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理论视域下的冯小刚喜剧电影
电影要想深化观众对它的认可，获取票房与口碑上的成功，就极有必要尊重观众的选择权，重视观众的期待视野。因此，从接受理论入手，探寻优秀电影的经验，从而摸索出一条当代电影发展的新路。在这方面，冯小刚无疑是已经取得较为突出成就的内地导演之一。他所导演的《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等喜剧电影无不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冯小刚的成功与其对接受理论的钻研是分不开的。首先，他成功地打响了冯氏“贺岁片”的品牌效应，促使观众形成了一种惯性的观影习惯。[1]自从1995年香港的贺岁片《红番区》引进内地以后，“贺岁片”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电影市场日趋疲惫之际，新概念的引进无疑意味着生机与活力。而一年一度的新年假期无疑又为其贺岁片准备了庞大的潜在票房。但是冯小刚喜剧电影的成功远远不止于贺岁片。在引领了贺岁片的潮流之后，他有意地在个别年份避开新年院线档期或回避“贺岁片”的名头，但他拍摄的电影依旧犹如投入内地电影市场的重磅炸弹，令他人望尘莫及。要想剖析冯小刚喜剧电影的票房号召力，冯氏对于接受美学理论的灵活应用无疑是不可回避的。
一、对平民世俗生活的狂欢化
普通观众的观影心理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在大银幕上实现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体验日常生活中难以体验的经历，如未来世界、异度空间等，这也是战争片、悬疑片、科幻片等类型片存在的基础；另一种倾向则是寻找世俗生活的写照，看与自己背景、经历类似的人们如何在熟悉的环境中生存，这便是冯小刚喜剧电影的观众期待视野。观众不需要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震撼人心的场面进行某种悲壮情怀的灌输，而是需要一种寻找“影子”的认同感，冯小刚也深谙这一点。他的大部分电影绝不追求视觉的奇观化，这一点在喜剧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喜剧电影的场景与情节越贴近平民百姓日常的工作生活状态越好，如工作单位、街道邻里、家长里短等。
在1999年上映的《没完没了》中，葛优所饰演的出租车司机韩冬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与前几部电影中葛优能言善道的角色不同，韩冬是个其貌不扬的老实人。正是因为他平时老实，因而才会在爆发之下选择了绑架他人索取车款的极端方式。他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悲惨，父母双亡，姐姐又因为意外而变成了植物人。对于韩冬来说，维持姐姐的生命是他奋斗的动力，因为只有姐姐活着，他才有一个没有散的家。然而包他车的“京华旅行社”老板阮大伟颇有几分奸商的意味，长期拖欠韩冬的车钱，以至于韩冬无法支付姐姐的医疗费。然而，观众对傅彪饰演的阮大伟很难产生厌恶之情，原因就在于他也同样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也有小自私，他也会在看中国输掉了女足世界杯后流泪，有着每个小人物都有的七情六欲。阮大伟一样在北京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斗，尤其是观众看到他接了一个关于两百人的旅游团“人全到”的电话便急急忙忙找了四辆大巴去接人，最终只接到一个叫“任权”的来打前站的老人时，颇能体会到他的那种敢怒不敢言的心情。无论是韩冬抑或是阮大伟都不是绝对的君子或小人。然而，冯小刚如果仅仅满足于展现普通人的悲伤、忙碌与辛劳，他的经典喜剧电影就无从谈起了。因此他在阮、韩之间设置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也就是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绑架案。作为“人质”的阮大伟女友小芸彻底地站在了“绑匪”的一边，两人想出各种方式折腾阮大伟。绑架、勒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本身是在观众的现实生活中很难体验到的，影片中因为小芸的主动配合又使得这桩荒唐行径少了沉重，多了喜感。被折腾得苦不堪言的阮大伟的反应也是典型的小人物的反应，例如在喝多了“路易十三”后和哥们的对话“想吐吗？”“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堪称经典。两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因为一个契机而对立并进行了一番平日绝想不到的斗智斗勇，这便是冯小刚极为拿手的对生活的狂欢化。
在《天下无贼》中，主人公变成了距离老百姓较远的江洋大盗，喜剧效果就大为下降了。影片的主要喜剧功能，就只能由饰演朴实民工的王宝强承担起来。除此之外，范伟、冯远征饰演的绑匪显然也是没有文化的小人物，对话之中也充满了笑点。尽管《天下无贼》中火车这一舞台上的主要人物是手段高超的贼与警察，但是它的背景依然是十分接地气的“春运”，可以说冯小刚对于立足于平民世俗生活的坚守是很少改变的。在《手机》中，严守一是电视谈话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人到中年，家庭美满。费墨人称费老，无论是从名气还是从收入上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然而从头到尾，两人的生活都给人一种相当心力交瘁之感。而他们的结局也惊人的相似，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影片的喜剧感不仅仅是在于两人因为有了精神或肉体上的出轨而编造的一个个蹩脚的谎言，更是在于它传递给观众这样一种信号，所谓的高端人士依然有道德瑕疵，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就产生了某种心理优越感。
二、对传统话语进行的改造
冯小刚喜剧电影之所以“笑果”惊人，且能在多年以后观众回忆起来时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能让观众会心一笑，主要是和冯小刚等人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设定好了“隐藏的观众”有关。在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中，往往担纲编剧的都有王朔。冯、王二人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且都十分熟悉“京味幽默”的运用，他们对于电影的接受者，便也定位在能与京味幽默达成共识的受众群体中。这一部分人必须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流行风尚，同时也要知道汉语中的某些传统话语。当冯、王对这些传统话语加上现代元素进行改造之后，就能制造出大量“笑点”。
首先，冯氏喜剧是对传统话语进行“俗气”的渗透。无论是王朔抑或冯小刚，都深知真正支撑起票房的是广大普通的市民阶层，在审美层次的设定上是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文艺片的阳春白雪的。在冯小刚贺岁电影的开山之作《甲方乙方》中，葛优所饰演的姚远与朋友开办了一个“好梦一日游”业务。英达饰演的小书商虽是一介平民，但是梦想着要成为巴顿。在影片的一开始，就以这个业务切入，观众在刚刚习惯了这个耀武扬威的“巴顿将军”后，小书商的时间到了，刚才还一口一个“Yes，sir”的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将书商身上的美式军服脱下。姚远看见书商一脸失落，于是安慰他：“和平时代就是巴顿也得在家好好待着，国家有咱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也用不着你，还是做你的良民吧。”在传统话语中，解放军保卫祖国无疑通常置于一种严肃的语境之下，然而在电影中经由姚远的“京片子”口音表达出来却多了几分油腔滑调之气，加之姚远与书商两人的态度、气势变化的鲜明对比，产生了幽默的效果。 其次，冯氏喜剧对传统话语进行拼贴和戏仿，如《大腕》中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等。《大腕》是冯小刚早期的喜剧电影中巴赫金狂欢理论最为明显的一部，影片中充斥了无处不在的广告、炒作与明星。如前所述，冯小刚信奉与其呼吁观众去靠近导演，提高自身的审美与欣赏水平，不如让导演靠近观众。但是他并不因为迎合观众而使自己的电影倒向低俗，其电影常蕴含着非常强烈的导演本人理念。尽管作为一个商业片的导演，冯小刚的成功是消费主义的成功，但是他在《大腕》和《私人定制》等电影中巧妙地表达出了一种对于消费主义的反思。[2]在《大腕》的最后，一群身穿浴袍的男人聚集在房间中交谈，其中一个男子语速极快地吹嘘着做电子商务和网站的秘诀。从他的侃侃而谈中，观众看到的是冯小刚对当今荒谬现实的嘲讽。最后镜头一转，观众才知道因为泰勒的死而复生，尤优等人策划的葬礼打了水漂，尤优和王小柱等人在打击之下都进了疯人院，刚才那一番高谈阔论就是出自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口中。《大腕》上映于2001年，正是中国大步迈入互联网时代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在攫取金钱的过程中，手段也是层出不穷。这段看似逻辑清晰，动辄千万上亿，气势逼人的话，拼贴与戏仿了现实生活中的调侃用语，甚至还涉及了当时热门的广告语。表面上揭露了所谓的“商界精英”的疯狂，实际上隐喻的也是这个世界的疯狂，讽刺效果在此达到了高潮。
三、大团圆结局的设定
大团圆结局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古已有之，尤其是在宋代勾栏瓦舍中说话的话本、明代小说、晚清戏剧之中尤其盛行。[3]它充分满足接受者个体的情感体验，而前面所提到的时代都是市民文化、大众文化发达，消费主义旺盛的时代。尽管这样的设定有可能导致作品的深刻性不足，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而言，在产业化面前，观众为电影买单的首要动力就是娱乐和放松，电影的艺术性有时需要让位于释放民众消费潜力和娱乐欲望的要求，尤其是在市民经济同样蓬勃发展的今天。观众在寻找娱乐时往往要释放压力，解放自己的身心，对享乐主义甚至物质本位主义进行实践。当卓别林、陈佩斯等追求“笑中带泪”，强调娱乐之下的理性思考的喜剧风尚过去之后，一种遵循着“快乐原则”，让观众毫无沉重感满意离开的剧本撰写方法，无疑成为喜剧电影的主旋律。
冯氏电影的大团圆结局一般采取在爱情上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模式，这种模式中主人公的感情抑或婚姻经历往往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甲方乙方》中，姚远最后娶到了周北雁，影片的经典海报便是两人身着传统服装举行的婚礼。尽管小夫妻将房子让给了别人，但是他们内心是感到幸福的，因为他们始终努力的事业就是为他人“圆梦”。而在《不见不散》中，李清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普通女孩，到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在美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面，本身就可以算是拥有了喜剧的结局。但是在爱情上，冯小刚仍然要安排刘元与李清分分合合，最终李清还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在美国的安稳生活，乘飞机随刘元回国。直到在飞机遇险的一刻，两人终于明白彼此是自己最重要的人，影片以李清与刘元接吻时咬到对方的假牙结束。在不以搞笑为主，而以温情见长的《没完没了》中，韩冬虽然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钱，但是不能挽回姐姐的神志，甚至医院的人还劝他不行就拔管子吧。本来影片的基调是较为低落的。韩冬最后在姐姐床头不乏悲伤地感慨“你要是也走了，家里一个亲人都没了，那叫什么好日子呀”的时候，推开窗户看到的却是，笑靥如花站在雪地里的小芸，韩冬以一句“姐，好日子还是来了”结束全片。可以预想到的是，韩冬与小芸也必然走到了一起。
可以说，冯小刚喜剧电影之所以经久不衰，甚至在经过《夜宴》等较有争议的电影打击后依然拥有稳固的观众群，是与冯小刚善于把握受众心理分不开的。通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来研究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也不难看出接受理论的应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对一般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对于其他更多、更广阔领域的各种艺术作品来说，接受理论的价值都是不可小视的。冯小刚的喜剧电影把握住了广大的观众群，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剧本的撰写、演员的选择等，将电影的喜剧因子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同时也提高了观众对于喜剧的欣赏品位，单纯的插科打诨或者搞笑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欣赏过冯氏喜剧的观众。这种过程不仅仅是电影迎合观众的过程，也是导演完善作品，提高作品审美价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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