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市场信心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以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研究
危机中应加强信息的公开并注重市场中的流动性预期。
一、序言
面对危机，无论是巨型的跨国公司，还是单个的经济个人都极易产生恐慌，将本可避免的小危机不断扩大，甚至丧失现代经济所依赖的最底层的信任，甚至导致银行挤兑，股市崩盘等恶性危机。对此类行为，凯恩斯早就有所叙述，并将其定义为“动物精神”。他认为，人的情绪、心理有着广泛的影响，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如果市场出现问题，则很有可能引发恐慌情绪，使得所有企业都逃避责任，甚至落井下石，在危机发生时蜂拥追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往往使得一些本来健康的机构，在集中追债的情况下，很快把持有现金流消耗殆尽，进而陷入危机。类型的情形反复上演，比如说2008年9月的危机使得摩根斯坦利、高盛本来相对健康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此时，重振市场信心便显得十分紧急与重要。本论文将着重分析恢复市场信心以应对金融危机后的重要性，首先论证市场信心在经济恢复中的作用，并论证政府通过重振市场信心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有效性变化，最后为政府重振市场信心提供几点政策建议。
二、重振市场信心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
能够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的预期可称之为信心。金融业运行的根基就在于信心，稳定的市场需要稳定的信心。信心，能够体现经济主体的主观预期，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包括其做出的投资、消费等经济行为。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社会整体预期和市场信心，则是由无数个经济个体的信心组合构成。个体信心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关系就这样建立的起来。从而，政府在对宏观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应特别重视个体预期和信心对整体经济和市场信心的影响。因此，提升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的正向预期即提升个体信心，对经济整体的发展与危机情况下的修复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
但信心的建立则需要对信息有着足够掌握，在行为金融学领域著名的“羊群效应”正是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所谓“羊群效应”指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缺乏信息识别的专门知识，经济主体会因担心决策产生负面后果而参考周围人的行为而最终做出类似决定。这种效应在金融市场决策活动中比比皆是，在危机发生时更会起到恶化危机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羊群效应便会引发资本市场的极度波动。从全局视角来看，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整体金融市场，乃至全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只要存在人做经济决策的地方，都体现着羊群效应。
因此，维持稳定的信心是市场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重建市场信心时，政府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机构，能够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发展。但是政府政策对市场信心的作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的政策决定的确能够起到振奋市场信心的作用，但同时也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另一种暗示，即当前的危机状况可能非常严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有可能进一步减少消费和投资以保留流动性。因此政府振奋市场信心的政策手段在运用时，需要把握于恰当的时间点，以合理的程度进行，同时政府在采用扩张性的政策重建市场信心时，其政策效果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三、政府重振市场信心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
市场信心的重要性意味着，面对经济危机，任何复苏计划都应将恢复市场主体信心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根据李永友的分析“尽管市场主体信心在经济低迷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国以增支增税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总量调控策略对市场主体信心的提振效应却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在财政结构调整中，社会性支出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主体信心，但是强调政府支出甚至政府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时，即私人部门支出的被政府政策所挤占，这种情况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显著伤害了市场主体信心；虽然过去10多年以直接税融资替代间接税融资在长期对经济增长有利，但短期因市场主体税负感受上升而伤及市场主体信心。
面对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以扩大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这对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打破经济协调失灵均衡具有非常重要作用，所以就这点而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较快走出危机阴影功不可没。但由于支出必然需要有相应融资支持，尽管不同融资方式会有不同影响，但无论哪种融资方式对市场主体来说都意味着负担增加，所以增加支出的需求管理只能在特殊时期短期使用，长期使用必然会因支出边际增长效应递减和税收边际抑制效应增加而伤及市场主体信心和经济增长。这一结论隐含着，基于需求管理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用于经济稳定，不能长期被使用，实现经济平衡增长，只能通过供给管理和合理的结构调整策略。
在经济遭遇较强外部冲击时，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和信心在危机时期有效感染了市场主体，并阻断了市场主体悲观情绪扩散，所以市场主体信心在经历了短暂下降后很快得到恢复。同时以支出扩张为主的需求管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恢复放大了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由于在危机期间，市场主体更多关注政府应对危机的力度和决心，所以对高税负的容忍度上升。在经济遭遇外生冲击期间，支出对经济的正面促进作用将会因市场主体信心恢复而放大，税收增加对经济的抑制效应将会因市场主体信心提高而降低。但随着经济逐步走出危机阴影，市场主体信心开始趋于正常，市场信心作用开始减弱，支出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开始减弱，而税收负担上升的负面影响开始上升。同时随着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时间递延，支出扩张的边际增长效应开始递减，为满足支出需要，持续增税的负面效应开始递增。扩支增收效应相互叠加，再加上财政收支结构不当选择，使市场主体信心开始逐步受到侵蚀，并产生较强谨慎动机。市场信心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使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快速减弱。财政调控的综合效果在长期看变得越来越差。所以动态考察我国以扩支增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调控，尽管应对危机的乘数效应特别显著，但长期看乘数效应却非常弱，甚至出现非凯恩斯效应。 四、政府危机管理中稳定市场信心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全球迟迟不能走出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因此，在继续重视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需要把预期放在重要位置，加强预期管理，正确引导公众预期，提振社会信心。为使全社会对未来经济发展和市场走势保有良好乐观的预期，建立市场信心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信息公开
危机发生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内由公信力强的部门利用多种渠道发布消息稳定市场信心才能起到隔离危机的作用。首先利用权威处理危机当公众对危机感到迷茫时利用权威人士或权威机关的言论，可以引导公众观点，更正公众偏见。专家、民众信任的媒体机构、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以及掌握时间一手信息的人都是权威人士的组成部分。只要是公众信任的对象他们的意见就易被接纳。其次，应及时公布危机产生原因。对市场不断流传的各种调控政策而言，要及时辟谣和澄清，从而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避免让投资者经常提心吊胆，无所适从。危机的背后总有原因，如果不说明，社会上就会流传各种不利的说法。政府自己说不出令人信服的原因，即产生默认谣言的严重后果，甚至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危机事件发生的同时，要积极的开展相关调查，确认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如果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应及时向公众道歉；如果不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则更应让公众了解真相。如果事情复杂，一时难以找到真相，也必须及时公开调查开展情况，澄清谣言，让公众相信政府会给民众满意的答案。当正面的信息压制了谣言等负面信息时，投资者的信心也将逐步恢复。
（二）注重市场流动性以及投资者对未来流动性的预期管理
危机发生后，各经济主体以及投资往首要关心便是自身的流动性，以防止出现流动性紧缺引发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情形。同时防范市场中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累积。危机往往是由于投资者对资产价格过于乐观而过度投机，形成无法消化的价格泡沫而产生的。震动发生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便产生了恐慌甚至危机。因而政府有必要在源头上控制风险，当前金融衍生产品蓬勃发展，中国在引进先进的金融技术时，要去粗取精，防止过度发展虚拟金融。为确保危机软着陆，社会经济各参与主体，包括社媒体、会计师、分析师等各个方面都应发挥独立、客观的监督及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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