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农村精英与农民的人际交往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化发展正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这也使得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人际关系、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迁。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乡村精英往往发挥带头人作用，在由权利、财富以及声望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农村精英在建构社会角色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充当基层政权与农民的中间人，他们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广大农民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本文主要从两者的微观互动过程中，分析农村精英与广大农民的人际交往模式，以期为农业产业化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及问卷调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山西吕梁市临县、运城市临猗县、朔州市山阴县三个地区，对这三个地区的农村精英和农民分别进行访谈和发放问卷。后期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总结，同时采用spss统计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中归纳出三个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特点，并探究这三个地区农村精英与农民的互动关系。
二、农村精英与农民的合作模式
（一）临县：龙头企业老总与员工的合作
临县是以红枣种植和加工为主的地区，在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不断形成以红枣产业局为领导，枣农和龙头企业共同合作的产业模式。临县奥华红枣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海萍是临县曲裕镇杨家山村人，最早是杨家山村的红枣种植大户，拥有上百亩红枣示范基地。在临县政府大力发展红枣产业的机遇下，郭海萍扩大种植规模，发展红枣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的一体化网络，建立奥华红枣有限公司。公司建立后，不仅优先收购杨家山村农民的红枣，还从本村及附近村里雇佣员工进行红枣深加工。农村精英摇身一变成为龙头企业老总，普通农民也转型成为企业员工，双方不再单纯是传统乡土意义上的邻里或同乡关系，而是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双方的交往场域也由村落生活场域更多地向生产场域转移。
（二）临猗县：果业合作社负责人与果农的合作
临猗县是典型的农业型地区，农业发展历史悠久。近几年在政府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政策扶持下，林果产业发展迅速，合作社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制度：内部管理上，他们制定了章程，健全了组织机构，规定了社员权利和义务；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合作社坚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这类合作社大多是由传统意义上的种植大户等农村精英共同合作、自发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负责人主要是由这些农村精英所担任，他们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管理方式和营销理念，在果农中进行土地流转，扩大规模。附近农村的果农加入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规避个体种植风险，利用合作社的种植技术、销售渠道等各种资源。双方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签订合作协议，并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三）山阴县：奶牛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与奶农的合作
山阴县地处雁门关生态牧区，历来注重发展以奶牛养殖为主的畜牧业，近年来逐步建立起以县畜牧局、乳业办领导下的龙头企业、奶牛合作社、奶农三位一体的产业模式。其中，马营庄乡故驿村的驿泽奶牛专业合作社最初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李宝发连同几名村庄能人建立起来的，园区内实行统一管理，目前已实现机械化养殖、牧场化管理。合作社引入现代管理模式，推行股份制管理，九名大股东即农村精英组成董事会进行日常管理，入社农民由原来的“奶农”变为“股东”。农村精英和广大农民逐渐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现代契约型交往方式逐步确立。
纵观这三个地区农村精英与农民的合作方式均体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点：其一：农村精英与农民的合作是建立在发展地区特色农业或养殖业的基础之上；其二：双方的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并通过组织的模式联接起来；其三：双方的合作获得政府大力支持，有专门的红枣局、畜牧局以及果业局提供技术、管理等各项服务。
三、农村精英与农民的互动关系
（一）现代契约型人际交往方式出现并渐趋成熟
传统意义上，农村精英的形成是由具有一定能力的农户通过发现市场机会并对资源要素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专业化生产。这一时期农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生产性互动只维持在较小范围，主要体现在雇佣关系中。在农村精英不断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寻求联合以达到经济效益最优成为他们的核心目标，这一阶段农村精英们与农户开展合作，专业协会、龙头企业逐渐产生。农村精英与农民走向联合，双方交往过程中逐渐引入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契约，用合同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约束双方的经济行为。在传统人际交往中，农村精英与农民是基于邻里或同乡之间的情感型交往，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原则的逐渐渗透，农村精英与农民在生产性场域内完全依据合同规定，扮演固定的社会角色，双方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性关系。
本次所调查的三个地区农村精英与农民之间均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签订合同，但合同的履行情况和法律效力则各有不同。对临猗县忠定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忠定的访谈中可以了解到每年有三到四成的农户因不符合合作社的入社合同规定而被要求退社，这主要是由于部分农民小农意识强和文化素质低，影响双方合同的履行。通过对山阴县驿泽奶牛专业合作社71名社员的调查中可以看出，31%的社员认为合作社很好地履行了对社员应尽的各项义务，23%的社员认为合作社较好地履行了对社员应尽的义务，认为“不太好”和“很不好”的社员只占到6%。同时，在对驿泽奶牛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宝发的访谈中，他提出近几年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强烈，积极与合作社协商合同事宜，基本能按照合同规定履行职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合作社与农民的股份制契约关系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能较好地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运作。 （二）认同感与依赖感共存
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村精英与广大农民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不断走向联合，双方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认同感和亲密感不断提升。农民加入合作社或进入龙头企业后，与农村精英近距离的接触，对农村精英的看法也不仅局限在过去的表层认识中，而是走向更深的层次。如果说在过去传统认识上，农民对农村精英是认可，那么现在农民对农村精英则是认同感与依赖感共存。农村精英通常掌握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充足的社会资本以及广阔的销售渠道，能够吸引国家贷款，有效利用国家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各项优惠政策，这些都是个体农民无法实现的。农民只有与农村精英联合，加入合作社或龙头企业才能获得先进的技术支持，享受各项优惠政策，扩宽销售渠道。同时，在现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农民个体难以抵御市场风险，惟有依赖农村精英的各种资源才能规避市场风险，因此，农民对农村精英更多的是认同感和依赖感。对山阴县驿泽奶牛专业合作社71名社员的调查中，有43.7%的农民认为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合作社、龙头企业带头人对其影响比较大。相对于农民对农村精英的认同感与依赖感的提升，农村精英对于农民的依赖感逐渐提高，而认同感则有加强。作为生长在农村土地的本地人来说，农村精英们对广大农民不仅有浓浓的乡情，更存在着极大的利益相关性，对农民具有很高的依赖性。针对认同感这一方面，根据对龙头企业及合作社负责人的访谈资料可以得出，农村精英普遍对农民能力、个人习惯以及知识方面的认可度不高，例如他们认为农民时间观念不强，受传统思维影响较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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