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尉的女人》:从小说到电影
一、引 言
《法国中尉的女人》（以下简称《法》）自1969年问世以来，在广大读者和评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样一部小说看起来十分适合被搬上银幕，但是经过多位导演和编剧的尝试之后，改编均告失败，这本书成为一部“无法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究其原因，改编的难点在于小说的后现代的叙述方法以及它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主题思想。尽管改编如此艰难，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和捷克著名导演Karel Reisz最终成功地将小说搬上了银幕。电影版《法》终于在1981年与观众见面了，而且也获得了如潮的好评。电影版的《法》是如何忠实于小说的自由、选择的主题，品特如何使这么一部“无法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成功搬上银幕的呢？
二、《法国中尉的女人》：一部具有伟大文学成就的小说 《法》发表于1969年，而当时的小说正处于困境中，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在1967年发表了名为《文学的衰竭》（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的文章，认为当代西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写作形式和写作方法已经枯竭了。英国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71）也在1969年发表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认为小说家当时的处境可以被比作是站在十字路口。《法》的出现无疑是对约翰和洛奇的有力回应，告诉人们小说并没有死，文学也没有枯竭。小说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并且得到一致的好评，究其原因主要有书中时代的误置，作者突然闯入小说中，并且出现了多重结局供读者选择，等等。作为一部具有伟大文学成就的小说，其最主要的两个特点就是：第一，小说采用后现代的叙事方法；第二，小说的存在主义主题。
首先，《法》采用了后现代的叙事方法。体现在小说中的后现代叙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时代的误置、小说的多重结尾和对维多利亚时代写作手法的戏拟。小说中经常会同时出现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与20世纪时期，叙事者在描写维多利亚时期的事件中常常提到20世纪；属于20世纪的叙述者竟然出现在自己创作的19世纪小说中面对自己创造的人物，和查尔斯一同乘坐火车，思考下一步该怎么样设计他的人生。除了以上提到的例子，最能从小说主题方面体现时代误置的则是女主人公萨拉的人物塑造：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背景下的女性，却被赋予20世纪存在主义的思想，成为一个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驱者。有评论家指出萨拉就像是乘坐时空隧道从20世纪穿越到维多利亚时期。
其次，小说的后现代叙事还体现在其多重结尾。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组织特点就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有开头、发展和结尾。而多重结尾则是后现代小说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正如英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戴维?洛奇在《现代写作方式》（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1977）中就总结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小说结尾的特点。从男主人公查尔斯“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个小说主题来看，Simon Loveday（1985：58）认为小说具有三个结局。而这三个结局分别反映了查尔斯刚刚萌芽的存在主义意识“自由的焦虑”的三个发展方向。 第一个方向，拒绝自由，屈从于那个顺从的自己，回到欧内斯蒂娜身边。这显然不是福尔斯想要的一个结局，但却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结局，查尔斯和萨拉重拾旧好，即查尔斯拒绝遵循社会的传统，没有选择和他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却选择了名声不好、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萨拉。 这个结局反映了查尔斯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情怀的胜利。而这个结局显然是叙事者支持的观点。第三个结局中，查尔斯拒绝了萨拉，变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放逐者，但却是独立的自由的人。这个结局符合故事的内在逻辑，因为它表现的不是查尔斯性格中维多利亚旧思想的胜利，而是存在主义思想的胜利。
最后，该小说的后现代特点还反映在它对维多利亚时代写作手法的戏拟。《法》是一部戏仿维多利亚小说的杰作。福尔斯在小说中呈现出了二元的叙事技巧：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与实验的写作手法的有机结合。读者能感到作者在玩游戏，也觉得维多利亚时期的写作手法很滑稽可笑。
三、电影对小说的天才阐释
将电影版与小说版的《法》相比较，我们会发现电影版因为电影时间长度的限制而对小说做了大量的删减，品特的剧本最终只相当于大约1/6的小说长度。在做大量删减的同时，品特却增加了一个次要情节，即一个摄制组将电影搬上银幕，男女主演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演绎了一段婚外情。编剧和导演精心安排的“戏中戏”结构体现了小说中的后现代叙事方式，也通过戏里、戏外的两个故事中主人公对自由的追寻，从而体现了小说中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主题思想。而电影对小说的多个结尾的处理也颇具匠心。从忠实性来说，电影对小说的忠实度体现在对其主题的忠实以及对其叙事技巧的忠实。因此本部分将对影片如何对小说文本进行阐释，如何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进行讨论。
众所周知，该小说反映的是福尔斯存在主义自由的哲学思想，导演Reisz和编剧品特也在尽其所能地忠实于小说的核心主题。Reisz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一个人在改编小说，他有义务忠实于小说的精神――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却没有义务忠实于小说的细节。”因此在情节方面，电影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增加。 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电影不得不删减大量的情节以不至于让观众感到冗长，然而影片《法》却不可思议地比原著增加了一些情节。首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增加了一个原著中根本不存在的拍摄《法》的摄制组。 摄制组中的男女主演查尔斯和安娜在拍摄过程中发展了一段婚外情。这个现代社会的次要情节只是整部电影的一小部分，大约占电影时长的20%（电影总长123分钟）。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与这个现代社会的故事相互交叉出现。将所有的现代情节加起来总共20分钟。在总共13个现代片段中，其中10个情节时长不超过2分钟，最短的只有12秒钟。另外3个片段分别时长为2分30秒、5分钟、2分44秒。而维多利亚时期的故事总时长达到了98分钟，占电影总长的81.3%。从时间的分配来看，我们可以判断出品特强调的重点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故事。 Gale（2001：74）也对增加的这一情节赞赏有加，他提出：“电影版《法》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对原著的压缩、删减，或者改编；而是所增添的那部分内容，并非细节或者对话，而在于其观念。”而福尔斯也对这一大胆且有创意的改编十分欣赏。
下面我们将讨论影片如何实现小说的后现代叙述技巧。
影片“戏中戏”的结构是小说后现代实验叙述技巧的完美实现。第一，它完美地实现了小说中两个时代的误置。影片中两个时代的对比十分明显。观众很容易发现一群现代人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中，他们的服装、发型、交通工具、建筑等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导演运用光线的不同来区分两个时代，维多利亚的故事色彩浓重、光线昏暗，而现代的情节则色彩鲜艳、光线明亮。现代场景与维多利亚场景相互交替出现形成了对照。
第二，维多利亚时期写作的特点是作者经常闯入到小说的叙事中去，进行各种评论，而戏中戏的结构则自然地实现了“闯入的作者”的效果。摄制组的出现就如同“闯入的作者”一样，演员们经常讨论剧本、进行排练。
第三，“戏中戏”的结构展示了小说中现实与想象的对比。在小说中，福尔斯一直在强调现代社会是现实，维多利亚故事是想象。叙述者一直说：“我讲的故事全是想象的。我创造的这些人物从未在我大脑以外存在。”“我生活在阿兰?罗布-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时代。”（Fowles，1969）他甚至问：“谁是萨拉？她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不知道。”（Fowles，1969）他答道。拍摄电影的时候，品特和Reisz并非从电影批评的角度，批评某个电影流派或某个时期的拍摄风格。他们想要呈现的也不是“拍摄”电影，除了一些演员在做准备工作，观众看不到任何摄像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观众看到的维多利亚故事是虚构的，是虚构和现实的对比。
影片如何实现小说的多重结尾是无法避开的话题，这也是该电影的亮点。如前所述，从小说主题而言，Simon Loveday认为小说有三个结尾：维多利亚的传统结尾；非传统的幸福结局；存在主义的不幸福的结局。第一个传统结局中查尔斯回到欧内斯蒂娜身边，而这个结局彻底被品特摒弃，原因很简单：小说家本人就将其摒弃。福尔斯在第三十五章中写道：“您在前面读到的最后几页并非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是他（查尔斯）从伦敦前往埃克塞特途中几个小时里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Fowles，2006：243）这个结局其实是查尔斯拒绝自由的结尾，对存在主义的精神的体现毫无作用。重要的是，现代的观众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影片中出现了“戏里”和“戏外”的两个结局，分别是戏里的非传统的幸福结局和戏外的存在主义结局，而两个结局都在最后一个外景地温德米尔出现。戏里查尔斯和萨拉在分开了三年后，萨拉成了一位独立而时尚的女性，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重拾旧好。这与小说的第二个结尾是一致的。戏外的故事中，摄制组在温德米尔庆祝电影杀青，安娜和迈克相约在屋里会面。安娜先行来到屋内，坐在镜子前整理妆容，突然眼神变得空洞，似乎做出了一个决定。安娜起身离开房间，等迈克来到房间时，安娜已经离开了。听到窗外汽车发动的声音，迈克跑到窗前，大叫一声，但喊出的却是“萨拉”的名字。苏新连（2007）在其文章中指出，“可见戏里戏外的界限已经变得十分模糊，‘戏外’的人的命运与‘戏里’的人的命运已经在无形中联系起来，也同样需要面对诸如自由和选择这样的存在主义的课题”。这个结局其实与小说中的第三个结局暗暗相合，亦即不确定的和开放性的结局。
影片天才地完成了对小说的改编，符合小说的后现代叙事模式和存在主义主题，是一部杰出的电影改编作品。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守成与创新：约翰?福尔斯后现代主义创作研究”（编号：2011w2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