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毒化政策演变的剖析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随即以先吞并中国、朝鲜等国家进而侵占亚洲称霸世界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出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面对台湾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殖民斗争，鸦片流毒相当严重，加之台湾经济的日益萧条，驻台湾的日本总督府显得手足无措。此时受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实施鸦片专卖，从中牟取暴利的做法影响，日本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日本政府在面对鸦片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对日本本土是颁布法令完全禁止与杜绝的，而对占领区台湾则采取了渐禁制度，允许购买，并且收效十分理想。有了在台湾初步尝试的成功经验，日本便开始一步步用毒品来配合侵略完成其扩张的各种需要。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将此前一系列用毒品来实施侵略与控制中国东北的做法更加系统化、组织化、规范化，形成了较有规模的毒化政策。回顾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毒化政策的这十四年，不难看出其政策的不断演变，或是专卖或是断禁，又成全面解禁鼓励种植，花样百出。而在这形式不断演变的背后是日本欲全面侵占东北及全国的狼子野心，是其为了扩大侵略配合侵华政策全面铺开的本来面目，更是其虚伪、逃避的本质所在。
一、日本推行毒化政策的背景及早期活动
日本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在早期是比较敏感的。早在江户时代日本政府就意识到鸦片的危害所在，虽没有明确立法禁止，但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将鸦片流毒扼杀于萌芽。当看到清政府因无明确的禁烟法令而使大量外国鸦片流入中国时，明治时代日本政府能吸取教训坚持与西方国家签署禁止鸦片的法令，以防患于未然。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禁烟法，并对西方各国实施。直到明治后期，日本政府才认为鸦片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在国内是绝对不容许的。在海外占领地通过鸦片追求巨大利益是达成一致的，尤其是觉得中国人无法根除烟瘾，这正是其侵略中国利用其殖民特权从事鸦片贸易的最好时机。
可以说，日本最早在中国进行鸦片毒害应是从台湾开始的。尤其是后藤新平提出的《关于台湾鸦片制度的意见》后，从鸦片原料的输入到制作、销售、流通、消费均由总督府控制管理，这种名义上的禁烟，实则是敛财。实施不久，台湾的鸦片收入便直线上升，以致日本政府很快便免去了对台湾的财政拨款。台湾的成功做法也让日本当局的野心越来越大。时任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的加来佐贺太郎就向首相提出了《支那鸦片制度意见》，他提出这样的设想，中国人口以4.2亿计算，假定其中5%的人吸食毒品，那么按照台湾的办法，每年就能以5.54亿日元的利润。[1]并提出了对北京、汉口等城市的规划与设计。
1905年，日俄战争后，毒化政策在大连初见成形。关东都督府看到台湾总督府的鸦片专卖制度获得巨大利润，于是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大连成为日本向内地走私毒品的重要基地。采取官方收取特许费垄断经营。并假借宏济善堂掩人耳目。1915年，大连的鸦片特许费增长到2288000日元，相当于前一年的11倍。到1920年，日本己经形成了一张以大连、青岛为据点的巨大毒品网络。[2]可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通过毒品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侵略，一种极其野蛮的强盗行径。
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毒化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仅用四个月十八天的时间将东北全境占领，日本以惯用的伎俩在其组织操控下成立伪满洲国，并利用这一傀儡政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侵略中国东北。其中毒化政策也在伪满洲国成立后开始在东北具体实施，成为其侵占中国整体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后到日本投降，日本的毒化政策几经改变，但是日本实施这一毒化政策的初衷却始终不变。
首先，颁布法令实行专卖。
早在台湾、大连尝到甜头的鸦片贸易让日本关东军认为继续对东北民众进行鸦片贩卖与毒害是首当其推的侵略政策。于是关东军表面上是征得了伪临时执政溥仪的同意，并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鸦片是满洲国的嗜好的东西，政府是顺应人民的需要，准许人民领取执照栽种罂粟的言论。此后不久，1932年9月，日伪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而这个法令以禁上吸食鸦片为幌子，鼓励吸毒为实。名义上禁止25岁以下的人吸食毒品，而真正执行时却没有任何限制。法令的着眼点并不是禁毒，而通过专卖来最大化地垄断利益。这就是一个地道的全面纵毒法。
1933年，鸦片专卖总署成立，隶属于伪满洲国财政部，实权掌握在难波经一的手中。并在各地设立鸦片专卖分所20余所，驻在所80余处。[3]由其指定各省的批发人，再由各省省长指定其零卖人。专卖总署表面上是收买商代理制，实际就是官方强制征收。由大满号负责热河西部，大东号负责东部。1932年，东北地区总人口3000万人，吸毒人数不过20万人左右，伪满洲国成立后，吸食人数有100万左右，约占总人口的3%，年消耗毒品在1000吨以上。[4]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东北如安东等地是很少有海洛因患者的，但“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却大为不同了。烟馆、吗啡及海洛因毒品店遍地都是。到了1935年，仅安东一处的烟馆竟达1800多家。奉天也是如此，烟馆、妓院、赌场但凡与毒品沾边的场所遍及奉天。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实施的鸦片专卖制度，一是为了获取巨额财产；二是为了扼杀东北人民抗日意志，摧残其精神，腐蚀其身体。而对于栽种地域都没有限制，境内均可种植。通过专卖，迫使东北人民领取栽种执照，达到其多收税金多收烟土的目的。而这一阶段实施鸦片毒化政策更大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日本侵略政策的实现。以毒杀东北民众为主要手段。这种毒杀从肉体到精神上都得以摧毁数以百万计的东北民众，东北民众的抗日意识完全被消磨掉，身体也成了废人，何以抗日。这一阶段，日本在东北实施的鸦片毒害政策可以说有着极强的政治目的。也较比日俄战争后在大连的鸦片贸易更为“规范”，有专卖的一整套制度法令。 其次，十年断禁政策出台。
当日伪当局实行的鸦片专卖制度在实行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由于伪满全境随处可见的罂粟招致了国际的舆论谴责与攻击。日伪当局一是想逃避这种责难与攻击不得不改弦更张，二是不愿放弃这种利益的驱使。于是实行专卖后，日伪当局不得不改变鸦片策略――实施鸦片十年断禁政策。1938年设禁烟总局，将专卖公署所有业务完全划拨到伪禁烟总局接管；取消各省的鸦片批发人及搜集鸦片机关大满号与大东号。并把零卖所改为管烟所，由各市直接经营管理，所有种收卖的业务全由禁烟总局领导，即真归政府统一办理了。种植指定热河和兴安西省一部分为鸦片种植区，其余各省一概不允许种植。伪禁烟总局成立后便实行瘾者登录制。对于己登录的由禁烟总局发给登录证每人一份，需持证到烟管所领取当日配给的鸦片烟份。经过先后两次的登录，共有瘾者九十九万余人，其实还有很多瘾者未能登录在册，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此时日本利用这近一百万人的登录找到更好的借口大量种植鸦片；二是那些未能登录的瘾者中有未成年人或是轻微瘾者，日本为此大肆宣扬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不让其沾染毒品，打着这样的欺世害人的谎言的背后是日本政府是要将榨取来的鸦片再提取一部分做对外贩毒从中牟取暴利。他们以最低价格从种烟人民那里将鸦片掠夺到手，再以高价售出。
最后，断禁全面放开。
骗人的把戏――鸦片断禁十年政策大纲，在执行到第四年的时候，日本发动对南洋各地的侵略战争，此时急需麻药，鸦片便成为了重要的军需物资。日本政府也在此时频繁地向伪满政府索要大量鸦片。伪满最高当局张景惠、武部六臧、古海忠之等决定扩大种植鸦片的面积以供日本实施侵略所需。十年断禁大纲完全推翻，公开鼓励鸦片种植。重新指定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的种植区，恢复热河和兴安西省原有的种植区域。于是扩大种植面积后，东北百姓被加重奴役，替日寇生产大量鸦片。“1943年全满鸦片种植面积是68万亩，1944年己达到73万亩。”[5]这些数字的统计虽然反映了鸦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与实际面积比起来还是太小了。
日本的毒化政策不只在中国东北实施，随着侵华态势的发展也遍及全国，到1939年，蒙疆成为日本在中国及至亚洲最大的鸦片种植基地。[6]除东北外，日本的毒化政策不断向各省份蔓延，在日本制造商和毒品贩子的推动下己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
三、日本实施鸦片毒化政策演变的本质
（一）毒化政策早有计划既定，并与侵略东北政策互相配合，日本因侵略政策的调整而不断调整鸦片毒化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是借鸦片毒化政策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与民族意识，害怕中国联合一致地抗日，确保其侵占东北，并为全面侵略中国打下良好物质基础。“七七”事变后，日本企图迅速解决东北战事，但是由于中国各方的反抗与坚持，使得日本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实施以战养战。于是通过继续在中国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来以毒养战。日军所到之处，毒品也随之不断蔓延，毒化面积越来越大，中国百姓受烟毒之害越来越深。即使在面临着世界舆论的谴责与攻击也依然不改以毒养战的侵略方针。并且战事的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百姓被压榨与奴役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适应战争扩大的需要，日本调整鸦片政策，因其产量无法满足战争需要。可以说日本实施的鸦片毒化政策是完全配合其侵略行为的，而不断的变化招数也是其为顺利实施扩张侵略的需要的。
为了推进全面侵华的步伐，1938年，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肆无忌惮地制毒贩毒。1939年，日本成立“兴亚院”，全面指导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每年兴亚院总部都会召开关于中国鸦片的会议。对中国人民全面实施毒化政策是其一项基本政策。由此可见，负责全面侵华的兴亚院早已把毒化政策全面贯彻于侵华政策中，并随着侵华态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毒化政策。鸦片专卖制度到“十年鸦片断禁大纲”的出台，再到全面放开，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实施的鸦片毒化政策因日本的侵略政策重点的不同而不断调整。以伪满洲国为侵略东北的得力工具肆意奴役东北百姓，欺骗大众。
（二）形式的改变无法改变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初衷
无论是鸦片实行专卖还是迫于世界舆论压力的十年断禁，日本始终不改的初衷便是从中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实行专卖的第一个年头，收支相抵后，就有600多万元的盈余。第二年直线上升，将近千万元的盈余。然后是逐年递升，在伪满官员金名世检举张景惠的材料中提到1944年除去鸦片开支外，净收益竟有19000千万元左右，如此巨款，关东军与伪满政府平分赃物。其中这样重要的部门由古海忠之任伪满总务厅主计处长，直管经济部门。古海忠之曾说过鸦片政策是使一个民族衰亡的最可怕的政策。日本侵华期间曾把特务、刺刀、鸦片做为三大法宝。日本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利用方便条件制毒贩毒。1938年其专卖机构为其企业收购的鸦片总值为3265.3万日元，而这一年的总产值才4347万日元。是仅次于关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支柱[7]。曾任伪满热河省省长的金名世作证说，古海忠之兼任“禁烟促进委员会”干事，名为禁烟实则促烟，古海忠之做为会计，种植面积由热河省、兴安西省、间岛省扩展到奉天省、四平省、吉林省，面积由1943年的500公顷，一跃而为1944年的1000公顷。巨额的经济收入古海忠之是心知肚明的，这样的诱惑是难以抵抗的，所以几经形式上的改变也难以动摇这一毒化政策的实施。
（三）实施鸦片毒化政策中的各种招数暴露其贪婪而虚伪的本来面目
为了掩人耳目，日本假借伪满洲国来实施鸦片毒化政策，并虚张声势地宣称这是顺应东北人民的喜好而制定的。所谓的鸦片专卖就是使鸦片公开化、合法化，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低价买，高坐卖，盘剥种烟人，榨取劳动力。由专卖改为断禁后，日本使出了惯用的伎俩，表面缩减鸦片种植范围，实则是进行鸦片的集中管理与种植；表面是有近百万瘾者登录管理，实为利用其进行鸦片种植的最好借口，嘴上说保护更多的青少年不吸住毒品，实则是为了从中抽取大量鸦片进行向外贩卖，以谋取更大利益，并用这些花招来欺骗和愚弄大众。此外，在实施鸦片毒化政策的初期，日本为了顺利推行此政策还大规模的纵毒，利用“药铺”贩卖毒品，宣传鸦片可治病来鼓动东北百姓吸食等等。其手段卑劣，目的明确，就是要用毒品来摧毁东北民众的抗日爱国意识，就是想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消灭中国人；就是要用毒品获取巨额财富支持侵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