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式图书馆打下契基的先驱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9-0029-02
一、陪礼谢罪出使英国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清廷决定派福建按察史、总理衙门大臣，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郭嵩焘出使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三大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为马嘉理案“陪礼谢罪”；
第二个使命是考察西方政事民情；
第三个使命就是在伦敦创设使馆。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
光绪二年（1876年）冬，1876年12月，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从上海次年1月到达伦敦，郭嵩焘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也要学习西方“政教”。
郭嵩焘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来。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来在商贾。”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二、考察西式图书馆
郭嵩焘驻外期间，多次考察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牛津大学，二十一个学院中，三个学院的图书馆。
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记述了光绪三年（1877年3月23日），参观英国大不列博物院图书馆的见闻：“其馆藏书数十万册，皆分贮之……其藏书目录，或新收入，或移置他处，辄改记，亦十余人司之。最后一圆屋约可容……千余人。每日来此观书者六七百人。四围藏书分三层，下一层皆常用之书，听人自往取观。上二层，则开具一条授司事者，司事者书其所取书于牌，分别门类，各向所掌取之……凡历三时许，未能遍游……其藏中国书籍，别为一屋。竟不及往观。”
为了弥补未能参观中国书籍的遗憾，同年6月11日。郭嵩焘又专门去参观了中国书籍。不久，还参观了当时在西方各国图书馆中排名第三的彼得来恩图书馆。
光绪四年（1878年7月21日），郭嵩焘参观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对该馆作了详细地记述。他记述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将藏品分为古钱、图画、钞书和刻本四个院。各国书籍分室贮藏。共有五六个大厅。每个厅或为两层，或为三层不等，法国本国书籍都是抄本而无刻本。中国书籍入藏两万四千部，共有书本式目录四大册，其中明朝的上佳版本居多。
郭嵩焘不仅介绍了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和书库布局，还详细地记载了图书馆维持正常馆务所需的费用开支、缴送版本制度、办理借阅手续、目录检索办法、以及图书防虫、防火管理等。
中国古代藏书，渊源甚久。据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载：早在夏代，已有藏书石室。
中国图书馆起初的名称为：“府”、“阁”、“观”、“台”、“殿”、“院”、“堂”、“斋”、“斋”、“楼”。
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澹生堂，清朝的四库存全书七阁等。
中国图书馆藏书楼分皇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皇家藏书，只有鸿儒硕学、骚人墨客才能得以观之；私人藏书，主人视书为私产，期望“子子孙孙永保之”，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长此以往尘封土埋，最终不是厄于水淹火焚，就是遇于虫蠹鼠咬。
郭嵩焘在考察英、法图书馆时，惊异地发现：西式图书馆全属公民所有，平民可凭一证（借书证）观遍馆内书籍。 郭嵩焘对英、法等国文化教育考察后，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四、开眼看世界却成罪人
郭嵩焘致信国内说：“西方立国之本在于知识，科技和政教，而不非专恃武力！”郭嵩焘把英见闻辑为《使西纪程》，寄回国，是奉朝廷之命，他料所不及的是，在文中加之自已观点“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会招来朝野上下，恶意中伤。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刘锡鸿密劾郭嵩焘：欲擅改大清黄龙旗、有违逆之心、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败坏闺教、不成体统等“十大罪状”。在当时闭关自守的大清国，郭嵩焘已超常人向前看了几十年。他这种超前的洋务思想，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且在郭嵩焘、刘锡鸿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光绪五年（1879年5月5日），郭嵩焘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湖南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
五、西式图书馆开花结果
郭嵩焘虽然生前被官场众人唾骂，但郭嵩焘的开明思想终被有志之士所识。最早对他进行评说的是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将魏源、曾纪泽和郭嵩焘并称为“中国首讲西学者”，赞扬郭嵩焘是“最能了解西学之人”。继郭嵩焘公使之后，曾纪泽公使、薛福成公使陆继对欧洲图书馆进行了考察――中国人渐渐了解了西式图书馆的优点与中国藏书楼的弊端。
光绪十八年（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藏书》中呼吁：大办西式藏书楼，购中外有用之书，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借阅书的凭证），即可遍读群书。继后，梁启超、康有为纷纷上书清政府，奏请开设西式藏书楼。自鸦片战争起，传教士就陆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图书馆。戊戌变法期间，各地出现了创办学会的风潮。维新派的仁人志士，纷纷办报出刊，宣传西方民主与科学。
由于报刊杂志太多，要贮藏；要开民智，要平民教育，要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免费读西洋书，就成了兴办中国近代图书馆必然之路。1894年，《教育世界?拟设简便图书馆说》第62期，从日本“图书馆”一词，引进中国。西式图书馆最开始引入中国，只分布于教会学校、贵族小型藏书阁，并不对公众开放。光绪二十年（1895年），上海强学会，在办公地点，创立了第一个效彷西方的图书馆――强学藏书。该馆宣布：以普及新学、启迪民智为已任，对公众免费开放。光绪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900―1902）乡绅徐树兰独家捐资“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在自己家乡绍兴府城古贡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诞生，是中国图书馆史上一次重大文化创新，不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事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规定学制系统的文件。该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 随着西学东进，西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出现，西式图书馆便随学堂同时诞生。清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奏请清政府建京师图书馆。清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诞生。郭嵩焘当年用心血打下的契基，终于得以开花结果。
结束语
当今，图书馆已成为公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我们走进明亮的图书馆时，当我国文化教育飞速向前发展时，我们不禁回顾往昔，对那些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建立艰幸播打契基的先驱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