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征及其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6.010
1 引言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战略布局，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与一般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往往存在市场与技术的双重不确定性，具有鲜明的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等“四高”特征，这些特征需要政府发挥独特作用，建立有效的引导、协调、激励与约束机制，从技术研发、市场培育、产业规划等不同层面制定政策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和激励政策，有关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的评价，吴敬琏（2011）[2]、刘志彪（2011） [3]等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政策导向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导向推动性更大，然而，当前政策体系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相当缺乏。李文军（2014） [4]认为应整合现有技术政策，合并相似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关于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敏感性，朱云欢（2010）[5]和娄贺统（2008） [6]的实证研究表明，同样的政策在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其作用效果存在很大差异。
第三，关于政策的调整机制，于咏昕（2010） [7]和李颖明（2008） [8]研究结论表明，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政策组合，政府既需要决定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政策工具的搭配，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提高政策效率。韩霞和朱克实（2014）[9]指出要从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加强组织协调与规划、强化知识产权助推战略等政策选择上入手。已有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评价、政策作用机理以及政策调整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在如何构建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征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调整机制方面，现有研究较少涉及，构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轨迹高度契合且能形成覆盖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链条及其动态的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征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学者们从战略性、不确定性（技术、市场和组织）、正外部性（研发、产业化）和复杂性（技术、产业化）等特征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基本形成共识。宋河发等（201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的渗透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先导性、友好性、导向性、依靠性、战略性等产业内涵与特征。孙国民（2014）[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出特征主要体现在地位战略性、影响全局性、技术前瞻性、市场风险性、发展可持续性、产业生态性和区域竞争性等七个方面。费钟琳，魏巍（2013） [12]认为按照一般生命周期过程渐次发展规律，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具有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调整期等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胡斌（2014[13]从技术创新、组织模式、产业链和市场状况四个维度的不同特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为孕育期、成长期 、发展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深入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诞生于技术的突变性变化之中。Ehrnberg（1995）[14]系统研究了突变性技术的演变特征。技术的突变性变化体现在佛斯特S曲线非连续性跳跃点上，它既可以是从一个技术生命周期转移到另外一个技术生命周期，也可以是从技术生命周期中一个子循环转移到另外一个子循环，如图1所示。
图1 技术周期与突变性技术的变化演进特征
技术的突变性变化往往会改变产业原有的竞争基础，这为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越提供了机会窗口。突变性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是由多个里程碑式演进阶段构成，综合Benner（2010） [15]实证研究，这里将依托突变性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里程碑式阶段：技术孕育期、技术龙卷风期（同时存在多个技术发展路径）、技术大道期（相互竞争的技术标准归一化）、产业链架构期（新的产业在形成）、市场鸿沟期（市场需求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市场大道期（市场趋于成熟）。伴随着突变性技术演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多重性和动荡性等特征。多项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市场培育政策和国际合作政策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不同演进阶段中的作用敏感性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在技术龙卷风期阶段，政府应对由两个以上的企业构建的研发联盟采用研发补贴政策，而在产业链架构期阶段，政府应对风险投资公司采用倾斜式税收优惠政策。与其它政策相比，在同样财政资源消耗的情况下，这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比较显著。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新材料产业正处于技术爆炸性增长的阶段，产业整体处于技术范式的构造期;而光伏产业已处于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完整的产业链在迅速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技术持续增长阶段的产业，其中部分产业已经处于技术突变和需求导向的过渡时期[16]。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务之急是在把握相关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新兴产业不同的技术阶段，构建动态的混合型政策链条，以突破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1]。 3 现行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近几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技术政策、市场培育政策、税收政策和专项政策等整体政策架构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现行政策体制无法涵盖和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特点、新诉求，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阶段性发展特征和需求的政策工具比较缺乏，政策协调机制尚不完善[2]。张??矗?2011）[17]和朱迎春（2011）[18]研究表明，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结构的缺位错位现象严重，政策体系呈现非均衡状态。总体看，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的机制，而且也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考核机制，难以满足政策及时调整的需要。一些宏观的产业政策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难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落实。
3.1 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方面，相关政策存在结构不合理、缺位错位现象。
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之间缺乏协同性，使得相关政策呈现“碎片化”现象，政策的整合体系更是缺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往往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景下，政策与政策之间须形成动态有机耦合关系，以使各项政策产生正向互动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有效的政策合力。然而在现实的产业发展环境中，由于政府职能的划分，财政资源、权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制度资源实际是由分散在政府不同层面的不同部门把控，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缺乏协调性，甚至互相掣肘。在这种情形下，政策的缺位与错位造成整个政策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路径上的分布呈现“碎片化”现象[1]。
3.2 政策主体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演变进行持续性跟踪，造成政策“粘性化”现象[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政策主体产业政策的推出必须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适时掌控政策之窗开启与关闭的最佳时机，适时进行动态跟踪和控制调整，防止政策的“粘性化”现象，以实现政策体系的既定战略目标。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等多部委2009年启动的旨在促进国内光伏发电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的“金太阳”工程，采取财政补助方式，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70%给予补助。然而，几年来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推进速度远低于业界的预期，多地出现了虚报甚至只报不建等诸多不良现象。没有动态跟踪就没有控制调整，存在监管漏洞和缺乏调整的激励政策对产业是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的。
仍以光伏产业为例，项目投入阶段有财政补助资金，经营过程中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与返还，在土地、供电价格等方面得到优惠。产品在投入到太阳能项目中又会享有投资补贴、高上网电价等支持措施。实际上，光伏产业一直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叠加支持带来的产能扩张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企业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因而受到金融危机和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冲击，出现了步履维艰，并最终还依靠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救援。
由此看出，如果产业政策支持过度，不仅大量消耗国家的财政资源，而且会强化该产业对政策的依赖性，使其丧失活力和竞争能力。所以必须特别关注政策的时效性，当政策环境发生改变时，继续执行下去势必导致政策成本大于政策收益，政策的适时退出或调整与政策的适时导入同样重要，避免政策出现“粘性化”现象。
3.3 政策主体在政策调整方面（储备、出台、实施和终结）缺乏前瞻性、一致性和连贯性。
如在电动汽车领域，要加快推进其产业化，必须要有包括补贴、基础设施、提高油税、提高传统燃油车排放标准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既不能有所缺失，更要做到政策间彼此呼应。但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化几年来，出台的政策仍比较零散，而且政出多门，政策间相互扯皮，延缓了电动汽车产业化的进程。
4 产业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还是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和引导。当务之急是在把握相关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新兴产业不同的技术阶段，构建动态的产业政策调整机制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发展。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阶段性演进特征，政策主体应在政策管理实践中系统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演进规律，分析研究产业技术政策、国际合作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和市场培育政策在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敏感性，构建一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轨迹契合且能覆盖其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混合政策链条，发挥不同类型政策的协同作用，有效地管理政策的生命周期，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1]。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敏感性进行的研究表明，不同产业政策的成本和效果是不同的，对产业作用的敏感性不同，适用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例如，同样的税收激励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作用效果存在很大差异;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企业研发创新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与收益风险，相比之下，税收优惠能在更大程度上诱导企业的研发活动。与企业个体相比，同样的政策作用在企业联盟体上的敏感性更为显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应把政策资源投入到具有优势的产学研联合体上。政策主体既需要研究单项政策的敏感性，更应注重分析政策组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效力及作用速度。需要强调的是，政策绩效的生命力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市场是推进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财政资金的支持应更多体现在“竞争前”。在产品阶段应该尽量“补需方”而不是“补供方”。政策支持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防止因不适当的直接干预而抑制市场竞争。 重大技术突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19]，技术上的突变伴随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政府应建立政策效率的过程节点评估制度，以使政府适时依据产业最新演变趋势对政策资源进行动态再分配。因此，政策动态调整重点在于政策的动态组合，既要考虑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政策工具的搭配。政策应是一个动态适应的过程，政府有关产业的激励政策须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而适时调整。政府必须要与企业进行深层次地互动，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提高政策效率。政策调整实质上是政府决策者的再决策行为，是对政策资源再分配;由于政策资源的有限性，政府须根据产业发展态势有意识地从旧的政策体系中抽出资源，引入至新的政策架构中，政策架构的转换时机、转换力度和转换速度将对整个政策体系的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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