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炮儿》对中国类型电影的突破和启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老炮儿》的票房火了，还引起了多年未见的社会大讨论。在微信、微博、博客和各大论坛贴吧上，随处可见观众对老炮儿的历史背景及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探幽、对社会现状戏谑骂街的喝彩和热议，以及对末路老大和少年游侠碰撞过瘾之处的激赏和品评。老炮儿的“以武犯禁”、“仁义道德”、“宝刀未老”、“士可杀不可辱”的侠义气概，让中国观众在当代的语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反观性和酣畅淋漓的释放感。
《老炮儿》对外发行的类型归属是“故事片”或者“剧情片”，但在一定意义上，《老炮儿》填补的是大陆黑帮及侦探等硬汉类型的空白，首次尝试展开硬汉类型本土化的叙事探索。“老炮儿”六爷也是一个真正的“硬汉”类型，这个硬汉不同于“古惑仔”和商业黑帮片中的反派，也不同于没有暴力色彩的顽主，而是没落但依然无敌的“雄性自恃”。这种自恃融和了华夏文化当中的“侠客”精神，但与本土武侠片当中奇幻迷离的“侠义功夫”以及武侠精魂的表现不同，《老炮儿》以现实主义手法在当代人物身上还原了中国“侠义”文化的精神，并真正契入了类型功能的建构。老炮儿是都市的放牧者，他的无身份性、边缘性和自由感、尊严感是当代“流氓文化”的精神象征，让当代人得以反观自身，也得以看到超越生活枷锁的理想。《老炮儿》最终没有真实对决的打斗镜头，可谓是对商业电影陈规俗套的超越。电影表现的是六爷的精神，当他的信念坚持到底，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一、具有反观意味的“主体”身份
“对类型化的理解，除了稳定且动力强大的叙事模式、独特的空间表现、类型化主人公等，还有类型电影所表现的主流价值观念以及虚幻缝合当前社会文化矛盾的隐蔽宣教功能。”[1]128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中，随处可见美国主流价值观念强大的宣教力量和极为精妙的宣教策略，建构了一种国家和社区的集体归属和认同。它所提供的作为现实或者作为允诺的乌托邦让所有的创意、科技奇观和固有的矛盾解决变得体面而深厚。艺术电影的深邃思考、叙事冒险和技艺实验，都被好莱坞有效地借鉴和整合，从而让类型电影的梦境奇观变得优雅迷离，无可阻挡地获得美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归属，也侵略和征服着世界电影市场。
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和成熟被认为是对抗好莱坞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来中国喜剧片在大陆逐渐成为大量生产、广受认同的类型，赢得了新一代青年观众的喜爱，成为带动中国电影，使其超过好莱坞获得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主力。这致使青春爱情、动漫、动作、魔幻或武侠等类型电影都受之影响，故而为喜剧而喜剧，刻意添加喜剧成分。过分喜剧狂欢的后果，使得在娱乐至死和粉丝经济泡沫的影像盛宴中，颇有文化深度的观众常感无法获得“庄重”的美感，无法深刻地去感怀，真诚地感动或会心地微笑，甚至哪怕是体面地走出电影院。太过于商业化的喜剧类型发展，也让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影响力逐渐减弱，难以传播和建构主流文化，更难以走出国门影响世界。
“中国‘放纵的、原子式的和物质主义的个人’及其文艺已经过剩，因此无需‘文艺复兴’，相反，倒是需要一场‘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以形成保护个人尊严的‘元规则’。”[2]作为当前影响最为广泛的文艺形式之一的国产电影，“却罕见‘个人尊严’的觉醒或者‘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的标志性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1]128。个人尊严和社会主流道德在主旋律电影当中倒是大力倡导，但当儒家文化已经退出中国精神信仰的神坛，任长霞、雷锋、焦裕禄等完全神话的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便无法再与观众一起完成一个对于个人和现实的观照和解读。至于类型电影，其所要担负的重任和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将主流价值观念融合到类型叙事中，实现有趣并有意义的文化传播和对话，从文化影响到票房发挥类型功能，最终对抗并胜过美国类型大片的侵袭。
黑帮人物、西部英雄、侦探作为类型人物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面承载体。这样的人物给了电影制造奇观的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人物才能反观母体甚至对抗社会机制，并最终在毁灭中虚拟缝合社会裂隙，让观众在电影梦境般的体验中获得释放，找到秩序。用沃肖的话来说：“有人也许会说，真实的城市生产的只是罪犯;想象的城市生产的是黑帮分子：他是我们想要成为却又害怕成为的人。”[3]90同时黑帮的发展――硬汉侦探，“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也是一个社会调停者：他的暴力和适应都市环境的能力也在他身上与桀骜不驯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虽然他的价值观和态度让他致力于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允诺。侦探对合法社会过于熟悉，而不相信它的价值观和动机”。[3]134
“福柯称后现代社会为‘视式监狱’。它以日益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察体系，全面俯瞰、监视着生活其中的人们，并以现代教育训诫人们学习如何遵守这套体系和现代生活的游戏规则。同样，这套体系是否完善，也有赖于人们对于体制的‘反观’。”[1]62黑帮和硬汉侦探就是地道的反观者，也是代替观众的反叛者，他们的毁灭透着窥探母体缺陷的英雄气概和正义精神，他们自身罪恶在死亡当中获得救赎，引导观众看到作为允诺的愿景。在世界电影史中，黑帮和侦探的硬汉形象如此长盛不衰，就足见其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
二、作为“硬汉”类型的“老炮儿”
黑帮和侦探等硬汉类型在大陆国产电影中是稀少的。香港警匪片倒是比较成型，但其借鉴和模仿好莱坞的痕迹十分严重，它特殊的地域特质和只集中于法制本身的反观，相对于大陆社会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坊间流传一句话“《教父》教好了一代人，《古惑仔》带坏了一代人”，就是因为香港硬汉太流于阴郁和义气的表面，暴力的拼贴脱离现实，太过于传奇，丧失了“类型”化解社会矛盾的“仪式”功能。老炮儿六爷的出现，以现实的边缘身份为这一虚空类型的本土化注入了灵魂。老炮儿是“文革”期间对抗大院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四合院平民帮派老大，如今时过境迁，一个人在胡同里开一家小店，自在逍遥。他年轻时一人拿着一把日本大刀，对抗十几个红卫兵，成为胡同一带的帮派之主。他那把刀和军大衣在当年可是只有高干子弟才有的高贵物品，也成为他风云一时的英雄符码。英雄暮年，老北京江湖传统也在信息爆炸、经济飞升当中烟消云散，被人淡忘和不解。但是在胡同和老兄弟们的生活圈子里，六爷依然主持正义，替老弟兄们和邻居撑事平事，是他们或者憋屈或者发达的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六爷常以武犯禁，但暴力有暴力的法则，这样的规矩和秩序相对于无序无规矩的当下，反倒有了正义和信仰的意义。 在电影的开始，六爷提着鸟笼，在属于他的地盘上主持正义。这种正义是属于边缘人物的，比如小偷偷了东西把身份证给寄回去，路边摊把罚金和车交了，但得把挨打的冤屈要回来，等等。从后续导演在网上发布的删减片段（一个是闷三儿代驾，主动要求进监狱，讽刺80年代严打;一个是六爷不满监控器，爆粗口讽刺自己还有隐私），可以充分看到电影赋予六爷这个人物强烈的反观性和边缘感。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侠义的“犯禁”和“仁义”融合在了这样一个当代的人物身上，让他说压在观众心口想说不敢说的话，又通过他看到母体的疏漏和缺陷。六爷对待这些漏洞当中的边缘人物和矛盾纷争，是依然信奉当年江湖规矩精神的“侠客”，他要为他的江湖抵挡一面。六爷也尊重社会法制，但对于母体的缺陷造成的屈辱却坚决不容姑息。
老炮儿的仁义道德和侠义精神让当代的国人陌生又熟悉。当老炮儿高举他的“理儿”，提着“人心”，拿着扳手指的“暴力”救赎儿子，平息一桩桩愈演愈烈的纷争，他反观的是一个迥异于他年轻时的世界，也是一个依然暴露出诸多问题的“母体”。这些漏洞、缺憾和道义问题对于国人并不陌生，却和老炮儿的侠义与仁义世界背道而驰。于是，老炮儿又化身为“文化调停人”的身份。他要替这帮小孩的老子教育他们，包括自己的儿子，怎样做人，老祖宗的规矩、社会的秩序、人情道义都不能丢。
老炮儿是经典电影类型中黑帮、强盗和侦探的变体，他铤而走险、义气、孤独、血性、唯利是图，但又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他是一个本土化的走向毁灭的“硬汉”。这个“硬汉”的地气儿和陌生的传奇，如同一面镜子让以90后为代表的青年看到青春文化的苍白和缺陷，也让他们和父辈与历史有了沟通的可能。个人尊严的觉醒、文化的复苏、社会道德的重建、秩序的寻找等等当代主流文化，便在其中得以建构和传递。个人的无序和社会的矛盾，便在两代的和解和父系身份的认同中获得引导和可能。
三、作为反观者的“老炮儿”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侠”和类型电影的硬汉之间有着共通的精神气质。两者都是“孤独的狼”，都常常以暴力立世，也常被作为暴力的工具。这类人物是社会秩序破坏者也是修正者，他们的义气和忠心让他们的叛逆显出更为自由的英雄光辉。侠客跨越体制，依靠暴力换取公平。这类人是现存秩序走向突破和完善的希望，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革命者。他们的个人主义会永远游走于机制之外，在暴力中越轨和毁灭是注定的命运。纵然一切的矛盾冲突得以暂时的平衡，侠客也是走向一望无垠的原野和夕阳的独行者，昭示着自由和野性的力量。当侠客们替天行道，虽刀光剑影，但是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却藉此而看到正义，母体由此得到修正和完善。侠客也是融精明、智慧、暴力乃至唯利是图于一体的，他们游走在历史的栅栏之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自由尊严”的奇观。中国电影尤其是香港武侠片不乏这样的形象，商业影视剧更是对侠客进行天马行空的叙说，使侠义的孤独感、边缘性和悲剧性离大众文化渐行渐远，成为大众消费的明星偶像，抑或游戏对象。《老炮儿》在六爷身上表现了侠义的“自由和尊严”，也还原了侠士的孤独感和悲剧性， 而不仅仅是帮派斗争的血腥和硝烟，抑或暴力的天马行空和传奇无厘头。电影浓墨重彩他在反观和调停之中的孤独和豪情。对于历史和人性真实的尊重，让老炮儿六爷有了发挥类型功能的根基，变得深厚而丰满。
那只奔逃的鸵鸟正是老炮儿的镜像，孤独、自由、高贵，勇猛地奔跑在不属于它的轨道中，去往一个天边可以肆意奔跑的世界。尽管六爷面对的年轻人几乎再也不懂他，这个世界也不再高看古典主义的英雄，仁义道德也不再是说服人心的符码，但他依然要用这样精神去给所有的矛盾换一个自尊的解决。跟美国类型片当中硬汉的离开或者毁灭相比，六爷将尚武精神坚持到底，以精神的胜利换来一个“侠义”的士气和高贵。他单刀赴会，心脏衰竭，一人对十几个小年轻，也要把当年的英雄气概坚持到底。老炮儿还是死了，他的死对他自己曾经铁马兵戈的腥风血雨是一个救赎。少年子弟江湖老，没有不老的英雄，老炮儿要输也就只输给自己。
“英雄类型与对立的价值进行调停的倾向是这个问题内部所固有的，以一种加强现存社会和概念秩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努力。类型电影，就像原始文化的民间故事一样，服务于去掉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就为这个秩序提供了某些逻辑上的一致性。”[3]269老炮儿的“死”意味着一切矛盾的解决。儿子的苏醒和那个叫聚义厅的酒吧，以及儿子通过鹦鹉对父亲身份的认同，意味着秩序的回归和道义精神的延续。新生代对父辈的认同和继承，是虚拟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老炮儿融儒家传统和侠客精神于一体的文化传统，是否能劝诫和度化新一代本身是一个虚无夸大的“乌托邦”，在这个精神指引下所暴露的社会矛盾是否得以解决，是类型电影功能必须自圆其说的剧情逻辑。为此，电影特意加上了老炮儿向中纪委举报以及贪官的落马，来强调电影的“他人引导”功能。这样，老炮儿的家庭获得了重生，恢复了秩序，老炮儿看到的社会缺陷也获得了修复。
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依靠自己的规矩，自由地高扬尊严和士气的旗帜，却将事不关己的事以老百姓的身份向政府举报，这在边缘人物的电影美学上是“煞风景”的。这个“他人引导”的功能可交由其他人，但万不可是当代极端个人和欲望膨胀下的一个孤独和落伍的侠客，就如同“教父”最终被训诫了，否则，不仅在现实中成立的逻辑会在银幕的倒映梦境中失去调和的矛盾，那游离于制度之外的英雄之美，也失去了新一轮秩序建构之后的下一个反观点和介入点。一个维系逻辑的可能是老炮儿的精神能够感动儿子，是否也能同样感动另一个叛逆少年“小飞”？小飞是否可以为自我救赎做一些相似于老炮儿的作为？但无论怎样的解决，被称为“孤独的狼”的中国式侠客，无论古今，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臣服和妥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