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厨房》中“母亲”的变性原因解读
对于中国影迷而言，森田芳光的名字并不陌生，《失乐园》《其后》让我们知道了这位日本著名导演的存在。1989年，森田芳光执导的影片《厨房》改编于吉本芭娜娜的标志性作品《厨房》。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痛失所有亲人而借住田边家的少女，在新的模拟家庭中重新获得了生的勇气的故事。影片强调了生命是一个疗伤的过程，活着是唯一的真理，片中的精神象征――惠理子，是一个糅合了阳刚与阴柔特质的变性人母亲，所有的意蕴在惠理子身上都有重要体现。所以对惠理子的变性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对作品主题的理解，深刻意识到荧幕的类型化母亲形象向全新的多元化母亲形象转变的重要意义。
一、对亡妻的强烈“认同”
影片中惠理子的闪亮登场可谓浓墨重彩，不禁让观众从故事的灰暗气氛中眼前一亮。随着咔嚓一声开门声，惠理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披肩长发，眼睛明亮而深邃，嘴唇性感动人，鼻梁高挺，魅力四射，全身透露着仿佛不是人类般的光辉。这就是惠理子和主人公美影初次会面时，给美影留下的印象，随后雄一告诉美影，她是个男人。观至此处，影迷不禁和美影一同拥有若干惊讶和疑问。德国文学评论家伊瑟尔曾说道，在读者和文本之间的间隙，可以被理解成火花。而这种间隙也可理解为惊讶，阅读即在于期望的违背，违背也会形成读者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同时含有期望和违背期望的感觉，认为期望可能会被违背，并警觉地观察它是怎样被违背的。观众在将惊讶变成一种张力的时候，惠理子的人生经历以及变性原因似乎成了谜一样的存在，扑朔迷离的情节使读者漂浮于幻觉与想象的迷宫之中。
在传统影视作品中，“女性的角色在变，不变的是女性从属的映衬的非主体的地位，男性始终掌握着话语权。”[1]而《厨房》中的惠理子形象却反其道而行之，男性主动变为了女性，担当起了母亲这一重要角色。“说是因为觉得不可能再去喜欢谁了”[2]18，原著中似乎唯有这一处明确表明了变性的原因，也可看成是男人对于女人殉道般的爱，男人似乎只有变成女人，才能坚决地不会爱上别的女人，又或者说男人希望代替已去的女人过完这剩下的美好人生。在妻子病情恶化的时候，惠理子抱着象征着妻子生命的菠萝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也许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感到厌恶当个男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做男人似乎要比女人辛苦，然而，这其中的缘由绝非如此简单。在一同收录于《厨房》的小说《月影》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这为惠理子的变性原因提供了解答的提示。作品中的高中生阿?霸诹等斯?子由于交通意外突然去世后，就一直穿着弓子的水手服去学校。这样的行为，客观说来确实离奇古怪，但主人公“我”（男友即阿?暗母绺纾?也和弓子在同一交通事故中丧生）对此却是深感理解，不过是为了让枯萎的心灵企盼一点润泽和力量，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而已。隐藏在异装癖这一古怪行为中的心理状态竟是为了战胜残酷的现实生活，防止心理崩溃的心理应激措施，从自我防御机制上来看，属于“认同机制”。“认同”一般是指与比自己优异的人取得同一性，从而帮助个体相信自己拥有自己所不具备的特点，个体可以感到自我满足，有价值，而不是感到自卑。“与被抛弃或失去的对象认同，作为对于那一对象的替代――将对象内向投射于自我。”[3]107有时一个人失去他所爱的人时，会模仿所失去的人的特点，使其全部或部分地出现在自己身上，以安慰内心因丧失所爱而产生的痛苦。阿?巴ü?穿着已故恋人的衣服来和恋人实现认同，从而得以克服严酷的现实，由此说来，惠理子的变性行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和亡妻的性别认同，亦可说是母亲身份的认同，也实现了战胜悲痛心理的过程，再次散发出生命的熠熠光芒。
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惠理子的变性行为和阿?暗囊熳靶形?却又是不同的。异装不过是一时所为，当事人自觉能够面对现实时即可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位置;而惠理子的变性行为是完全彻底的认同和改变，以前的自己将从此销声匿迹，一旦离开就无法再次回到原点。从这一点来看，惠理子对妻子的爱无疑是更深沉而执著的，对人生的绝望也是更痛彻心扉的。变性为女人的行为，在其根源上有一种对创伤发生时的固着作用，但从疗伤角度却是减轻了失去爱妻的痛苦。
二、潜意识中女性意识的复苏
吉本芭娜娜在谈到《厨房》的创作过程时提到，原本也是把惠理子当做真正的女性来写的，但是写着写着，却陷入了奇怪的婆媳关系之中，不得不重新再写，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变性人惠理子了。而福柯的观点引导我们把作者作为一种功能，并非一种我们需要领会的主观意识，文本被阅读的方式最终还是来自读者。
惠理子在妻子去世后，竭尽全力抚养雄一，希望能把儿子养成一个温柔善良的人。但是作为男人，客观上也确实无法尽到潜移默化予以子女温柔品格的母亲的责任，并且，男孩在小的时候，“他与父亲的认同就带有敌意的色彩”[3]104，无意识间更容易对父亲产生攻击心理，父子关系也更容易产生对立。如果小说真正是以“无父文本”的形式出现，母亲又会因为父亲的缺席而加倍地溺爱孩子，从而很可能养育出任性的雄一来。但是影片中的雄一却是心底非常温柔的孩子，和惠理子与其说是父子关系，倒不如说是朋友更确切一些。从主人公美影的角度来考虑，也是同样的状况。女孩在最初的成长期，和男孩一样也是热爱自己的母亲，但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热爱的对象也就变成了父亲，对母亲却是无意识报以攻击心理。如此说来，处于雄一和美影之间的惠理子，既不可是纯粹的男人，亦不可为纯粹的女人，既要履行母亲的关怀，也要担当父亲的责任，于是，变性人母亲惠理子就诞生了。通过变性，实现了和儿子雄一的和睦共处，回避了和主人公美影异性间诸多的不便，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化解。 同时，从弗洛伊德的“双性同体”的观点来分析惠理子的变性事件，似乎也能得出相应的合理答案。双性同体通常指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特征和态势，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双性恋的倾向，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的状况，不过是喜欢异性多于喜欢同性而已。幼年时代的心理特质常常以潜意识的形式压抑于内心深处，同时具有强大的自发能力，伴随着成长，双性恋的心理特质能够再次重现。荣格的精神分析说也提及，展现给外人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的外部意象即“外貌”与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内心意象“内貌”同时存在。隐藏于男性内心的阿尼玛的女性形象多是母亲的化身，惠理子在小的时候，一直被妻子家收养，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母亲。而与妻子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妻子也许就是惠理子内心阿尼玛的化身，而当原型的阿尼玛消失后，在强烈的认同机制影响下，阿尼玛作为一股内力被承认并被还原为内在女人时，使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性想法成为可能。
妻子是一位短发，眼睛和鼻子都小小的，颇有一些奇怪的女性。曾经英俊帅气并颇有女性缘的惠理子却对这样的女性有着异常执著的爱恋，不顾养育之恩一同私奔。这种爱和外在的客观条件没有关系，也非纯粹的男欢女爱，而是一种超越了性别的相濡以沫的羁绊。既然爱是模糊性别的更深层次的欣赏和留恋，那么变性也更像是对此爱恋的祭奠般的仪式。从双性论的观点来看，惠理子在妻子因病亡故后，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看到了人生的断层，被压抑与潜意识的幼年时代的女性意识被唤醒，于是有了彻底变成了女人的想法。当性别的差异不复存在，超越精神、文化和社会的界限亦将成为可能，于是，人必将会处于更加自由的生存境地之中。惠理子作为领养子，经历和妻子私奔，和岳父母脱离关系，又遭丧妻之痛，这样丰富惨痛的人生经历如果没有将人打垮，必将磨炼出一颗超越世俗的智慧之心，最终选择的变性行为，亦非由于同性恋的缘故，而是为自我营造了更为超脱的生命状态。
三、一元与二元的相互转化
生与死，男与女，快乐与痛苦，父爱与母爱，这一系列结构主义所倡导的二元对立因素，在变性的过程中却是顺利得到消除和融解。单一事物没有应该的唯一状态，但它本质是存在成为两种状态的可能，所谓对立不过是人对单一事物本质的误区，对立的产生是因为两种事物在联系时的可能间的选择，而二元对立看似不容实则一体。惠理子通过变性的行为，实则完成了由死的本能的形式向生的本能的特殊转化。个体为了寻求自身认为更为合理的生存状态，以男和女的统一实现了从死到生的转变，从而更充满力量地积极面对生活。
王岳川在介绍后现代理论的文章中说道，后现代主义提出多元化理论，多元性地理解各种现象，能够使人们变得更宽容，心态更平和。从双性同体到变性，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的二元对立，改变了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社会意识模式，具有跨越时代的深层意义，也实现了在日本一度被边缘化的女性的话语权的回位。惠理子从男人变为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体，似乎也可看成由一元到二元的转变，而作为变性人，又是一个既有男人状态，也有女人状态，同时还有处于男女之间状态的三态共生体。正因为有了多元化的转变，从而能够更宽容地接纳命运的坎坷，超越了性别的生存变得更加自信和自在。“不过，人的一生，如果不品尝一次绝望的滋味，就无法看清自己到底真正放不下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真正令自己快乐的是什么，就这样迷迷糊糊长大，老去，我真的很幸运。”[2]55变性后的惠理子对自己的人生是满意的，如此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显得如此犀利而透彻。
变性后的惠理子看起来活得是那么的充满力量，这也使得主人公美影的情绪在悠悠流逝的平凡生活中慢慢好起来，少女的心中也似暴风雨后透过些许的安静阳光。惠理子深刻地体会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某个人而运转，不如意事情的到来谁都没有办法改变。人只不过是以有限的能力在无限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而已，所以应该不顾一切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对生活抱有无力感的同时，唯有自救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惠理子如此，美影如此，而后的雄一也是如此。像是施行着能量转换的接力赛，由惠理子到美影，又由美影到雄一，但苦难的先行者的惠理子作为能量的源泉，无疑就成了解读影片的关键人物。让一个男人放弃性别，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而这一行为都是源于爱，对亡妻的爱，对儿子的爱，对自己的爱，有了这样对生的向往和爱恋，才有了不顾一切的执著追求和改变。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基本了解影片《厨房》中惠理子母亲的变性原因，亦明白了这一关键人物对作品中对其他人物的深刻影响。在青梅竹马，相依为命的爱妻去世后，基于对她的强烈“认同”，潜意识中女性意识得到复苏，一元的男人状态最终走向多元化的境地。现代影视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多数被类型化、神圣化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而言，我们更需要影视作品虚构和叙述更具有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性别人生，打破性别的刻板模式，进而为男女两性的人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参照”[4]，而《厨房》中塑造的母亲惠理子正是这样一位摆脱了“扁平”式人物形象，令观众耳目一新的母亲。这对于影视工作者而言，树立了榜样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