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公出身探究其政治命运
有关鲁隐公的研究从古至今，数不胜数，但大多都集中于对“郑伯克段于鄢”、“石?谏宠州吁”、“臧僖伯谏观鱼”等具体事件的讨论。而对于隐公其人的研究少之又少，对隐公其人作出的断定也是寥寥无几。然则，西周礼制对于隐公的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隐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周朝的礼制又是什么样的态度，这对他的政治生涯又有怎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分析的。因此笔者不揣固陋，力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试做梳理论证，以求教于方家诸正。
一、隐公其人
鲁隐公名息，又作息姑，谥号隐公，是鲁惠公的庶长子，于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2年在位。据《左传》记载：“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1]按照当时周朝的传统礼制，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但由于周王室的衰败，诸侯国实力不断加强，逐渐视周王室的统治地位于不顾。同时，为了制约他国、称霸诸侯，各诸侯国不断改进经济制度、增补政治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周朝逐渐衍生出“立嫡以长，无嫡立长”的新的继承制。然而在《左传》中：“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1]但隐公并没有成为太子，只是摄政称公，以用来供奉当时年幼的桓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周公摄政之例，是乎周礼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趋势下，隐公登上历史的舞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隐公日后的政治生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按照当时严格的礼制，隐公是完全没有这种机会。当然隐公也确实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即位以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恢复与交恶国家的关系。据《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九月，及宋人盟于宿。”[1]杜预注曰：“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1]杨伯峻先生注曰：“纪子帛，杜预以为即纪裂?，子帛为其字。杜预又据《左传》‘鲁故也’之文，以其与莒子盟，为调解鲁与莒间不睦，故比之鲁大夫，列其名于莒君上。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1]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 是隐公外交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在他的带领下，鲁国与两个有旧恶的大国郑、齐弃恶从好，“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1]“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1]至此，鲁国基本改变了惠公末年时外患重重的局面，也进一步提升了隐公在国民与诸侯之间的声望。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 九月，“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1]。
第二，进一步加强与交好国家的联系。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同年“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且还采取联姻方式，巩固联盟。同年，“九月，纪裂?来逆女，卿为君逆也”，隐公七年（公元前714年）“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
第三，利用有利时机提高自己在国人及诸侯中的声望。隐公六年（公元前715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当时周王室虽然已经衰败，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但周王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隐公此举巩固和提高了他在周王室及诸侯中的声望。
隐公即位后采取一系列灵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周边各国通好，一方面为鲁国的稳固发展取得良好的周边环境，另一方面使自己的统治得到了诸侯的肯定。然而隐公并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史记?世家》曾记载有关隐公对摄政的看法：“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政。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2]隐公大有让位于桓公的想法，大多数人也因此会认为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晋代的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春秋》何以始于鲁隐公？答日：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3]从这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杜预对于隐公是持以肯定态度的，那么以后也有不少人赞同杜预的这种说法。然而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隐公是其谥号，那么按“谥法”中“不尸其位曰隐”的说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世对鲁隐公的总体评价：执政平庸，但没有野心。与其说隐公没有野心，不如说是隐公所处的环境以及所受的礼制熏陶所决定，《左传》中有记载：“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妻之”[1]对于惠公的这种行为，隐公没有反抗，只是默默的接受，隐公的处境不言而喻。
二、隐公之于周朝礼制的态度
鲁国，作为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之一，是周朝著名的礼乐之邦。在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封少昊之虚曲阜于其弟周公旦，称之为鲁公。《史记?世家》中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之后除之，故迟！”[2]由此鲁国受周朝礼制影响是非常深的，作为摄政公的隐公自然也是深受其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隐公对于其继承君位的态度上：公子挥建议隐公除掉公子允自当君王时，鲁隐公听了却非常惊讶地说：“因为桓公年纪太轻我才摄政。我将把君位授给桓公。派人去营造菟裘的官室，我将要告老退休了。”[5]由此可见，当隐公当听说要弑杀鲁桓公时，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根据周朝礼制，桓公是嫡长子，他才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而自己不过是继室所生之子，他不过是暂代王位而已。据《左传》记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阕，是以改葬。”由以上史料可以得知，惠公生前虽然立了太子，但太子太年少，还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隐公却已成年。惠公晚年，与宋、齐等国交恶，惠公死后周围诸侯虎视眈眈，想分一杯羹。新丧的鲁国为了自救效仿自己的先人周公旦摄政辅助成王之举“共令息摄政”带领鲁国走出困境。可见隐公摄政是鲁国人至少是得到大多数鲁国卿大夫赞同的。
通过这些资料总体来说，隐公对于周礼是遵从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策略还是国家之大局，隐公都是从周礼出发，来做事的。当然，仔细阅读《左传》隐公又有一系列不符合周礼的做法，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臧僖伯谏观鱼”。鲁隐公五年春，隐公又不顾大夫臧僖伯苦口婆心的劝阻，大老远地非要跑到边境棠地去看捕鱼，按当时礼法，打鱼是贱业，身为诸侯王去看这个热闹，与身份地位是十分不妥的，何况还是不远万里跑到边境去看热闹，所以《春秋》曰：“公矢鱼于棠”。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说，隐公不管是出于他的政治策略还是从他的出身而言，他对于周礼的熟知程度都是不容置疑的，他为何还执意要去观鱼？在《左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隐公四年“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在这里隐公为何要去问，难道是有所期望。州吁，春秋时期卫国人，其母亦为妾，公元前719年弑兄即位，同隐公同为妾所生。隐公在这时问，难免会让人心生疑问，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隐公在问时，是否也同州吁一样，也有想称王的念想呢。这都是值得探究的。
正是隐公一方面受西周礼制的影响，另一方面，隐公在摄政的过程中，由于只是摄政并非真正的公，因此在他执政的过程中，他也曾作出一系列努力，如《左传》中记载，隐公生母葬礼、死后的称谓等，这里不再详细引用，只是又是归结于隐公其独特的出身和所受的文化熏陶之影响，我们说这也是隐公最后命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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