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温故一九四二》的电影改编
近些年来大量的优秀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成为电影拍摄的重要素材来源。小说要改编成电影，需要完成文字到影像的跨越，这本身具有很大的难度。和文字相比，影像作品在反讽、丑化、虚拟、戏说等方面的表现力要显得逊色许多。而对于《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除了面对上述的难题外，还面临着真实的调查报告到电影的艺术表现之间的转换。《温故一九四二》作为一部经典的“调查体小说”，是基于事实的写作。而电影《1942》则是一部以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为背景，采用小虚构的人物事件来反映大的真实历史的电影作品。由纪实文学到电影的转变必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42年特定的历史背景是无法虚构的，这无疑将限定刘震云和冯小刚的改编空间。虽然刘震云和冯小刚都有虚构创作的经验，但是电影《1942》的拍摄是对他们创作能力的一次考验。
电影《1942》在改编《温故一九四二》的同时，也吸取了故乡文学的素养。它从故乡文学的每一篇中汲取素材，从人物的姓名，到社会群体的命运，再到当时社会的腐败，一直到人性的阴暗。在电影《1942》中可以体会到故乡系列的精神内涵。
一、小虚构大纪实
电影《1942》的主创人员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先后到豫、晋、陕、渝等地深入调研，用摄像机记录下了灾难亲历者的回忆。在电影《1942》拍摄前的准备中，主创人员通过这一系列行为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这种还原真实责任的担当。刘震云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坦言，他在第一稿的剧本中也试图给《1942》添加一些历史背景，做一些宏观的场面，例如关于二战的国际战场的画面，讲述二战其他战场的补给情况;或者描写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人的行为。但是最终这些只能作为旁白，因为这与《1942》要表现的灾难显得格格不入。
当《1942》上映后，对比之前刘震云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一，用虚构的情节来展现和还原1942那段真实的历史是很困难的，用具体的影像来诠释文字世界描写的苍凉是艰难的。其二，基于宏大的叙事角度，一直从电影《1942》的构思阶段延续到了拍摄阶段，都是与刘震云的初衷相悖的。刘震云一直在用历史时间中个人的历史来解构正史，这是一种淡化意识形态历史观的表现。而电影《1942》宏观的叙事角度，是以历史的视角来描述这个事件的，这与刘震云“口述历史”的基本观点是相背离的。刘震云的观点和看法最终只缩减成开头和结尾的旁白，原作的艺术魅力被大幅削减。没有了第一人称的旁白，整部电影的主要篇幅变成了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这样原本文字表现的内容变成了表层的信息，致使原本隐藏在文字中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信息成为直接传递的画面，这也正是小说转换为电影的无奈，这也使原作历史态度的表达受到了影响。
刘震云认为所谓的正史是权力讲述的历史，是为了发挥“讲述权力的权利”的功能而叙述的，这种历史主要用来证明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以及震慑被统治者。这种历史观，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趋向性，视角宏大，对于历史发生过程中个体的特性进行了忽略。而刘震云的写作风格更像《圣经》中表达故事的方式，这种方式记录苦难、反对权力，试图用一种史诗和神话的笔触对“权力讲述的历史”发出质疑和批评，这样的一种精神气质在刘震云故乡系列的作品中得到了展现。
电影《1942》中有两条线索，其中“蒋委员长―各级官僚”这条线索是用来交代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相比于原著，变得更为表面。“东家老范―逃难相亲”这条线索最能体现刘震云的语言风格，但是电影《1942》中这些修辞被极大地削弱了。
影片的历史讲述姿态取决于经历及思考这场灾难的角度和展开故事的线索。电影《1942》在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也开始由那种带有圣经气质的私人讲述历史角度向权力讲述历史角度的倾转。而这种倾转不是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唯一选择，例如电影《活着》没受到私人讲述和权力讲述的限制，它以一个人物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的一生，最大限度上摆脱权力讲述使这部电影显得更为纯粹。而国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一个人的遭遇》都采用了这种方式，都取得了较好的表达效果。
二、反差之中的魅力表现
《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纪实体的小说，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相同的是这部作品仍然表现出了游戏特征。在书中，政治话语的冠冕堂皇和乡间俗话的粗鄙乡俗通过混合杂糅手法实现了和谐交织。高雅、庄重、诚恳与粗俗、戏谑、轻侮之间搭配成了喧哗声中的一场狂欢。作者尝试用这些消解传统语义的话语来体现自己坚决的战斗姿态。比如小说中描写了一名普通的中国妇女，这名妇女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主的雇工，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公社社员。书中说她承受了92年的中国历史，是参与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千千万万中国人中的一员，也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在刘震云看来，波澜壮阔这些政治词汇与小人物的成功和灾难相比才能更加显现出历史的价值。刘震云甚至毫不避讳地在文中说：“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无咖啡，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这些话语充满了反讽的意味，也是权力讲述历史观的残酷。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还使用了一些官场中的套话格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意思。当政治家演讲的那一套格式配上通俗易懂的话，更能体现出庄重裹挟着卑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官场气息。
刘震云作品的深刻和对历史大快朵颐的解构可能是打动冯小刚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冯小刚的电影中，沉寂代替了各种人物间的喧嚣，人物的对话和画外音也很难形成故事的整体感。刘震云原著中那种解构正史的酣畅淋漓在电影中因为偏重宏大叙事而变得失去色彩。观看电影《1942》总让人感觉是在看《建国大业》。这种原著和电影间的巨大反差，表面上可以归为艺术改编带来的必然变化，但是具体的影像并非不能表现充满思想的文本，故乡系列的文风仍然可以在影像中继续狂欢。例如李浚谥的《黄山伐》和姜文的《让子弹飞》就是一个用狂欢的影像来解构历史的成功范例。李浚谥的《黄山伐》用农民间的插科打诨和无厘头表演来重新上演了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战争，让一场历史上面的大战变成了小人物的历史，成为一场混乱肉搏中的狂欢。当然，李浚谥无疑拍摄了一部轻喜剧，他将战争之前的狂欢与战争结束后的死寂结合起来，在强烈的反差中观众能更加明白战争的残酷，战争对于每个处在其中的人来说是没有胜利而言的。即使再夸张的荒诞和恶搞也掩盖不住战争的血腥和残忍。这也更加接近刘震云所追求的“让人笑的悲剧”。 三、循环的历史观
有历史学者曾经提出历史实际上并未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受压迫人民的困境的事实的掩盖之上的。被压迫者是历史的一种常态，这种常态总是循环发生的，历史并未如我们所说的不断发展和前进，这是一种典型的悲观历史观。而刘震云的历史观与其相似，他的这种观点和立场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并通过艺术的处理，将这种循环的历史进程清晰明了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很多对历史的悲情描写，如“在老人家历史上，死人的事的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等，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的被访者都不确切地记得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事件的过程。但是作者采用精确的时间纪录提醒人们不要忘却那段历史，历史的悲剧总是在上演，但是最后都变成一缕尘埃掩盖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电影《1942》中小说所强调的温故知新的思想被人为地弱化了。1942是历史循环的一个节点，由于电影上映以及电影这种媒体传播形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1942》没有完全表达出原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深刻的历史观以及对这段历史的思考，这让电影仅停留在对事件的演绎上，没有了大的历史环境的基础，让整个事件显得苍白，缺乏说服力。电影对于小说的解读仅停留在了一些零碎的片段上，没有注重表现循环历史背景的后果，让电影在表达灾难的悲剧、人性的缺失以及权力的荒诞上没有很好地串联在一起，这让这段历史的发生的必然性得不到体现。而对于敏感的政治、权力问题也没有真实、犀利地还原出来，这就让观众感受不到原著的循环历史观。
小说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批判，作者疾恶如仇地表达了对极端权力的厌恶，这种深刻的批判揭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几乎撼动了官方的历史话语权。但是遗憾的是，电影《1942》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这层思想，并且极大地弱化了这方面的描述。这当然有电影的拍摄视角问题，电影是站在权力的角度，而原作者更多的是站在基层人民的角度。这种视角的差异性造成了电影并不能深刻地表达出作者的那种批判精神，而作为文学作品闪光点之一的批判被弱化，造成了电影思想表达仅停留在表面，作品中所要表达的讽刺、戏谑也没有完全地表现出来。
当历史被私人所讲述时，站在了私人的视角，个人的认知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私人化的讲述历史容易出现历史观的狭隘和偏差。读者阅读时是对作者私人化视角的一个默认，而观看电影时则无须默认，而电影的拍摄经过艺术的处理可能让一些私人化的历史观变得可笑。为呈现历史的客观性，书写历史的官方应该退出，这一点在《1942》中可以看出，电影并未表现当时的延安，但是这并不是主导权力的退出，而是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介入书写历史。李培基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电影就没有站在客观的历史角度对其进行表述，带有了同情的色彩，让电影缺乏了客观和公正性，也让电影受到了历史学家的抨击;影片在对蒋鼎文的拍摄上，没有完全地表达出这个角色，只是将重点放在了他对于士兵和群众该饿死谁的议题上，而对于他向蒋介石汇报灾情、组织军队节约用粮上则缺少画面的表述，让这个角色符号化，没有表现出人性的复杂，只停留在了表面。与此同时，电影没有客观公正地反映出国民党对于灾情的救助，让这部历史电影缺乏客观和公正性，在这里可以看出私人化的历史有时并不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在私人化和主流历史的共同作用下或许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电影《1942》缺乏这种公正、客观的历史描述，让整部影片显得缺乏历史的厚重感，更像是一场旁白式的独角戏。
四、结语
电影与文学作品相比，往往可以以更生动的影像动态来表达主题思想，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让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描述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但是由于制度及改编艺术等因素的限制，电影作品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文学作品的主旨。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1942》进行对比，分析了这部电影改编的优点和不足，让大家深入了解电影《1942》以及文学作品《温故一九四二》的内涵。同时，我们不难看到，《1942》审查的通过表现了权力对于历史重构作品的宽容，这也将促进更多的类似历史电影改编作品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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