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可行性及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1-0029-04
一、 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SWOT分析
一个地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和面对着怎样的限制性因素，即建设金融中心的环境怎样。SWOT分析法是由H?Z?安索夫提出的，常用于竞争分析之中，是一种能够主客观结合、准确分析和研究现状与对策的方法。SWOT四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与威胁（Threat）。优势与劣势属于内部因素，机会与威胁反映外部因素。 [3] 由SWOT分析法可以推演出四种战略， 即SO战略――增长型战略（依靠内部优势， 利用外部机会）、WO战略――扭转型战略（克服内部劣势，利用外部机会）、ST战略――多元化战略（依靠内部优势，回避外部威胁）和WT战略――防御型战略（克服内部劣势，回避外部威胁）。
（一）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优势分析
从金融中心形成所需要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来看， 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具有明显优势。
1. 区位优势
区位优劣是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来看，世界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移至伦敦，再到美国纽约，以及近几十年来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崛起，最后到上海、圣保罗等新兴金融中心的飞速发展，优越的区位是这些城市的共同特征。
重庆虽地处中国西部内陆、长江上游，但却是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之处，是中国西部惟一一个集水陆空三维一体多渠道的交通枢纽，是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地区，具有承东启西、左传右递的区位优势。并且重庆近年来，不断扩大开放，成功获批西永综合保税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协调促成开通“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并实现多国海关“一卡通”，今后部分货物可由重庆始发至欧洲， 同时欧美货物也可经重庆中转发往全国。这促使重庆成为内陆口岸高地、国际贸易枢纽和西部通向欧洲的桥头堡。基于此，重庆不仅已在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还将成为区域科教、文化、信息、服务业中心，长江上游综合交通枢纽。这将为重庆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创造相当优越的条件。
2. 经济优势
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是城市长期保持金融中心地位，并且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阿姆斯特丹的兴衰，二战后伦敦交出世界金融中心的宝座，再到东京、香港、新加坡强势崛起，其背后主要原因便是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衰退所致。因此想要最终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必须有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基础做支撑。
重庆是西部内陆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市之一。一方面，重庆主城区的经济集聚辐射功能日趋明显，区域经济中心雏形正在形成。在长江上游经济区域中，重庆主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处于领先地位。 在2005年重庆主城区就以占全市土地面积的6.6%和占全市23.1%的人口，实现了全市42.2%的地方生产总值，创造了全市49.8%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形成了全市61.6%的存款，吸收了全市68.6%的贷款。最近几年还有相当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见表1），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劣影响下，重庆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在长江上游地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公布的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重庆的综合城市竞争力 ① 位列第13名，成都市位列第16名，昆明位列第50名，贵阳位列第91名；重庆的城市经济竞争力 ② 位列第15名，成都位列第16名。这说明，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有较高的经济影响力。
重庆是抗战圣地，知名度高，长期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工业经济实力较强。汽车工业、摩托车工业是其支柱产业。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劣影响下，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4.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573美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突破4000亿元。工业总产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1%。三次产业比重为11.3：47.7：41。2008年，重庆成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和直航台湾口岸，争取到了全国首个内陆保税港区落户，新引进了世界500强企业9家。这一切大大地提高了重庆的产业层次，优化了重庆的经济结构，必将促进重庆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
3. 金融优势
金融体系完整、金融市场发达、金融工具多样、金融制度健全、金融政策优越、金融人才济济，这些对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进驻本地区，促使金融行业繁荣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尽管重庆与沿海城市（如上海、深圳、天津）的金融体系相比差距明显，但相比于西部内陆地区的其他城市，在金融行业有着较大优势。重庆金融业已具备一定规模，金融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初现。金融深度持续提高，资金集散功能增强。如表2，在2008～2010年间， 重庆本外币存款余额/GDP从139.84%上升到171.77%，本外币贷款余额/GDP从110.19%上升到138.79%，这两项指标明显高于四川、贵州、云南等长江上游省份。
重庆金融机构的聚集效应正在形成。 从银行机构看，重庆是长江上游四省市中银行业机构门类最为齐全和聚集效应最为明显的地区，尤其是外资银行数量在该地区的比例超过了1/3。2010年，重庆有中外合资、外资银行共8家；内资银行中，省（市）级分行/市联社27个，一级支行/地（区）级联合社524个，二级支行/信用社1410个，分理处（分社）2139个，储蓄所73个。从证券类机构看，重庆证券、信托、期货服务组织体系完备， 尽管证券类机构的聚集效应低于四川省，但远高于云南、贵州。2010年，重庆拥有证券法人机构1家，营业部96个。从保险机构看，近年来全国性和外资保险公司加快了进入重庆保险市场的步伐，目前重庆保险业已经形成国有控股、中外合资、相互保险等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竞争激烈的局面。2010年，重庆有保险公司法人机构3个，中外合资、外资保险公司5个。 近年来重庆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保持在6%以上，成为地方重要的支柱产业。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的贷款规模增速比全国水平快约8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不良贷款率约0.76%排在全国第五。这表明，重庆金融业已经发展起了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体，其他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结构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完备的现代金融体系。 另外，重庆金融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金融核心区，即以重庆渝中区解放碑为中心的金融核心区。目前该金融核心区银行、证券、保险机构齐备，各类市场完善。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渝中金融核心区金融业增加值达183.2亿元，占整个重庆的38.1%；金融资产达到13 802.6亿元， 占整个重庆的70%；存、贷款余额分别为3012.5亿元和3873.5亿元，分别占整个重庆存、贷款余额的22.4%和35.6%，是重庆金融资源最富集、金融市场最繁荣、金融产品最丰富、金融服务最完善的地区。
（二）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劣势分析
重庆综合经济实力在西部地区虽然有一定优势，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层次上与金融中心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总部经济特征不明显， 不利于金融中心的形成。一方面，重庆分支金融机构多，法人机构少，这使得金融机构在业务审批、信贷权限、产品创新、资金调配、资金运用、服务区域等方面的自主权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机构的投资、融资行为往往由公司总部来决定，相关的金融业务也多在总部所在地开展， 加之重庆大型企业集团数量少， 客观上降低了重庆本地的金融业务量。
二是经济金融开放度偏低，尚未达到区域金融中心的要求。首先，经济开放程度低。以2005年为例，重庆进出口总值为42.9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仅为10.9%，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为5.2亿美元，远低于东部同类型城市。其次，金融开放层次低。目前重庆金融业中只有银行和保险有外资机构进入，而证券、期货、基金、投资银行等没有外资机构进入。第三，金融开放的规模小。目前进入重庆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业务范围窄、业务规模小，截至2006年6月底，重庆4家外资银行的存款规模只有8148万元，贷款规模接近14亿元， 基本上没有给重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带来金融冲击和金融革新。
三是长江上游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重庆金融中心建设缺少金融腹地的强力支撑。一方面，长江上游经济区内的二元经济特征明显，2005年成渝经济圈的城市化率仅为36.8%，而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城市化率均超过70%，城乡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金融结构失衡。 另一方面，长江上游地区发展遇到了依附于行政区域背后的行政壁垒，没有形成经济区的战略联盟，没有出现行政布局协调、经济能力聚集、产业结构合理的理想范式。
四是金融产业发育程度偏低， 重庆建设金融中心缺乏金融产业的有力支撑。金融中心客观上要求金融业成为支柱产业，一般来说当金融业增加值占GDP10%左右，就可认为金融业成为了支柱产业。但目前，重庆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较低水平徘徊，2005年仅为3.5%，这是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三）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外部机会分析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为重庆工作“定向导航”，作出了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确定了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交办了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构成重庆发展“314”总体部署。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明确提出，“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重庆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可以说，重庆作为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地处我国西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中央政府相当重视和支持重庆的发展。重庆市政府在认真领会中央精神的情况下，果断做出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战略决策，并积极创造条件。这为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二是东西部产业转移的良机。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的相关理论，伴随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日渐成熟，尤其是高级服务业将逐渐成为东部地区的主导产业，这将使其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重庆市凭借其优越的直辖市优势、区位条件以及固有的劳动力优势和制造业基础， 有条件在东西部产业转移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
三是区际联系便利。中央为重庆勾画了“三大定位、一个目标”的宏伟蓝图，其中一个定位是“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在2006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重庆将以主城区为核心，打造共有23个区县组成的“1小时经济圈”，使这个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加强重庆市区内部资本的合理流动，协调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同时强化重庆市与各城市之间的区际联系，重庆提出“半小时主城区，4小时通全市，8小时到周边”的口号。区际联系加强将为重庆的发展提供交通便利，同时为资本的相互流动和补充建立平台。
四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企业都在寻求产业阶梯转移扩张，这给重庆产业崛起提供了机遇。城市区域经济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区域化在空间上的具体表征，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路径。城市区域合作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要求。在新的全球劳动地域分工基础上和新的经济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以及城市一体化趋势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
（四）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外部威胁分析
一是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香港、北京、上海三大金融中心的发展是重庆的先导。 珠江三角洲凭借其政策优势、香港回归的带动以及经济特区效应拉动占据了先行优势， 香港已具备了国际化的竞争优势， 已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受到郑州、长沙、成都、武汉等城市的竞争压力，中西部的城市圈均已基本形成，其中有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 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圈， 这些都标志着中西部的城市争取建长江中上游金融中心正式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许多行业都要面临与外资企业的正面交锋，重庆将面临更加激烈的来自国内外城市的竞争。 二是经济社会梯度差异不断扩大。 总体上看，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改变，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差距显著，人才东部集聚效应将继续拉大区域间竞争水平的差距，知识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将进一步影响地区间产业结构。即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分工中占据着更有利的位置，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差异，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其发展重点， 外资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投资转移尚不具备条件。
（五）总结
综上分析，可得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SWOT分析矩阵（见表3）。从该矩阵可以看出：（1）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既存在内部优势和外部机会，又存在内部劣势和外部威胁；（2）从数量上来看，外部机会和内部优势所决定的条件都优于外部威胁和内部劣势决定的困难；（3） 重庆在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该抓住良好的外部机会，克服内部劣势，实施WO战略――扭转型战略，即利用好外部诸多机遇，克服内部存在的一些劣势。
二、 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中心的两大构成要素，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甚至比金融机构发展更为重要。本文认为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应该前瞻性地进入一些成长快、前途好、带动大、辐射效应明显的金融市场或者市场空白， 围绕金融市场建设健全机构体系，拓宽金融业务，推动金融创新，加快金融开放和提高监管水平，最终建成长江上游金融中心。
（一）明确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目标
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总目标应该是：建设以重庆为核心，辐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集金融产业中心、金融市场中心和金融创新中心为一体，以融资中心、农业发展融资中心、中小企业融资中心、投融资中心和再融资中心为主体的多层次、相互共生的综合性区域金融服务中心。以金融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使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成为战略支撑、对外窗口和辐射带动的核心城市。
（二）重庆构建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选择
金融中心的构建模式一般可分为自然形成模式和国家（地区）建设模式。
自然形成模式由需求引导，代表城市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其主要途径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引发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实现金融繁荣，最后到金融中心的形成。
政府引导模式由供给引导，代表城市有新加坡、东京、香港。其主要途径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使金融体系先于经济得到发展，并带动经济增长，最后共同繁荣形成金融中心。
尽管重庆在长江上游有着显著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金融优势，但相比于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深圳、天津），在经济基础、结构和整个金融体系上有着巨大差距，自然形成模式并不适用重庆。再加上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等大环境的驱动，采用政府引导模式无疑是最优决策，这也符合本文提出的WO战略选择。
（三）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具体措施
1. 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在政府引导模式下，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产业西移、经济全球化等背景下，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由化、宽松化、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促使国内外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资本的集聚，引导金融业规范、高效、和谐发展，充分发挥金融业优化资金配置的作用。最终建立起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实体经济为金融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形成金融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态势。
2. 完善金融体系与监管，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工具是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重庆的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应着力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不仅要积极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拓展各种金融业务，丰富金融工具，激活金融市场，也要努力培育本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全方位发展各类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扩大金融业的辐射深度和广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金融制度，完善各项法规，做好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秩序的安全、稳定、高效。
3.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夯实金融发展基础。采用政府引导模式绝不意味可以轻视自身经济的发展，相反只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最终支撑起繁荣的金融体系，只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才能推动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只有长期的经济发展才能使金融中心兴旺发达。金融集聚的基础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力和规模，许多金融中心的兴衰都是源于实体经济的波动。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开始转移的宏观机遇下，重庆应积极引入国外大型集团和跨国公司，同时关注中小企业、农业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支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升经济的综合实力。
4. 汇聚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增强经济金融内生动力。无论是经济建设，完善金融体系，还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环境都离不开优秀专业人才的强力支持。随着当今金融业务日益繁多，金融风险逐步增加，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高层次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并且近年来人力成本不断攀升，大量的制造产业开始内迁，中国已经开始逐步从劳动力跟着资本、技术流动向资本、技术跟着劳动力流动的转变。此时大量引进专业性人才能够有效吸引外部企业入驻， 促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的聚集，这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金融领域都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何尽快制定求贤制度，推出招才政策，落实举贤措施，营造优越的工作环境，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推出完善的保障和福利制度是当务之急。于此同时，政府应联同本地区及附近地区的高校，培养高素质、适应新时代的专业性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