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排斥理论的边疆地区金融包容发展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109-005
金融排斥是指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法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的现象。[1]Kempson and Whyley （1998）研究英国的金融排斥时发现约6%～9%的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而对于交易账户而言这一数据上升到20%。[2-4]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目前金融市场还不发达，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率较低。[5-6]
包容性金融理论是联合国在2005 年正式提出来的一个新金融理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指，金融体系所提供的产品应该能够为社会所有阶层进行全面且有效的服务[7]，尤其是能够服务于处于劣势的边疆地区居民和农村阶层。这种包容性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应该是机会均等的，不能为某些阶层所垄断，要让弱势群体获取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
实现一种机会均等、资源共享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包容性发展理论的核心，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消除个体背景差异，让穷人和富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拥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包容性金融体系包括普惠制金融体系。普惠制金融体系指的是能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8]包容性金融理论内含金融排斥研究，金融排斥是包容性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9]
一、金融包容发展指数测度模型构建
（一）金融包容发展指标体系
金融包容性已被各国政策制定者所重视，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地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包容性金融体系，成为许多国家优先发展的政策。[10]包容性金融体系也日益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王修华等（2009）[11]运用 2008 年截面数据测度的各指标值加总，可以综合评价地区金融排斥的程度，利用金融排斥的维度分析方法描述了我国中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排斥现状，指出金融排斥的产生是金融机构“理性人”自然选择以及中部地区农村地理环境恶劣的结果。李春霄、贾金荣（2012）从金融服务的深度、金融服务的使用、金融服务的可得度、金融服务的可负担度等四个维度，评价了我国金融排斥的程度。
本文认为，金融包容程度就是金融排斥的倒数。所以，为了简捷起见，对金融包容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仍可沿着李春霄和贾金荣（2012）的研究思路进行。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采用人均存款金额、人均贷款金额、人均保费、股票市场人均募集资金、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人员、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每平方公里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点、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存贷款占GDP的比重、银行向实体和个人贷款占GDP的比重、非金融机构融资规模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贷款的平均利率等12个指标来表示衡量金融排斥或包容发展指标的四个维度。本文所收集的是1980―2012年的数据，这样更能反映出金融政策连续性所产生的影响。具体的评价指标见表1。
（二）金融包容程度的测度模型
1.金融包容程度测度方法
设En表示金融排斥的n个评价维度测度值，En={E1，E2，…，En};？籽n表示第n 个维度的权重，设定0≤？籽n≤1;Xn表示第n 个维度评价指标的实际值;Mn表示设定的第n 个维度评价指标的最大值;mn表示设定的第n 个维度评价指标的最小值。En的测度公式为：
En=？籽n×■（1）
用IEI表示金融包容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IEI=1/■（2）
2.各指标的权重
本文引用变异系数法测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的大小与指标权重的大小成正相关的关系。
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3）
其中，？姿i为各个指标的变异系数，Si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差，■代表各指标的平均值。
各指标权重由如下公式确定：
？籽i=■（4）
二、影响边疆地区金融包容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模型和变量
研究金融包容发展问题可以从金融排斥的研究入手。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金融服务需求方、金融服务供应方和社会方面充分挖掘影响新疆地区金融排斥的主要因素。从居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来看，金融排斥状况会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种族、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12]
影响居民金融排斥的因素较多，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整体上而不是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金融服务，将金融排斥作为独立因变量并且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变量。用于分析的基本模型如下：
金融排斥=f（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规模，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房屋的使用权，民族，宗教信仰，区域差异，社会阶层，社会互动）。 该模型使用标准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可以有效地检验二元响应的因变量与一组解释变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所有的解释变量都为分类变量，性别的测量是按照二分法变量进行的。其他变量的分类见表2。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选取新疆地区的3900户家庭作为访谈和调查的对象，按照样本收集面均衡的原则，样本中的性别、各年龄阶段、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均按一定比例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在当地相关部门协助下由研究人员和学生寒暑期间发放和收集。为保证样本质量，剔除了536名调查人员认为回答不合理的受访者。最终有效样本包括3364名居民，其中样本中男性与女性之比1∶1.2，社会阶层中的上层、中上层、中下层、中层、下层比例1∶3∶5.2∶5.8∶5.0，年龄分布中16―22、23―30、31―40、41―50、51―60、60以上的比例为1∶0.45∶0.69∶0.79∶1.18∶0.65，汉族和民族之比为1∶1.2。选择的地区在区域性、社会阶层、人均收入和其他人口统计变量上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地区。
问卷和访谈的内容涉及储蓄账户、债券、个人贷款、抵押贷款、股票、基金、保险、黄金、理财产品、信用卡等十类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方面有关的金融服务的计量。虽然这十类金融服务产品并不能涵盖我国目前所提供的所有金融服务，但基本上涉及大部分的金融服务类型，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全部的金融产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然后归纳出受访者持有金融产品的总体数据，并作为衡量是否存在金融排斥的依据。测量值为0的受访者被视为金融排斥，而那些评分为1或者更多分值的受访者被视为至少获得一个主流的金融服务。
在有效样本中共有348人没有使用10个项目的金融服务产品，被完全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即在所抽取的3364个样本中，10.3%的抽样人群受到完全金融排斥。样本中有28.5%的人群只使用一种金融产品，使用4种以下的金融产品的人超过80%，使用全部金融产品服务的人仅占0.1%。产品使用情况的平均值为2.71，标准差为7.58。
（三）计量分析
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值都远小于10，尽管它们的平均VIF 为1.09，略大于1。所以，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也不存在过度拟合的情况。然后，使用标准的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模型，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分类变量，均使用SPSS17.0软件中标准的虚拟变量程序进行模拟，并将数据进行比较，在每一种情况下使用上述的分类。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Chi-square为5.86，显著性为0.58，因此否认了这种模型不能充分适应数据的零假设。the Nagelkerke R2对此模型的检验值为0.42，这一结果代表一个横断面研究的解释被高度接受。
高收入家庭的exp（B）检测结果为11.465，表示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家庭资产意味着居民拥有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资源和能力，而低收入人群可能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就业的exp（B）检测结果为11.056**，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源依赖于就业，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处在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失业的人、家庭主妇、学生、甚至退休的人与就业人员相比更有可能遭受金融排斥。高等教育的exp（B）检测结果为9.089***，教育水平决定着知识的拥有状况，缺乏知识和认识助长了金融排斥。新疆地处祖国的最西端，因区域性因素等差异与我国中、东、西、东北地区比较更容易受到排斥。
年龄因素对金融服务的影响程度不一样，16―20和60以上年龄段比其他年龄段更有可能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处在16―22年龄段的人正在求学阶段，还没有收入来源，60以上的人因退休导致收入减少，也是受金融排斥的对象; 23―30岁阶段的人群可能因为建立家庭和子女受教育支出较大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房屋使用权类别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变量，拥有私人房屋出租和二套以上住房的人群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金融服务机构的首选客服。3人以下家庭的exp（B）检测值明显高于4人以上家庭，家庭成员的增加会导致支出的增加。研究结果还表明，社会互动对影响金融排斥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互动通过信息交流、知识传播、感受共享等推动居民更加积极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
性别用Wald统计出的结果为2.326，显著性0.124，表明性别被证明在解释金融排斥是不重要的，这与有的学者研究不一致。一般而言，男性更喜欢冒风险，
但男性和女性对待风险的态度往往与年龄、家庭资产、收入、受教育程度有关联，因此，性别不会影响居民的金融排斥状况。分析结果还表明，婚姻、健康、民族、社会阶层、宗教信仰对金融排斥的影响也不十分明显。
三、推进我国边疆地区金融包容发展的建议
分析显示，在新疆地区的抽样调查中，有10.3%的成年人被排除在主流金融服务之外，验证了金融排斥在新疆是一个严重问题的假设，因而需要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高度关注。研究的结果还显示，我国新疆地区大多数受访者（近80%）使用1～4种金融服务产品，仅少数的受访者（2.4%）使用7种以上的产品，在新疆地区并未出现金融包容和金融排斥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解决金融排斥，推进边疆地区金融包容发展，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社会和个人等共同努力。[14]
（一） 加强金融包容的顶层设计
目前在我国，很多人还不熟悉、不接受金融包容这一概念，金融包容是一个仅停留在理论方面的“新鲜词汇”。在金融包容承诺、战略制定、指标监测等方面，我国尚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因此，我国要在国家层面适时制定出台符合国情的金融包容战略，为金融包容实践提供清晰、合理、有效的行动路线图，统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行为，从而使各项政策措施形成合力。在条件不成熟时，可分步骤单独推出金融教育、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金融包容子战略，逐渐融入全球金融包容主流。[15] （二）实行有差别的财政和货币信贷政策
通过对边疆地区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导资金向边疆尤其是边疆贫困地区流动，通过财政为相关金融机构注资、提供担保、减免税收、利息补贴等政策扶持，降低边疆地区的投资风险;对边疆地区实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措施，构造有利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体系。健全金融组织体系，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支撑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边疆地区资金需求激增，而商业银行资金大量上存，可采取差别化的利率政策，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在限制商业银行上存资金利率的同时，适当下放贷款利率调控权限。
（三） 金融资源配置要向弱势群体倾斜
非正规金融的风险管理较差，受到经济冲击时较为脆弱。在我国边疆地区和偏远农村地区金融市场不完善，甚至连基础金融服务都难以保障，还存在着众多金融机构空白的乡镇，在配置金融资源时，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实现普惠金融及“包容性增长”。为提升金融包容性的机会，要仔细地分析贫困者的交易风险，假如不进行分析，增强的风险意识或许不加区别地对创新形成限制。使金融机构的融资基础多样化，缓冲全球信贷收缩对国内金融中介的影响;增强家庭管理危机造成的脆弱性的能力;通过推动金融系统多样化、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提高经济弹性。[16]
（四） 对贫困阶层和农民普及金融安全与权益教育
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首先要提高居民对包容性金融体系的认识。通过居民对金融知识的认知，能充分认识到金融服务是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普及金融知识教育的同时，增强居民的风险意识、守信观念，从而降低贷款损失率、违约率。包容性金融机构不得歧视贫困阶层和农民，确保平等对待所有客户。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不是仅限于特殊的富有阶层或群体，而是社会所有群体和阶层，因此金融机构要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五）充分借鉴金融包容国际经验，促进边疆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互动。金融包容作为一项金融发展战略，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一些国家在金融包容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有的经验具有国际推广价值。我国要借鉴国际金融包容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国内金融发展现状，制定出台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社会互动是发生于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社会行动的过程。推进边疆地区与我国中、东、西、东北地区产业、文化、人员的社会互动，实现先进知识和经验等与内地密切互动，加速“智力”对接，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边疆地区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积聚能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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