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36-07
基金项目：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SJB088）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莫春菊（1981-），女，广东惠阳人，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对“公共性”概念和内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但阅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我们又无时无处不感受到马克思对“公共性”的关注和关怀，这既为我们深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又成为我们透过“公共性”视域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进程，尤其是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发展脉络的最大困难所在。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视域，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考察“社会”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同时也考察了“人的本质”问题，并从人与社会关系嬗变的解读中走向了对“公共性”理论与现实的沉思。换言之，将马克思关于对现实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分析以及对人类解放之路的探寻的思想脉络理顺和贯通起来考察“公共性”思想，必将开启马克思“公共性”研究的新视域。
一、“人”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域
“斯芬克斯之谜”一直是哲学家们关心和关注的话题，离开人而高谈阔论一切哲学问题似乎都是徒劳。“人”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实践研究中，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域。马克思并没有延续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从形而上的人性观和精神化的纯粹理念来预设和研究“人”。相反，马克思哲学创生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他从具体的、现实的、关系的、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和分析人，从而开启了科学研究“人”的新语境。概括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论断是由以下三个不同维度有机构成的，它客观地揭示了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一）现实维度的人
从现实的、具体的、有生命的人出发来把握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哲学跟以往抽象人性论的根本区别，也是使人的理论发展成为科学的一次重要哲学革命。“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解剖“人”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关系中的人”的前提基础，也是追寻对“历史与逻辑发展中”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诉求基点。在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的批判、扬弃以及超越过程中，马克思不再像以往那样脱离现实而抽象地谈论虚幻的人，而是把人看作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人，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的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72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从事活动的人们”。[1]67正是马克思对人作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1]72这样简单明了却掷地有声的理解，把人拉回到现实，让人从圣坛中走向世俗，明确了人是有意识、有需要的存在物。“意识”让人成为自觉自主的主体，“需要”推动人“从现成人向生成人的跃迁”。[2]161人通过有意识的生产、劳动、实践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人形成各种关系，并不断向前发展。
（二）关系维度的人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并不指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存在物，相反，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5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总体性存在，它包括以下几方面：（1）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存在的基础和依赖，“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56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人受制于自然，但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变化，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89（2）人与类的关系。在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人的本质之规定，他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4]107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的存在不仅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说明人能自由自觉地从事对象性的活动。人是能动的主体，人能对自身作自我规定、自我预设，人能通过劳动与实践把自身的类和其他物的类对象化，为人所用。（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不是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生活，“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3]190人与人之间存在多维的关系，其中，生产交换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物质关系，也是层次较低的关系。随着人的实践交往深入，人与人不仅仅在生产关系上结连，人们还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情感上等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确证他人的存在，“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3]187而正是人的多维的关系的不断创生，形成了人生存的特定环境，推动了人自身的发展。
（三）历史维度的人
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是置于时空观视域中的，他认为，在空间维度上，复杂多维的社会关系表明了人是一种总体性存在；在时间维度上，人又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对人的理解和把握要置于历史与逻辑的视野中来考察。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5]532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中的人，“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1]93都是现实的人存在的条件并规约着人的状态，尽管存在异化，但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经阶段。但人是有意识的追求卓越和自由的，人能不断地反思现实、超越现实、扬弃异化、创造历史，因此，马克思指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够“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23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基于现实和历史，又指向未来发展，人在这两重关系中不断实践，改造世界，丰富社会关系，在旧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历史，不断演绎人向前发展的历史。 二、“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
“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关键词，关于“社会”的论述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多次出现，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与社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是我们研读马克思文本、厘清马克思思想历程、进入并理解马克思关于公共性思想的一扇重要之门。
（一）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生成和嬗变
马克思关于“社会”概念的生成和嬗变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的，他认为，与动物相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4]57也就是说，人的自觉意识使人成为一种“类存在物”，人通过生产劳动征服自然、改造和创造世界，人在劳动实践中自我创生、自我进化、自我发展。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证明人仅有“类”的本质，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本质的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4]170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跃之而出。他进一步说明，“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的，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1]37也就是说，人的根本属性不是精神性、自然性，而是展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性；社会不是一个个原子个体构成，而是人与人之间链式互动有机构成的。人不仅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实践在“社会”中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人是社会的具象存在物。自此，马克思实现了从“类”到“社会”的理论跃迁。
（二）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科学意蕴
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内涵也具有多维性：（1）具象性和关系性。马克思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相反，具象性是马克思“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克思明确社会的主体是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现实具象的个人通过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形成了自然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把社会筑构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体。（2）发展性。马克思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不仅是流动变化的，而且是从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发展的。他进一步解释，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是人有意识的通过生产、劳动实践不断征服自然、改造世界、满足自身发展的过程。（3）规律性。在对现实社会的产生过程和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后，马克思在纷乱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等。立足这些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人类社会将会进入一个“真正的联合体”。
（三）马克思“社会”的理想与现实双重维度
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理解有静态方面的指向未来社会状态的意蕴，也有动态的把“社会”范畴表现为通过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在不断克服异化中实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历程。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双重维度，即感性的“现实”关注和理想的“社会”情怀。第一，马克思从实证性的视角观察、分析、批判现实的社会。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构建了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他批判性地继承黑格尔的“异化”逻辑，认为人不单纯是精神上的异化，更为根本的是劳动的异化，而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是导致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的异化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社会。马克思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典范，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是牵制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己力量。第二，马克思从规范性的视角把理想社会描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尝试去构建新的共同体。尽管马克思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但马克思还是高瞻远瞩洞察到，异化是历史境遇，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和主题。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真实的新的共同体，在这种真实的共同体中，私有制和异化已经被扬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已经获得和谐统一。
三、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公共性是马克思哲学一个重要的基调，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创新性视域，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立足于‘公共性’视角，将个人的生活和实践提升为公共生活和实践视域的高度对公共性价值和公共性理念，以及公共性理想的意义探究，它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研究旨趣的生活转向，以及对日常生活世界与公共生活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和公共生活实践的区分以及对其关系的解释中，也表现为马克思对实践、人、社会、历史所展开的公共性的透彻分析中”。[7]可见，马克思的公共性与人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马克思哲学思想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开启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一）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马克思公共性的图式
马克思坚持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考察，他探讨人的本真时必然把“人”融入社会中来把握，他在剖析社会内蕴时必然时刻关注“人”的在场性。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8]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共同体，人的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牵引着人类公共性的虚实与真伪。可见，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演绎揭示了马克思公共性的深蕴。
1.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相依相存。考察西方关于“人”、“社会”的传统哲学，从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到伊壁鸠鲁的个人自由理论，到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说”、洛克的“人民主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到黑格尔的个体主义市民社会观，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价值本位的哲学观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学说。马克思在对这种传统哲学的批判中逐步建立起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社会共同体价值本位观。马克思认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4]83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是相互确证的，任何脱离社会来理解人或者撇开人来阐述社会的行为都会陷入无法圆说的困境，没有社会的人只能如动物般生活在丛林里，没有人的社会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在马克思看来，第一，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有机共同体。与个体松散、自然交往的群体不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9]221也就是说，“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实体实物概念，更是一种人与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人的普遍的具体的关系说明了人具有社会性，社会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根本。第二，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对社会的追问和期待是马克思一生所追寻的理想。马克思认为，“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10]社会是人产生的，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就是个性的发展以及人际的和谐。因此，“已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4]88 2.人与社会的逻辑演绎展示了马克思公共性图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社会关系的演绎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演变是同步的，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相互明证、相互阐释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公共性的理论视域和全景图式。第一，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生存、发展共同体，其揭示了以共同体本位为基础的公共性的意蕴。马克思一再强调要避免把抽象的社会与具体的个人对立起来，社会的总体性应与人的个体性相统一、相互彰显、相互塑造。人与人之间通过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构成了社会，社会又以自然关系、物质关系、精神关系、社会关系等为纽带把一个个个体联合起来成为“生存共同体”。共同体所表征的是人的社会性，是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因此，人在实践中积极创造、实现人的本质，把个人存在转变为社会的共在，而社会的共在又成全着个人的发展，在个人的存在于社会的共在良性循环的阐释中生成了共同体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是人与社会所专属的规定性，只有人与社会实现了共在双赢才是真正的公共性。也就是说，任何罔顾个人存在价值或者脱离社会共在意义的共同体，都是一种异化了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第二，人是马克思哲学的焦点，人学是马克思公共性的中心问题。马克思开创性地把人的发展问题置于共同体中来考察，因此人类共同体如何促进和保障人的发展是马克思公共性致力于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19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共同体形式，在共同体里人才能充分获得自身本质的自由性和全面性，但并非所有的共同体形式都会促进人的发展，因此，需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构建新的共同体、扬弃不合理的共同体要素、调整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从而促使“人之为人”，“把人实现为人”。第三，公共性是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先导和价值追求。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不同，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升华为人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共同体的发展应具有公共性价值理念。马克思认为，人不可能单纯地为自己、满足个人利益而存在，必须通过与他人的联系走向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并在公共交往中诉诸于公共性理念，对社会富有公共情感、负有公共责任并具有公共能力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而作出个人的行动。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共同体所追求的公共性价值理念，正是表达了个体对社会共在的体悟，也表达了社会是人人的社会；反过来，追求公共性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由此看来，公共性包含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在本质上说，公共性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体性。”[2]225
（二）“现实人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人”：公共性的真实出场
马克思并非在理论上空谈人与社会所演绎的公共性，而恰恰相反，回到现实世界、回归公共生活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根本。“马克思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公共性’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公共’之于哲学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价值，超越了传统哲学对公共性问题的形而上学追问、理性的传统，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追问和回答，并把传统哲学那里作为形而上学实体、抽象的‘公共性存在’落实到人的现实历史生活的最基本面，将哲学思考的重点转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2]65也就是说，马克思开启了“现实人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人”的公共生活，也开启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公共性场域。
1.回归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公共性的意义所在。马克思坚持，要认识人、批判社会、构建理想的人与社会关系，就必须“‘把哲学搁一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11]马克思不为哲学而形而上，而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的关怀而哲学。马克思主张回归生活世界，从现实的社会生活、现实普通的人来厘定人的存在意义。他认为，人为了存在和发展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参加实践活动、创造社会财富，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1]79可见，现实性是一种祛魅的社会历史生成，是人复归其本质的前提基础，周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人际交往环境都是影响人之为人的现实存在。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论述生物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体，而是上升到社会的人，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社会要素结构等分析，把人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本质”的基础上，坚持人是关系论上的“具象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不仅关注现实的人和社会，更把重点放在了关注公共的现实生活。他认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的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4]84在生活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一面，也具有差别性，共性与个性构筑着现实的社会性；也就是说，现实的人构成了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总体的社会存在，个人在实践中实现了个体与总体的融通。个性与共性的相互诠证、个体与总体的相互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互成全，在人实践活动的生活世界中延展开来。
可见，马克思抛弃对人的简单、抽象的研究而转向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和对生活实践的阐述，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提升到总体性的社会存在，提升到公共生活、公共价值的高度，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使我们对公共性内涵做出更具象、更符合人本质和社会发展的理解。
2.现实社会与现实人关系的考察：公共性的真实景象。在肯定人的现实性之后，马克思从人与社会互动的实证性、具体性来考察公共性的真实景象。回到马克思文本，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指出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低下决定了人类共同体具有分散性、孤立性和隔绝性的特点。而马克思对现实社会与现实人关系的考察是基于大篇幅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与本质的描述。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从人的依赖关系中释放出来，却在资本主义中跌入物的依赖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境遇是“在社会之外”，[9]221“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9]108资本家与工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中被固定在特定的经济角色里，如同机器般无独立人格的运转。即使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因为分工、协作、交换而扩大交往，但这种物质性的奴役使得人容易被物化，局限在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里。因此，人淹没在虚幻的社会中，扮演着特定的关系、有着规定的角色、承受着地位的差别，阶级的存在必然导致公共利益的虚假性。 立足于现实思考，思索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和人发展的困境，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生产论、存在论、结构论、发展论、理想论等多重视域探讨了资本主义下社会的物化、人的技术化、社会关系的异化，而这些构成了虚幻的社会共同体。在这虚幻的共同体里，人与社会的对抗集中体现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根本利益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85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其实仅代表了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虚假的“共同利益”必然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国家只有通过暴力统治的方式去缓解这种冲突，但无法从根本解决矛盾。在这样的虚幻社会里，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冲突、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异化存在。
尽管这样的共同体与人的发展不相一致，但是作为一个被异化而扬弃的阶段，它必然成为真实公共性生成的积极环节。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2]因此，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关系将发生变革，使原来对抗、片面、单向度的社会关系转变为和谐、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形态也必然迈向共产主义，人类必能跨越“虚幻的共同体”，真正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一过程正是公共性从虚幻性转变为真实性的过程。
3.“自由人联合体”和“公共人”是马克思公共性的理想归宿。人与社会的分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使得现实的公共性裹足不前。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提出了未来共同体的构想，指出只有在“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人类共同体中，人的公共性才能得以全面发展和体现。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公共人”的理想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物质基础上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13]市民社会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及其虚幻的公共性，其往往以“公共利益”的美好名义，掩盖了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真实性质，把无产阶级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这种虚幻性不符合人类共同体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公共性的情景应该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是“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也成为了社会的“公共人”。也就是说，人只有回归其本质，社会只有复归其本质，不为物的关系所牵绊，不为权力所奴役，不为他人所束缚，自由自觉地存在，真实的公共性才能得以实现。
可见，作为理想归宿的公共性，它不仅是对现实中虚幻的公共性的一种否定，更是对未来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肯定性和应然性的阐发。人的发展状态是公共性真实性程度的衡量指标，社会的发展水平为公共性演绎提供了价值尺度，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一致发展是真实公共性的整体视界。
（三）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形态演进――公共性的生成历史
马克思关于公共性的论述，立足于传统历史哲学又超越传统历史哲学，立足于现实世界又以历史生成、发展的视角，以真正关注现实中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落脚点，论述公共性的发展与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在历史中生成、更替、转变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以公共性为价值归旨和追求，并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人的共同体既是马克思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马克思建构未来理想的人类共在的组织形式的工具性概念。”[15]正是基于“共同体”，公共性才具有对象性、现实性、历史性和价值性。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演进理路，并通过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嬗变探析了共同体发展的脉络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马克思公共性的生成历史。
关于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马克思分析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107-108由此可见，社会的多重变量、多种因素立体交织、相互作用促进了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这包括最为根本的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关系，还有人在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中所产生的各种政治、文化等关系。马克思依据这些变量和因素所促变的社会形态，对公共性亦做出了相应的三个历史形态的分析：第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其所显现的是具体的、特殊的、不平等的人的依赖关系，其所产生的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与其相对应的是一种丧失人个性的消极公共性；第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具有抽象的普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具有独立性，这样的共同体是一种形式平等的共同体，与其相对应的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公共性；第三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彰显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具体的、普遍的、实质平等的关系，与这种理想共同体相对应的是真实的、积极的公共性。正是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三阶段演进的描述和分析，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公共性理论的双重旨趣及其内在张力：一是现实性的批判和超越性的建构；二是实然性与应然性之间的对接。 1.第一阶段：一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消极公共性。马克思的自然共同体阶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阶段。在国家诞生以前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的供给，对自然的依赖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这样的原始共同体里，个人是无法独立生存的，对共同体的强烈依附性使个人丧失存在感。随着国家的诞生、阶级的出现，人的生产劳动有所改善，但个人依然“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统计汀⒌刂骱团┡鹊龋蜃魑中粘稍钡鹊龋蚴粲谀掣龅燃兜鹊取薄9]113可见，在这个阶段，人与社会的关系仍然是一种自然关系，其在天然的立场上就表现为了社会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两者虽然是支配与依附的存在，但两者是相互对抗、自我分离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判定，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然共同体，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消极的公共性。在原始社会的共同体里，人无自我发展的能力与空间，个人完全依附于共同体而生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9]486可见，原始社会的共同体里，社会与人高度重合，公与私合为一体，个体完全淹没在社会里，人没有个人利益，其所从事的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在维持共同体的公共利益。
尽管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国家的出现，产生了新形式的共同体，但在这种生产力依然低下、以农业为基础的阶级共同体里，“社会背离人，人与社会的分离变成了现实和事实，社会在与人竞相争高，社会的存在与延续以人的被迫隐退和个性丧失为代价，个人完全被社会所吞噬。”[16]在阶级的秩序里，人与人之间主要表现为隶属关系、主仆关系，个人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因此，缺乏独立的人格使得个人的发展受到限制，个人利益很难得到实现和满足。而所谓的公共利益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华丽外衣，“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侵占和挤压，使得这阶段的公共性具有了工具性、形式性的特点，因此其消极性是在所难免的。
2.第二阶段：一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虚幻公共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和土地的依赖不同，资本主义产生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发展于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劳动的分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也促使原来的内部统一体的化解，社会逐步分化为一个个松散的原子式个人。人与人通过交换、交易商品而相互联系，这种联系的中介或者纽带就是货币，而劳动是人们获取生存、发展的根本手段。当然，资本主义的本质远不止这些。私有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剥削使得货币变成了资本，资本在对劳动的使用过程中不仅创造价值，还产生剩余价值，成为了“统治活劳动能力的主人”。[17]可见，劳动的异化让人成为一种能不断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主体劳动与财富所有权的分离正是这一阶段劳动异化的表现。
不可否认，与第一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以自由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大的进步。人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不再依附于共同体，也不再依赖于具体的某个人；商品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它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至少在形式上的平等，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普遍的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就据此下定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从本质上看，人在这阶段并未摆脱依赖性，只是从第一阶段的“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9]这种人与人之间物化的联系是外在的、抽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9]107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易物关系、货币关系、利益关系。因此，建立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9]106的物化社会不可能具有真实的公共性，而是一种物化的公共性。
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287人在这样虚幻的共同体里，人与人之间“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9]113物的交往使得个体变得更为孤独、游离，只能沿着扭曲的物化的社会方向发展。人对物的依赖，使得人以资本为目标，甘受资本的奴役，这样人的发展必将走向功利主义，这时的人也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而旧式分工使人只能获得一种劳动技能，这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和单向度。资本和劳动的公开对抗，正体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这也说明了大部分人实质上是处于不平等的被奴役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人与社会的分裂与冲突，必然产生虚幻的共同体、虚假的公共性；而这种虚假的公共性将反过来进一步使人产生异化并限制人的发展。
3.第三阶段：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积极公共性。尽管资本主义通过科技革新显示出其生命力的强大，但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辩证主义的眼光坚定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人类必将进入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是“自主活动才同物质活动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80-90也就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私有制被废除，劳动异化被消除，人不必受人的支配和物的奴役，拥有真正的独立自由，并“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9]108人在这阶段具备了充分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能够通过自由自在的劳动生产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和发展。 共产主义不是空洞的乌托邦主义，它是马克思对人类的前途和社会命运的历史觉解，是基于对现实维度和异化状态的思索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规范性诉求。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4]81可见，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公共性是一种积极的公共性。共产主义社会克服和化解了前两个阶段的弊端和缺陷，“推翻一切旧的生成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8]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的普遍的具体的内在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奴役，也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4]129是建立在世界普遍交往的现实基础上的。每个人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彰显，并能自由全面地发展。而这阶段的社会共同体是真实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承认并尊重他人如自己一样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且正是这种他人的承认和尊重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自此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得到高度契合、统一，人成为社会真正的人，社会才是人真正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公共人，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考察公共性的方法，既不是以抽象的整体主义为基点，也不是以实在的个人主义为依赖，而是基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为出场视界的。马克思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论述公共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发展，无不彰显着公共性的生成、演变旨趣。或者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从公共性视角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了解读，马克思对公共性的关怀、对现实公共性的批判、对理想公共性的预设，无不透露出他在历史与逻辑、理想与现实、事实与价值中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切观照。一言以蔽之，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发展和逻辑演绎，是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是马克思阐发公共性的理论坐标，也是马克思对公共性图境的实证和逻辑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