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模式与大学精神
大学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但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各种思想、观点的碰撞下，这种支撑我国大学之所“是”的存在，却不断受到众多学者的诟病和质疑。关于我国大学精神缺失和重构的呼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语境下，大学精神的讨论更显示其紧迫性。同样，从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转型期的“大学精神”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那么如何建构社会转型期的大学精神，就有了讨论的必要。
一、大学精神的内涵分析
从蒋梦麟先生的《北大之精神》中对“大学精神”的引入，到北大100年校庆前夕，陈平原、任剑涛等人对“大学精神”的提及，再到清华大学100年校庆前后，“大学精神”的研究热潮。虽然有关“大学精神”的著作不断涌现，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至今都没有一个关于“大学精神”的明确定义。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缘于学者各自视角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精神”的复杂性。
大学精神的复杂性正是源于大学精神的发展性。大学精神并非一成不变，也非一日所成。“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很多学者在对大学精神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时候，并不是对大学精神内涵的描述，而是采用对大学精神“外延”的罗列。这种广泛罗列给我们直观感受的同时，也会混淆那些同质物和一些因果关系。但纵观大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一对精神范畴此消彼长式地贯穿于大学发展的全过程，即“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
所谓“人文关怀精神”一般认为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科学理性精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精神，这种科学理性精神成为普遍的大学精神还是出现在19世纪，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学转而对真理和科学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性的思维活动，尊重客观规律探索客观规律，并把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作为大学活动的指南。或许，这对斯诺口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精神，已被后世众多学者从学理上论述了科学和人文这一对范畴在本质上的同一性；但实践中的逻辑却往往走向对立。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大学对科学及其精神的抵制，以及现代大学中科学主义的横行。
二、社会转型模式
（一）“农业―工业”二分范式的转型模式
“农业―工业”二分范式转型论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社会学中社会变迁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线性阶段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以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和普雷维什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思想构成的国际依附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其本质上都属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二分范式”转型模式。
这种社会转型模式是反映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生产力结构方面来看，认为社会发展大致是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社会，这样一种逐步过渡的发展过程。很明显，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转型。并且这种“二分范式”认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必须在工业社会进行长期的发展，才有可能过渡到知识社会（如图1）。正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历史，从工业革命之后，长期停留在工业社会形态下，直至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革命的到来，才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从历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历经两个时段，体现为两次社会转型，都是属于这种“二分范式”下的社会转型。
（二）我国“双重社会转型”模式
双重社会转型模式是相对于上述“农业―工业”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模式而言的。这种模式与之前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逐渐转型的二分范式最鲜明的不同在于：“双重社会转型”模式认为：社会转型可以在同一转型期完成两次社会转型（如图2）。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典型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二分范式转型模式下的社会转型。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控制了整个国际市场，特别是在信息化和知识革命的浪潮滚滚的当下，如果我国继续按照西方国家的“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模式进行发展，那么自然不能避免落后局面的进一步延续。
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就要实现赶超西方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压缩社会转型所需的时间。这种压缩并不是在原有的“二分范式”结构中的“快餐式”地简单修改，必须跳出既有的框架，在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发展。
由上述我们可以发现，双重社会转型模式其实是一种“后发国家”社会转型模式。这种转型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明确提出的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不是目的，而是基于向知识社会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是一种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这种对我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理解――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之时，绝不是简单地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同时实现信息化、知识化，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工业国，而是处于知识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①。 向知识社会的迈进可以说我国的一个“至上性”的目标，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是需要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发展工业化为主要任务，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是长期目标性方面。
图1 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
图2 双重社会转型模式
三、社会转型与大学精神
（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大学精神的影响
工业社会是根据学者丹尼尔?贝尔在社会阶段理论中提出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作为社会主体性的“人”的生存状态必然会发生转型，即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说中的从“人的依附关系”到“物的依附关系”的转变。在这场转变中，人情网络关系、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官本位等现象得到了缓解，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是不可能摆脱这种社会转型的影响的。
对科学的崇尚，真理的追求使大学产生了一种“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影响到大学。这种影响的结果不仅存在于大学各学科的专业化，培养人才模式的变化等内部发面，还存在于政府希望大学为其提供可行性报告；各企业希望大学为其培训出能够创造利益的技术型人才等方面。然而当一种极端科学理性主义的出现，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那么美好。在人的培养上，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形成了一些只精通某一领域的人，他们只是社会的工具。学科专业化的极端发展还会赋予知识权力，形成学术寡头和学术专制。并且在教育的目的上不再是精神上的追求，而是谋生手段或技艺的获得。
伴随着工业社会出现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标尺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的没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文课程因为不能帮助就业，也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备受冷落。对人文精神的冷落，进一步加剧了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狂热。它既使人获得了独立性，又使人陷入了“自我异化”之中，致使社会出现“人的困境”②。
总的来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和工业社会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大学精神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工业社会中那种“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影响，科学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进入大学的精神内涵。有人对“功利主义”包括在大学精神中的观点表示反对，这种不赞同大致是由于“功利主义”一词的贬义惯性所引起的，仅仅大学为社会服务一例就可看做是“功利主义”的表象。
（二）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对大学精神的影响
知识社会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是一个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成为常态的社会。知识和创新成为社会的核心，受教育水平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社会普遍需求接受了中学后教育的劳动力。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知识创新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基本方式。
知识社会中主体人的生存状态由“对物的依赖性”转向为“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发展。大学精神的关注点也转变为人性关怀。这是由于知识社会对人才需求不再是工业社会那样的高度异化的、残缺的、工具性的人，而是需要具有创新性、主体性、完整性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刚刚步入知识社会的美国，就开始注重大学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呼吁“以历史、哲学、语文和文学为基础，重新布局大学生必修课程”③，美国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因人文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受到轻视，导致大学生对文化传统极其陌生，许多大学毕业生对历史、文学、艺术、哲学茫然无知④。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知识社会，大学精神中对科学所带来人的沦丧的反思的同时，对人文关怀的呼声日益高涨。
（三）我国社会双重转型与大学精神
由于中国特殊的双重社会转型发展模式，大学的精神追求既受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并在工业社会中极度崇尚科学理性的精神影响，又受到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中对人文关怀精神的尊崇，还夹杂着来自于“农业社会”中残余的“人的依附性”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中国大学精神的现状――一方面重视科学理性主义，大量理工科性质大学的兴起、大学招生中理工科类招生比例的增加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疾呼“人文关怀”的回归，同时又受到“官本位”、“人情网络”等思想的侵蚀。如上表述，同一时间的两次社会转型的矛盾性导致了我国大学精神的现状。这个矛盾在大学精神上表现为是“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对立统一。
自然，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大学精神中实现“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这对矛盾体的统一呢，是崇尚“科学理性精神”以驱除大学中以“官本位”、“人情关系网络”为代表的“人的依附性”为主要矛盾，还是尊崇“人文关怀精神”解放人对“物的依赖性”为主要矛盾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主要任务还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进入工业社会，但是不能忽视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思路大致可以佐证这一点。那么大学精神相对应的，就应该以崇尚“科学理性精神”为主要方面，但是也要注意到“人文关怀精神”的建构。
正如布鲁姆所说，变成偏见的理性是最坏的理性，因为理性是人们摆脱偏见的唯一工具⑤。在科学理性主义泛滥的时代，大学已将饱受这种最坏的理性。理性时代的大学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成为真正开放精神的典范⑥。大学要成为真正开放的典范就需要人文关怀精神的支持。
在我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前提下，认为应该以“人文关怀精神”取代“科学理性精神”在大学精神中的主体地位的论述是企图由“人的依附关系”直接过渡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其忽视了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上的准备。
在提倡人文关怀精神的今天，固然人文关怀精神的建构比较重要，但是我们还需以“科学理性精神”作为主体部分。同样，那些无限尊崇西方国家大学精神的想法，妄图完全套用西方大学精神的做法都是不符合中国实情的，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大学从来都属于社会，也越来越趋向于社会。 注释：
①王雅林.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J].社会科学研究，2003，1.
②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③顾明远.高等教育与人文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2002，
1.26.
④李维武.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J].高等教育研究.2000，3.5.
⑤⑥[美]艾伦仑?布鲁姆，著，谬青，宋丽娜，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3.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