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里的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23-02
众所周知，“头发”是鲁迅先生笔下一个颇受关注的细节。无独有偶，凭借《大地》三部曲等中国题材作品获得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在其作品中也多次描写这一细节，从而凸显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原因。赛珍珠在受奖演说时曾深情地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1]954她对“头发”细节的探微知著的确是其作为“中国通”的有力佐证。
一
清代辫发源于满族，在屠刀之下，汉族人无奈“留首不留发，留发不留首”，辫子成为被征服的标记。20世纪初，张勋统领辫子军，表达的是政治上的顽固；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举国上下一片悲痛，几乎所有的臣民100天内都不理发剃须，以示由衷的哀恸[2]。蓬头垢面又似乎获得了一种庄严的意义。中国文化里的“头发”既拥有一份历史的沉重，也不乏现实的荒诞。
辫子细节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过。《大地》（1931）中的王龙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对于天下变化毫无知觉的落伍者。辛亥革命发生已经很久，他脑后依然盘着一头大辫子，即使剃头师傅都看不顺眼。但王龙只听命于父亲，“没问我爹我可不能把辫子剪掉！”极为讽刺的是，王龙的辫子竟是在他发迹之后，风尘女子荷花姑娘亲手给他剪掉的。
在《大地》三部曲的第三部《分家》（1935）里，赛珍珠写一个老人的外貌：“他看上去年事最高，一头白发按照乡下的旧式样结成发辫，垂在背后。”[1]648甚至在她的《同胞》（1949）里，乡下的焘大叔还是如此装扮：“……头发差不多落光了，只在脑后还有一小撮，竟还用一根黑乎乎的线扎了一根小辫子。三十多年前闹起革命的时候他这根辫子就该剪了，焘大叔留辫子只是顽固的表现，他讨厌所有的政府。”[3]这并非赛珍珠凭空杜撰。辛亥革命之后，一部分人仍旧对共和体制疑虑重重，广大农村的村民“仍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人，他们说剪辫子的是要随外国当鬼子。”[4]
赛珍珠透过民众的“头发”，看到了旧传统的顽固。当此时，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共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但处于社会边缘的广大农民却依然固守在旧有的生活轨道上，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没有多少变化。“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貌似换了天地，但在文化的深水区，还是水质依旧，浑浊如故，需要一个长期的净化与荡涤的过程。
所以，逃难到城里的王龙初次听到“革命”这个神秘的字眼，就没有红色经典中常见的“热血沸腾”的呼应：“有一次，王龙听见一个年轻人在夫子庙的角上对一群人慷慨激昂地演讲――那是个只要有勇气人人都可以站上去演讲的地方――年轻人说中国必须发生一次革命，必须起来反对外国人，王龙听了非常害怕，偷偷地溜走了，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年轻人义愤填膺地谴责的外国人。又有一天，他听到另一个青年演讲――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有青年演讲――那人在他住的街角上说，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必须进行自我教育。但这次王龙不觉得有什么人说的是自己。”[1]86王龙对于“革命”的无知与惧怕，与《阿Q正传》里未庄群众将自由党意会为“柿油党”的认识水平并无二致，只不过赛珍珠对前者更多些理解与宽容罢了。
二
传播学领域的一位研究者埃?弗雷特?罗杰斯说：“传播过程是现代化和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元素”，他主张“关于社会变迁的所有分析必须最终聚焦于传播过程。”[5]赛珍珠对底层民众观念与心理的关注，其实一直围绕着信息传播而展开。
赛珍珠的短篇小说《王龙》，常常被国内的研究者所忽略。它的主人公其实就是《大地》中王龙的前身。王龙在茶馆里聆听三民主义宣传，其表现比《大地》中的描写更为具体而精彩，人家告诉他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即使像他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穷小子，也有资格投票选举大总统。他感到异常吃惊与胆怯，央求对方代劳，始终不明白“大总统”是啥玩意。
“民治、民有、民享”、“大总统”这些从西方舶来的政治种子，在装满三皇五帝的中国小民头脑中，立刻引起观念性的恐惧和排斥。王龙听不懂这些洋概念，却对宣传者通俗化的“财主变穷汉，穷汉变财主”心有灵犀，一点即通。革命=发财，那自然是美事。因此，王龙回到村子里也乐意别人称他为“王革命党”。王龙的“革命意识”，跟阿Q把“革命”理解为搬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选择哪个女人陪睡等“革命理想”并无本质差别。这实际上是以满足个人私欲为目的的“革命生理学”，是长期浸润于皇权思想中的小生产者对于“革命”的想象性歪曲。
20世纪初，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传媒高度发展的时代，而文盲王龙们的日常世界里却连报纸和广播的概念都没有，少有的信息几乎完全依赖口头传播，其传播效率、真实程度大打折扣，在此条件下，又岂能奢望他们观念开放，对国内外大事做出独立判断呢？国家的权力架构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民众的政治思维依然包裹在黄袍马褂之中，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该是怎样的一条信息的“代沟”啊。在《王龙》里，赛珍珠用平和而略带调侃的笔调描述了王村的信息传播：
王龙便是那个王老农的儿子，他也居在南京附近的一个王村上，为了他每天要挑着青菜到城里去叫卖，见多识广，所以也就不像一个普通的粗俚村夫啦。举个例说，皇帝下野了，这个消息全村的人要算他知道的最早；在他探悉这消息底时候，事情的发生确乎还不上一年呢。他得知后马上告诉他父亲；他父亲又传给他自己的兄弟，他兄弟是专给村上的文盲代写书信为业的，于是在别人上门请他代写家信的当儿，他又把这件事情悄悄底告诉了旁人。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个惊人消息，便已传遍了全村[6]83。 所以，赛珍珠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政治意识的关注，首先从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速度入手，还原他们的生存环境，理解他们之所以“无知”的现实语境，倾注自己真挚的同情、期待与热爱。在她看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人们的观念也是如此。赛珍珠在《王龙》中，颇有风趣地描写了王村人在得知皇帝下野后的纷乱心情，其实也预言着观念的变化：
至少有三天工夫，全村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大家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灾祸。自然没有一个眼见过皇帝，可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觉得他是一个庇护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和朝内大臣处理国政的天子。……但是，在第四天的晚上，因为外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变故，他重新把几件家珍从墙洞里取将出来，嘴里咕噜着，觉得有些儿失望。村坊里的人，也就照常进行他们的工作，虽然在起头的时候，心里总还不免有一点儿害怕。过后，他们对于皇帝已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日子久了，他们对于他的下野，毋宁说是一种快慰，因为自从没有了皇帝，年年田地大熟，五谷丰登，那么往年的歉收，也许是他在从中作弄呢。”[6]83-84
人们曾经跪倒在皇帝脚下，也会习惯失去皇权的日子；曾经有过漫长的留辫子的岁月，也必将接受去掉辫子的生活，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定会激励人们超越暂时的障碍，由排斥、对立转为熟知与认同。
三
头发，或者发型，从来就是一个寓意丰富的文化细节。实际上，从汉字的构成，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头发的重视。《说文解字》中首先设置了“髟”部，此部中共收了三十八个字；现行的《现代汉语大字典》的“髟”部，共收了三百一十八个字，毛发不仅与人的身体发育有关，更与我们的礼俗相关[7]。文化的认同与排斥，往往牵连着头发。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16世纪下半期，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文化策略，就是留发蓄须，改穿儒服，不惜在面貌上完成一次“同化”。
而到了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那些本民族习以为常的外貌特征都成为对方蔑视的对象。外国人嘲笑中国人的辫子为猪尾巴，国人对于外国人的外貌也产生本能的蔑视，称之为“洋鬼子”、“老毛子”。
实际上，童年的赛珍珠也曾在中国感受到外貌方面的压力：“小小年纪的她，一个外国人，也常到住在土房子里的农民家中……当他们善意地拿她的卷曲的黄头发和可怜的蓝眼睛（他们认为这太难看了）逗笑时，她脸上总是浮上羞怯的微笑，心中总不免一丝隐痛。她十分清楚，自己跟他们不太一样。”[8]学者葛红兵、宋耕曾细致地分析了作为近代政治场域的“身体”之一――头发所承载的政治含义。他们称头发为“辛亥政治的身体标记物”[9]赛珍珠对头发这一细节的描写，真实折射了特定时代底层的政治意识，强调了观念更新与改造的重要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对话，都需要长期的耐心细致地开放、沟通与交流。叶落知秋，窥斑知豹，这可谓赛珍珠的“头发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