么就有可能导致重蹈苏东国家覆辙。 二、辩证观是贯穿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主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挽救了处于危机和低谷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它是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道路上的一次发展模式转换，也是现代化价值驱动下的一次自我革命。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是既定的价值目标之一，但是按照西方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分析，现代化会引起不稳定，而引起不稳定的因素却在于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之中，因而对于任何力图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国家而言，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追求政治稳定都是相当困难的课题，特别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既定的现代化的线性发展过程将现代化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风险因素线性压缩在有限的时空中，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课题的难度。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把握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极有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而又面临形形色色的国内外压力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中，始终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把握复杂表象下的各种联系，辩证地思考和处理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辩证思维贯穿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中，成为其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一条主线，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和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在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把握中统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联系是一切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本性。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从来都不是“单打一”，他始终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及方法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中国改革的总体设计中，在中国社会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关系中把握主要矛盾，并据此以大胆的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来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对于当时的中国改革而言，最迫在眉睫的改革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中国当时的积弊有很多，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最为迫在眉睫的，因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被邓小平放在改革总体设计的优先序列中并加以统筹推进。在邓小平看来，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紧密结合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是互为依托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从经济意义或发展意义上来理解经济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234的重要论断。有学者这样解读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所谓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政治意义，就是当着不解决经济问题，即不解决经济建设和经济制度（或其中一个方面）问题时，一定阶级的国家政权问题就不能或难以解决，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或难以实现的条件下，经济问题的解决便具有了政治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问题就同一定阶级的政治的基本内容――国家政权问题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同一定阶级的政治的本质――利益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经济问题具有了政治意义。这种条件下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占据重要政治意义。”[4]没有邓小平对于经济与政治问题关系的深刻辩证思考与把握，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论断，这一论断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总体性指导意义。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以政治为中心的延续传统及对政治保持高度敏感性的官僚系统中，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必将被置于与政治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量齐观的位置上，并因为是“最大的政治”而被高度重视，有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使中国改革呈现“增量改革”特征，极大地减小了改革的阻力；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为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新的文化与社会生态，创造了新的制度要素与制度环境，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当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必然也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 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 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176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障，能够为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提供政策支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效地增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营造改革开放所需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广大群众更多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主体和生力军。”[6]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5]164邓小平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3]160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唯物辩证理论素养，站在经济的角度看政治，站在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在对整体改革设计特别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辩证中颇有分寸而又恰到好处统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没有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但是由于力求与经济体制变革形成良性互动，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和服务，”[7]409正是他始终坚持用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来处理当时最具紧迫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在对二者关系的深刻辩证把握中有力地推动了二者相辅相成的推进和发展。
2在人与制度的互动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与水平，其制度化程度与水平直接反映着该国的政治发展程度，而制度化无非就是将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加以制度化的规范和约束，这是一个权力关系去人格化和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也是利益关系调整与规范的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制度资源供给以及建国后执政实践等的影响，政治系统的制度化水平还比较低，“文革”时期甚至还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制度与法制的权威得不到尊重，权力运作与交替并未能很好地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低往往导致处于政治权力顶端或中心的领导人的个人力量（特别是魅力）和意愿具有左右全局的政治能量，然而却存在着“人亡政息”的巨大隐忧。对此邓小平在1988年9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到：“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5]2721989年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及后来在同李政道教授的谈话中他都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之一。然而，不论是政治体制的完善抑或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依然依赖于人的因素，因为人才是社会历史活动的能动主体。由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充分调动其中人的要素，同时又应建立健全制度，在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同时，又应当注重发挥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在二者关系的辩证把握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大批具有敢“闯”敢“冒”精神的各级党政官员，因为制度创新往往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来推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年龄偏大，往往缺少推动体制改革所拥有的锐气和闯劲，也往往缺少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背景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实现领导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战略构想，甚至将其提到了“革命”的高度：“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3]397邓小平认为实现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了培养和选拔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邓小平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他强调指出，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有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有大希望。邓小平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中国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对于实现领导干部的新陈代谢，不断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提供了制度保障；而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和培养起来的干部则能够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政治体制改革贡献力量。邓小平正是从人与制度关系的辩证把握中认识到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要重视制度创设和制度运作中人的因素，通过干部的“四化”标准选拔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就能更好地助推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果也体现为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虽然是其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但是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意义。特别是像“文革”这样全局性的失误，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缺位与制度权威的缺失，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而不受制度约束，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所以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333邓小平对于“文革”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它也从反面证明了制度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就具有了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最终其他方面的改革就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最终功败垂成。邓小平还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146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还要落实到新制度的建立和制度权威共识的达成，在全面改革中要注重人的因素的作用，但最终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正确成果还是要落实到制度层面上来加以巩固和确认。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制度建设重要意义的强调与重视，其中人的因素的建设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二者关系的辩证把握，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辩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原则与制度变革
按照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量”的发展将引起“质”的变化，而决定事物性质的则是“质”。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5]311他还强调“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8]376中国坚持社会主义，这是改革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前提，改革也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一“质”的规定性，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很明确的思路，即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为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最终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就在于其在改革中对社会主义的“质”的制度要素把握不清，改革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位前苏联杂志主编这样讽刺戈尔巴乔夫：他摆弄这个国家，就像家庭主妇摆弄卷心菜一样。他以为只要把外面的烂叶子剥掉，就会有里边的好心子，他不停地剥下去，一直到剥光为止。也有人曾形象地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手术刀不是挥向党身上的肿瘤，而是挥向了党的脖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去革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在制度改革中走上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不归路。戈尔巴乔夫缺乏邓小平那样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及高深的政治智慧，也注定了其改革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结局。相对于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就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8]112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8]86邓小平明确了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的“质”的制度要素，因而政治体制改革绝不应从根本上指向这些方面，反而应当由其来为改革保驾护航，这体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质”的深刻把握。但同时，邓小平也并未机械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涉及到四项基本原则中一些具体的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是需要改革的，但绝不是原则性的改革。比如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的问题，邓小平多次谈话中强调指出了党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等等；再如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民主不够、制度不够健全等因素，邓小平也在多次谈话中重点谈到了这些方面的改革问题。然而，这些“量”的方面的改革不仅无损于“质”，反而会使社会主义的“质”更加完善和为社会主义的“质”增添新的制度要素。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我们要坚持，但是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否则不仅会妨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而且会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而对于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及体制的改革则属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内部要素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进一步实现“质”的优化，也更有利于“质”的实现。邓小平的改革绝非是只指向具体体制，同样也包括对基本制度的改革，当然，这种改革绝非是原则性的改革。对于学界较普遍地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仅仅理解为对具体体制与机制的改革的片面性，有学者指出：“原则”与 “制度”是“性质和载体或实质和体现形式之间的关系”，既然制度作为实现原则的载体和体现形式，那么关于基本制度的改革也就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用‘具体政治制度’说解释政治体制，不符合邓小平使用的政治体制概念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状况。”[9]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比较恰当的。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包含具体的制度形式，也包含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改革，这体现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娴熟辩证思维。也正是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中制度的“变”与“不变”关系的辩证把握，对于质量互变关系的深刻理解，才使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而避免了苏联式的亡党亡国之路。 4.辩证看待加强党的领导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封建包袱的国家而言，实现国家重建和社会整合始终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主题，清王朝末期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导致了“内卷化”危机（杜赞奇，1996），而之后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都始终无法解决国家权威重建和社会整合的近代化课题。“如何用现代的政治力量重新统一中国，并用现代国家体系重新支撑起一个巨型的国家，就成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最根本的政治问题。”[10]
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重组社会，进而重建国家，共产党也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呈现着党政高度合一的格局，学者任建涛将其概括为“党化国家”模式[11]，汪晖将其概括为“政党国家化”[12]。在当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合理性的。对此，西方政治学者亨廷顿有如下洞见：“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13]337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党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由此，现实需要和特定历史因素叠加背景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其特征是“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党，政党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14]这种领导体制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国家来说，有效的集权是现代化启动和形成早期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15]11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实践中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党在领导国家、执掌政权的过程中，逐渐地以自己对社会的直接领导代行了组织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功能。这一方面使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膨胀，另一方面使国家的权力和功能逐渐萎缩。在这种循环中，由于党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无法有效容纳不断膨胀的领导事务，结果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的扩大并没有增强党的实际领导能力，反而削弱了党的实际领导能力。”[16]35
对于党的领导体制的弊端，邓小平也有深刻的认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和问题，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327他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主要存在的五大弊端：一是官僚主义严重、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三是家长制现象、四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五是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还特别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在很多领域甚至“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3]327。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他也强调指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3]328-329对于党内存在的家长制作风，邓小平也强调指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3]331总之，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弊端的认识是入木三分，非常深刻的，对于如何改革也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对于指导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在深刻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同时，强调改革绝非是为了动摇或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相反，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正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了坚持党的领导具有何其重要的意义。党的领导是维护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实现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5]242。然而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勇于直面党的领导体制的弊端，就必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正是基于对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与加强党的领导关系的辩证把握，邓小平作出了如下论断：“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3]342他强调党的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8]173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屋建瓴地统筹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与加强党的领导的改革，始终明确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手段和途径是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弊端，正是在手段与目的关系的辩证把握中很好地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5.在推进改革中解决制度自信与学习借鉴的关系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邓小平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也是邓小平坚定的理想、信仰与不懈的价值追求。邓小平始终坚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基于近代国情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即使是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而与西方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发展压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认为中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坚持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久的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中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取向的决定性因素。在面对国门大开，西方各种思潮传播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在“六四”风波拷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邓小平果断地予以平息，始终牢牢地引领着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坚守着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他在1987年1月还提出：“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5]206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论述中国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指出：“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5]256他还说：“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 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8]416当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与机制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也没有回避，他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8]96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据此进一步明确各方面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根本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有优越性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中国改革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同时，也注重学习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优点和长处。邓小平强调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3]91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曾深刻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78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373邓小平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直指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从反面也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可取之处。可以说，邓小平在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中，都始终强调对西方长处的学习，但同时坚定地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制度自信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心。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制度自信与学习借鉴的辩证统一，使得整体改革达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构想之辩证观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自觉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于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进一步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及其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1.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及其辩证思维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本身来看，应该说基于对中国改革各方面矛盾关系的全面深刻理解与把握，邓小平在改革全局的辩证思考与运筹帷幄中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想的很多根本原则、基本方针、具体改革政策及改革策略都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国情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路径，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联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直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依然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当今的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在推进政治体制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关系的辩证把握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来看，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体制“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辩证关系，改革既指向既有的存在弊端的具体体制与机制，即进行“存量改革”，主要的内容指向党的领导体制的五大弊端；同时也进行“增量改革”，即“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17]，在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既有的政治体制增添了新的制度要素，并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思路及其体现的辩证思维同样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进行系统思考。改革往往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更涉及利益的制度化重新分配与价值格局的重新定位，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尤其要慎而又慎。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通过经济体制的“增量改革”来减少改革的阻力，并借此形成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来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治保障；而在整体的改革布局中，邓小平又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改革成功的标志”。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如何根据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要求，积极加强政治建设，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正是邓小平自觉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全面辩证地把握了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与各方面改革的关系，从而在改革的整体推进中很好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的当下，尤其需要学习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始终注重对事物全面联系的辩证把握，从而更好地在整体改革的协同推进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4.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改进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邓小平将其视为“改革成功的标志”。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系运转及其改革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总体上是围绕着改进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展开的，而辩证思维则是贯穿于其中的思想方法，而改进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则在于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得失成败，这也为苏东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证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告诫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而要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注重和加强党的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体改革的领导核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