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农村教育的追寻和考察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114―04
没有文化的边区军民，是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这是晋察冀边区提出的一种口号，含有很深刻的哲理。
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每一地区后，即采取各种手段，摧残消灭我国文化，企图消弭我民族意识，使中国人愚昧无知，代以日本民族意识，以达到其灭亡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一、扫盲识字运动
晋察冀军民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创建起各式各样的学校，反对敌伪的奴化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一成立，就提出扫盲运动，过去和文化教育绝缘的农民群众，现在把读书识字列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家户户都在学习，夫妇、父子、祖父和孙子，嫂嫂和小姑相互竞赛，争取学习英雄、文化战士的荣誉。许多县和区都规定每天得识几个字，在村头立个识字牌，凡过路的人，都得认识，会认的就放走，否则把你教会再放行。根据龙华县资料，三年把全县的睁眼瞎扫光了，每人识1000字，多的识字1700多，会写便条，开路条，会看报，会打算盘。[1]74冀中八专区7个县有个更具体的识字调查：
数据来源：项柏仁《八年来边区社会教育概述》，载于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东北书店1948年11月版，第151页。
识了字的农民政治觉悟提高了，积极参加各项运动和对敌斗争。当时的论者称：“我们从民主政治两年中在农村中的开展；统累税的完成；志愿义务兵役制实行中青年成班成排的入伍（如青年支队的建立）；积极参加生产；封建意识的削弱，迷信的破除，卫生运动的开展；对八路军与政民干部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对敌斗争中，广大群众所表现的坚定信心，高尚的民族气节……在在表现了边区人民的进步。”[2]152
二、抗日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
根据地环境极为恶劣，日军建立了碉堡、公路网、封锁沟墙，不断奔袭、扫荡，还在其建立的据点村或岗楼设立所谓中心小学，强迫各村保送学生，接受奴化教育。在其所控制的村庄设立伪小学，讲授日语及伪课本，强迫教师加人“新民会”。
为了消除瓦解敌伪小学的影响，保持中国文化教育不陷于黑暗之中，边区创建了抗日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
抗日两面小学，有其合法的一面，更有其对敌非法的一面。据1943年完县等11个县的统计，抗日两面小学有154处。据1944年统计，冀晋区1058个小学中有抗日两面小学168处，其中行唐一个县有43处。这类学校教师和学生均为我方所掌握，表面上实行巧妙的伪装，如迎门常常挂着伪县公署发下的孔子像，墙壁上贴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而乘敌不备时，讲授抗日课程。
抗日隐蔽小学，也称地下小学，采取游击教学，今日在一个村庄上课，明日又到另一个村庄上课，没有固定地点。冀中“五一扫荡”中，在据点岗楼村残酷清剿的情况下，安国县有一小学教师化妆成卖货郎，沿街叫卖敲梆集合儿童学习，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的现象。为了消除瓦解敌伪奴化教育的影响，边区采取了多种形式和方法。
小学的课程有国语、算术，高小有国语、算术、政治、自然、历史、地理、音乐、体育、手工等。课本为华北联合大学师范部研究室所编，晋察冀边区出版发行。
三、军民誓约
日伪开展了大自首运动，边区则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1942年1月28日，边区各地所有村庄普遍地举行了军民誓约宣誓仪式，将军民誓约的原文写在边区所有村庄的街头的墙壁上，让边区每个公民诵读。誓约的原文如下：
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土的时候，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愿遵守军民公约作如下宣誓：
一、不做汉奸顺民。
二、不当敌伪官兵。
三、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
四、不替敌人汉奸做事。
五、不给敌人汉奸粮食。
六、不卖给敌人汉奸货物。
七、不用汉奸钞票。
八、爱护抗日军队。
九、保守军事资财秘密。
十、服从抗日民主政府。[1]13-14
这种民族气节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使敌人为之胆寒。举例来说，在敌占区一个村庄，表面上是所谓爱护村，敌人很信任，实际上是抗日村政权，“经常掩护八路军。后来汉奸告密，敌人就对这个村怀疑起来，对这个村的联络员每天到岗楼上去送信报平安，也怀疑起来，因为联络员总报告没有八路军过。把村长叫去，问有无‘红军’过路，村长说没有。敌人带着村长走到铁路边上，把村长捆在电线杆上，三天三夜不给吃饭，然后叫他自己在铁路边挖一个坑，挖好后，敌人就把他砍了头，埋在坑里。于是敌人又派了第二个村长，而第二个村长依然抗日，而且很积极，敌人知道了，又捉去杀掉。第三任村长依然坚定抗日，说：敌人再杀掉我，有第四个人担任村长，还不是抗日，怕什么？死了是为了抗日，也值得！”[3]5-6这表明，不管日军和汉奸作恶到什么程度，也消灭不了中国人的抗日意志。敌人妄图灭亡中国只能是白日做梦。
日伪曾以各种手段诱骗儿童接受日伪教育，为日本服务。边区开展了“五不运动”，立下了“五不誓约”，其原文是：
一、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
二、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
三、不报告洞子和粮食。
四、不要敌人东西，不上敌人当。 五、不上敌人学，不参加敌人少年团。[1]14-15
边区的儿童从小就肩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顽强不屈，傲然地面对残酷现实。他们对敌斗争的贡献是很惊人的，如配合自卫队站岗放哨，查获敌探汉奸。据统计，完县、唐县、曲阳三县截至抗战第5年时，就捉拿汉奸90人，汉奸嫌疑犯432人。他们以其不为人注意的身份，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到据点村庄，散发宣传品，侦查敌情，参加破路工作。曲阳贾家口小学展开“劫敌运动”，偷拉敌人的洋马，偷敌之大米。平山一村庄温新顺到炮楼偷敌人之文件。有一村庄村民马跃山，用口袋偷出敌人的子弹。定唐卜晏如小学的小学生1945年春一个月就拔道钉300斤。冀中武强一村小学生温三玉为了掩护钻在地道里的区小队，五个手指被敌人一个个用洋刀剁下来，他还是坚决不说。雁北繁峙县六区谢子坪的三保子，在学校里刚讲过“五不运动”之后，一天，他和家里的人刚送走八路军，敌人就来了。问他，八路军往哪里去了，他坚决回答不知道。最后，敌人把他扔在一丈多高的崖下，也没有问出一个字来。敌人包围了曲阳七区一个村庄，把全村的人，集合在广场上，为了搜查抗日干部，进行“拔像”，当场挑死了两个人，当又拖出几个人来讯问，经过小学生李占兵面前时，他轻轻把那人的衣襟一拉说：“记住！军民誓约”。敌人有一次在安固一村庄抓了三个小学生，问村长的名字和住址，第一个不说被挑死了。再问第二个还是不说，又被挑死了。再问第三个，依然是不知道。三个孩子为了村长的安全，同时牺牲在暴敌之前，流尽了他们纯洁的血。类似这样可歌可泣的史迹是说不完写不清的。故有人说：“晋察冀游击区的孩子不会哭”。[1]23-24可以这样说，晋察冀军民都是硬骨头，敌人用任何残暴手段，也不能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这是中国人应永远牢记着的。记住他们为了民族生存的献身精神。
四、教育和生产劳动及实际相结合
边区每个村都有小学，差不多都是民办公助。教育形式有整日制、半日制、早午校、夜校，巡回教学、班级教学或分组教学等。教育的特点一是学用一致，一是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如五台游击区小学，不仅坚持抗日教育，而且还进行生产。阜平崔家沟的民校教员陈继和上组织课，主要内容是讲生产知识，从日报和群众报上收集资料，并且还在村里搜集各种有关生产的书籍，作为授课内容。陈继和紧密将教育和实际相结合，他是个小地主，看了“减租课本”教材，就召集了自己所有的佃户，说明减租的重要，并且当下进行减租，把租子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陈继和被誉为“模范民校教员”，边区特别予以表扬。[4]
群众的求知欲是很旺盛的。如阜平五区各村群众，除隔天晚间上民校外，还创造了许多新方法来学习。纺织小组，把小木板刨平，作为识字牌，每天由小学教员把生字写上，放学时叫小学生带回家去，教自己的亲友，同时把识字牌挂在纺车面前，一面摇纺车，一面识字。还有的在墙上写字，生字都是从眼前实际事物的字眼学起，如棉、线、纺车等。他们还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问题，上技术课，由纺织技术好的人讲怎样纺织。运销小组，流动性大，他们进行拨工，每个人赶两三头牲口，每个牲口鞍上都挂识字牌，或填生字在一小方块的纸上，贴在鞍后，一面走一面识字。他们还按牲口走的快慢，分成小组，一面赶牲口，一面讨论政治课。[5]
边区小学生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如参加生产，帮助抗属，学习掌握生产知识。曲阳武家湾小学上常识课时专请村上有经验的人来讲生产常识，并在园地作实验。灵寿张家庄小学利用上常识课的时间，讲种菜的办法，课后便在园子里学种植。完县刘各庄小学，生产什么就学什么。踏麦时就讨论踏麦有什么好处。捣粪时就讨论为什么捣粪。这样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6]涞源劳动英雄韩凤龄家乡银坊村成立了韩凤龄小学，建立分队读报制，每分队一天由民校教员与小学教员负责，青年男女、儿童参加拨工的，建立识字小组，每人每月至少识10个字，由民校教员负责。
教学课本，各地区不一。井陉编定初小新学制各年级夏秋学段课本，分成7月节政治单元、伏天云雨雷电自然单元及卫生单元，大暑前后预防农作物病害生产单元，九一八政治单元，武装保卫秋收单元。[7]
井陉栾家庄为使民校经常上课，决定村长李世盘任校长，教育委员杨厚任副校长，小学教员许得、民校教员杨国桢分担上生产和反法西斯课，又特别聘请许善田担任政治教员。由各校教员搜集反法西斯和生产方面的资料，在民校中进行教育，特别着重宣讲本县本区各村的信息。[8]
完县1944年8月作出成人教育计划，于半年以内做到：一，保证26岁以上的壮年半数以上经常能知道国家大事，及时能获得新的生产知识（大生产方针、各地消息、生产经验与科学知识）。二，保证青年百分之八十经常能知道国家大事及新的生产知识，百分之十能经常进行文化学习。三，以上数字做到有百分之五的学校或开学，能自动入学。四，三分之二的村庄，建立宣讲班，每小区一个正规民校。五，做到学习与实作联系，科学知识学后百分之四十做到实用。[9]
在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中，生产和教育两不误。边区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项重任。在《八年来边区社会教育概述》中讲：“至于乡村文化文娱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边区乡艺运动发展的黄金时代，就连偏僻不毛的察南、雁北、平西，也发育着文化的幼芽”。[1]152
边区的乡村文化是很活跃的，广大群众所表现的坚定信心，高尚的民族气节，在在表现出边区人民的进步。
五、晋察冀根据地农村教育的启示
历史的发展，有的成为传统，传承下来，有的被遗忘了。乡村教育始终是国家面临的大问题。重温一段历史，可以得到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承了解放区许多文化遗产。然而在“左”倾思潮泛滥下，又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东西。特别是“文革”中，乱象丛生，使我国的文化教育遭受严重摧残。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重新审视以往，获得了正确认识。特别是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开阔了视野。我认为晋察冀的农村教育应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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