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
一、梁氏趣味主义美学观的思想渊源
“每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总是集中表现在每个时代的一些大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中。而这些大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又往往凝聚、结晶为若干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1}。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时期。梁启超美学思想大致从1918年游历欧洲为界，大约从1896到1917年，这一时期为其美学思想的萌芽期，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梁启超前期的美学思想具有很大程度的功利性，主要是以文学体裁的变革为中心;从1898到1928年，是其理论的成型期，这一时期以哲学、美学为中心，探讨了生活、生命、艺术、审美等方面的问题。“趣味”，是梁氏美学有关于美的本体论问题。梁启超分别从中西两种文化语境中提出自己的趣味理论。
在西方国家17世纪以前，趣味也只是作为一个味觉范畴，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盛行，趣味才渐渐被发展成一个美学概念。提到英国经验主义，不得不提到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休谟。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在休谟看来，是人心的特殊构造产生了美，认为感觉是一种切实的体验，一定要寻找一种“客观的美”和“客观的丑”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行为。这种观点将人心的能动性发挥出来，承认人心的巨大能动作用。可以这样理解，美不是客观存在，也不是事物的基本属性，它存在于人的心里;这也深深影响了以后康德的趣味理论。休谟还说：“理智传运真伪的知识，趣味则产生美与丑和善与恶的情感。”{2}我们可以得出，在这里休谟已经将“趣味”作为一种审美判断的标准。接下来他又指出，理智不会成为行动的动力，因为理智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客观的。趣味能够成为行动的动力是由于趣味能够产生深刻的刺激人的感受。这一点影响了后来的梁启超，他将趣味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将艺术生活化。不难理解的是，虽然休谟的趣味理论没有逃出西方传统认识论“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作为一种审美判断来讲的，但是这一理论启迪了后来的很多中西方理论家。康德处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派论辩和发展的年代。这时的康德并没有一边倒向经验派或者理性派，而是积极努力地探索两派的优缺点，通过自己的判断力来调和两派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在《判断力批判》中，他根据形式逻辑的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分析了审美判断力;他也经常把审美判断力叫做趣味判断力，因为趣味判断力不涉及利害，它和一般的快感、功利等不同。它不同于逻辑判断，不关乎明确的目的，也不是一种认知活动，这一点对梁氏理论的启发很大。趣味判断单单是对象的形式所能给人的一种愉快的感觉。在此基础上，趣味完全抛弃了起初的味觉范畴，也使趣味判断摆脱了实践和道德的束缚，使个体的趣味判断具有普遍有效性。考斯梅尔曾经说“味觉意义上的趣味基本上被排除在欧洲启蒙哲学中出现的趣味理论的主要论题之外了”{3}。也是从康德以后，西方美学开始由认识论转向体验论。
在古代中国，“味”最早运用于音乐欣赏上，这才使趣味一词脱离了纯感官层面，而与人的精神感觉相联系起来。阮籍在《乐论》中说道：“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移俗易而同于是乐。”{4}阮籍很明确地把“无味”与音乐的美感相联系起来。陆机大概是第一个用“味”论诗的人，他以一句“缺大羹之余味”来品评诗歌。此后钟嵘的“滋味说”，更是把“味”这个概念运用得更加广泛化和系统化。在《文心雕龙》中多处出现了“趣”字，在这里主要意思是指“意”或“旨”。如《练字》中：“扬马之作，趣幽旨深。”{5}到了宋代，形成了诗趣说。袁宏道曰“诗以趣为主”，这个时候“诗趣”主要指情趣、理趣等。到李贽这里，“趣”被认为是童心和真性情的显现。而“趣味”，发展到梁启超这里，它的含义被使用得更加系统化。可见，“趣”和“味”是中国美学历来的传统。
二、梁氏“趣味”美学观的本质
关于趣味本质和内涵问题，梁启超并没有明确讲出来。首先，梁启超对于什么是无趣的生活进行了界定。他用“干瘪”和“萧索”两个词来形容无趣的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毫无味道，而是一种枷锁和禁锢，没有任何生气、自由以及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他达成了“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界定。第一，趣味是生命的活力;第二趣味是创造的自由。“‘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本体论范畴，也是梁启超美学思想逻辑勾连的基石。”“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
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6}“趣味”不仅仅是
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连接梁启超人生观和美学观的桥梁。他独创地使用趣味理论，提出了趣味是人生动力，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观点，并且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信仰并践履趣味主义人生观。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不单单是局限于一种具体的外在表象，而是广泛地涉及艺术、教育、学问、工作、学习等各个社会人生实践活动，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只有这种态度才是自然的人生态度，没有趣味，便没有了生活，即趣味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趣味之上的一种自由生命化境界。这也引出了趣味的首要内质。趣味并不是简单的欣赏，而是要成为指导生活的航向和目标，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通过趣味来引导、改善、逐步提升个体生活。从这个意义层面，个体生活才能超越自身狭隘的视域，以此通向无限的自由之境，并且在追寻趣味的过程中寻找生活的价值;趣味既在于主体，也在于客体，是主客体相互融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客体的关系是和谐自由的。 对于趣味的发生条件，梁启超认为是主客体相互交融产生的结果，具体有三条途径。第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他阐释到，每个个体，无论他有多繁忙或者操何种职业，他总是有机会看到自然中的景物，这一点是针对大自然中一景一物趣味的引发。第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以上是阐明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与人交好，渴望被人理解或认可。生活中的苦与乐都希望有人可以分享，这对于每一代人都是弥足珍贵的，这种状态使人开怀，是人生一大乐趣。第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这一点他试图强调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梁启超特别推崇精神活动，因为个体物质活动很多情况下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精神活动则是绝对自由的，而精神活动的绝对自由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活动。个体面对物质生活的困顿之时，运用诗意想象和联想理想世界，回归本真，可使个体超越现实的桎梏，从而使个体能品味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以此产生巨大的乐趣。这也体现了趣味哲学积极健康的价值取向。
三、梁氏“趣味”美学观的理论价值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时代。
梁启超的趣味理论也并不单单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来的，同时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和民族的共同遗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之不为国，人民任人宰割的状况，迫使晚清以来的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探索。本着改造社会的目标，梁启超首推文艺和审美。趣味理论不仅体现了改造社会的理想，更体现了对个人自由解放的终极问题的关怀。第一，救国救民的时代意义。在梁氏看来，救国救民的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趣味性的文艺，在此基础上的“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口号产生，改良文艺界是
梁启超找到的新途径。如马尔库塞所说：“文艺不能改变世界，但是，他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7}梁氏试图通过趣味文艺来开通民智、新民改造，以此开掘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梁启超还通过趣味性文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维新思想。他特别推崇政治小说，认为政治小说的社会功用最大。第二，对其教育事业的影响。欧洲游历之后，他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教育事业。梁启超谈论当时颇为流行的美育问题时，使用的名词是“情感教育”。之所以把情感作为趣味教育的基石，是因为无论从性质还是目地上看，趣味教育就是对“情”的教育，对“情”的立趣。趣味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趣味之方式，在开心愉悦中达成情感教育，在此过程中，审美本身成为其目的的教育。审美，本身与寻常百姓似乎离得很远，而梁启超通过趣味把审美送到大众的身边，把高雅的艺术殿堂搬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审美不再“高冷”。也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艺开始在普通大众中兴起。
然而，趣味不能统领全部的生活，如果用趣味来支撑无物质基础的生活是万万不能的，趣味顶多也算是生活的一部分。把趣味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完全赞成。也只有物质文明达到相当的程度之时，我们才有闲情逸致来经营我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基本的物质条件才是沐浴精神之境的先决条件，没有物质基础的审美至境也只能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空中楼阁。
{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3} [美]卡罗林?考斯梅尔：《味觉》，吴琼、叶勤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8页。
{4}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0年版，第190页。
{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9页。
{6} 转引自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0页。
{7} [英]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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