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三题?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76-03
作者简介：张运青（1955-），男，陕西安康人，中共安康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干部教育、现代文化发展。
（一）
自2011年10月“文化强国”作为一个重要命题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党的十八大《报告》设立专章，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文化自觉，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要担当的新的伟大使命。它吹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启了新一轮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航程。《决定》中用了一千余字，就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了“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纲领性部署，可谓紧锣密鼓，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应当说，《决定》真正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将驶向高速行驶的快车道。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强国”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从近期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单纯经济指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推进的问题。在屈指可数的时间内，要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它关乎整个事业的成败，对于“第三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又起着“助跑”的作用。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有“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意识。《决定》开宗明义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两个坚持”既是我们凝聚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灵魂”，又是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不可撼动的精神支撑。唯有它，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牢固根基。
从长远来看，“文化强国”是一种国家战略。一方面我国要在建国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战略要求。有关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水平开始快速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从4000美元向6000美元跨越。就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在4万亿元以上，而实际上只有8000亿元，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很大。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还不是经济强国，特别是“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中还较弱，主导和影响世界的“话语权”还很少，与经济大国地位极不对称。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深化对文化发展战略的认识，终于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鲜明地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这个战略告诉我们：在未来国际社会中中国决不当“傻大个儿”。要努力增强中国的“音量”，放大中华民族应有的形象，取得与一个经济大国相对应的“话语”地位，在世界潮流中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只有“文化强国”才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增强的标志，它与经济科技硬实力共同构成中国综合国力。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真正强大，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化理论总是主导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而文化产品总是服从、服务于一定经济社会的需要，对社会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效应，发挥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强国”不单指文化观念对外传输或文化产品“走出去”，还包括国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硬件”建设，特别是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认同及道德文化素质等“软件”的提升，是一个综合的大文化建设体系。现实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面临着文化需求大幅增长的态势。所幸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使丰富的文化产品既能满足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又能够“大口径”开展国际文化贸易，目前是重要机遇期。《决定》的适时做出，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速度“倒逼”的使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应然。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1]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
（二）
立足国情实际，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域广阔，居住分散，发展不平衡。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致使农村经济发展较慢，特别是西部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落后。尽管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落实了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但底子薄是不争的事实。农村依然是中国这支舰队行进中最慢的“船”。第二，据2013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4%，城镇人口超过71亿，城镇化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尚有46%的农村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思想相对保守，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较慢，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凭力气挣钱”居多。第三，“十一五”期间，虽然我国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文化事业费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向基层倾斜，2010年西部地区文化事业费达到8578亿元，占全国的266%，比2007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3]但从农村文化主体上看，农民的业余时间文化活动主要是看电视、打牌（麻将）、读书看报、下棋、听广播等。农民参与最多的集体性、公共性文化活动主要是看电影、看戏和祭祖。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外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613899”部队。而对农村发展有主导作用的中青年农民却享受不到。从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来看，有线电视、广播、书刊报纸逐渐占据了农村文化的主导地位，乡下人正在模仿城市人的文化消费方式，农村“本土化”的民间艺术逐渐消亡，丢掉了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也在逐步萎缩。还有，边远乡镇公共文化服务“有牌无人”的现象大量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形式、轻效果，重建设、轻评估，没有质量标准。许多地方的农民感受不到文化生活的明显变化，相反，封建迷信和宗族势力却渐渐抬头。 农村需要文化繁荣，农民期盼文化均等。没有农民的小康是不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文化发展，文化强国就没有“底气”。当代农村文化建设应当是一种以保证农民群众文化发展权利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发展模式。文化参与、文化享有、文化发展构成农民完整的文化权利形态。政府要保证农民的文化参与、文化享有，这是实现农村文化发展的基础；同时，文化发展又寓于农民文化参与和文化享有的过程中。因此，对农村来说，文化建设首先要保障农民的文化发展权，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笔者认为，在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的过程中，要把文化强国建设的重点放到农村。作为政府，要确立公共财政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的多种实现模式。毋庸置疑，国家公共财政依然是改变当前农村文化落后状况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只能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有限责任。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减少政府过多干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支持鼓励包括非公经济兴办文化企业，使乡村一些文化程度较高、有经济实力的富人回镇进村组建文化实体，让他们大胆参与市场公平竞争，促进文化资源向广大农村基层流动。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基层公共文化项目投资的力度，以“补课”的态度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以实现“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这里需要强调，“均等化”是指城市有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农村乡下同样有；发达地区有的西部地区同样有。所谓“标准化”是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县图书馆、县群艺馆、文化馆，都应该有名有实，服务项目、服务人群、人才配备、经费保障等要标准统一，不可形同虚设，有牌子没人。
笔者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层”的端口要下移到村落和社区，实现村（社区）文化活动室（中心）、镇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化。有专门场所、有多个项目、有专人服务和指导。二是面向农村基层，培养文化艺术服务人才队伍。文化人才是实现农村文化发展繁荣的决定力量，但农村文化人才奇缺是普遍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各级领导文化观念要进一步从“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弥补基层文化人才的“缺位”现象，以增强农村文化的自身“造血”功能。县级文化馆应当积极承担农村基层文化人才培养的任务。三是基层文化站服务要接“地气”，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充分挖掘淳朴民风民俗中最可贵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对“草根”人物的精神内质进行展示。如通过“道德模范”“幸福之家”“村镇孝星”“爱婆敬媳”等活动的评比，引导农民学习身边的先进人物，努力营造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农村文化氛围。
（三）
强国当强人，强人首强“心”。农村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难点，同时又是“底线”。农村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而不是“土豪”。改革开放35年来，广大农民的文化心态已经发生了嬗变。第一，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由观望怀疑型向坚定自主型转变。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了温饱，但他们曾怀疑这种政策的长期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自主经营生产生活，如今农民人均GDP已突破7000元大关。但目前，我国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又使他们面临“二难”选择，“恋旧”的情结也在加重。第二，在民主法治观念上，农民由盲目服从型向自我维护型转变。如今的农民学法用法，在政府征地拆迁、村务项目公开、出外打工讨薪等方面，懂得了依法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同时也出现了“有事我找你，不办我骂你，办完不理你”的横蛮现象。第三，在生产经营上，从“以农为本”向亦农亦工亦商转变。当代的农民不再“视商为奸”，而是什么赚钱多就种什么，外出打工靠技术，不怕脏、苦、重、累，给钱“到位”就干。家庭开商店，发展养殖、种植业，办加工厂、搞农家乐，只要能挣钱，不惧辛苦。第四，在婚姻家庭上，由“介绍”自主型向自由恋爱型转变。婚姻讲究能识字会算账、长相好有技能已成为新的择偶标准，计划生普遍接受。第五，在生活消费上，由省吃俭用型向追求享受型转变。如今许多地方的农民临街靠路盖起了三四层的楼房，家用电器进入寻常百姓家，有些农民还在网上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也有很多农民娱乐生活主要是打牌赌博，缺乏健康向上的文化品味。
文化是“化”人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引导和调整农民文化心态迫在眉睫，政府应把握好“共性”原则，抓住各种时机，适时进行“中国梦”思想教育。对农民中坚力量的文化“正能量”给予积极的引导，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力渗透，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当代农民普遍坚守的道德准则，用“追梦”行动加快农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在生产方式上，以“科技下乡”免费培训农民多种生产技能，特别是转变农民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适应特色农产品生产和规模化发展的需要。在公共文化设施上，大力推进“村村通”工程，全力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如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电影放映室或电影院、有线电视、村落文化活动场所、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是最基本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活动方面，坚持“文化下乡”、放电影、送节目、闹花灯、举办民歌会等。接续传统健康的娱乐项目，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不同农民群体的共同需求。我们不妨把这种模式称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实现模式”。
与之相对应的是“市场服务实现模式”。这一模式需要政府引导农村文化市场服务体系发展，以信息网络为平台满足农民个性化和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送”文化已经不适应，而补充、替代它的只能是通过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打底子”，扶持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本土化的文化精英队伍，实行“公办民助”或“民营公助”的办法，走市场化的道路，支持和鼓励民间文化精英“种”文化，政府通过奖励农村文化大院（中心户）、“农村电影”、“业余剧团”、“农家书屋”等，实现文化在当地农村社区长期“扎根”服务，使之成为农村先进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从而引领农民文化心态向健康的、较高层次发展。
总之，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重点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关键是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生产技能的提高。在新一轮改革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个项目落到实处，实现文化全面惠民的“均等化”、“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