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含诗歌看明代中期滇西社会风貌
一、张含及其作品概述
张含（1480―1566），字愈光，号禺山，又自号半谷幽人、雪溪散人等，是明代云南永昌（今保山市）的著名文学家。
张含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他出身官宦之家，曾中举人，后却屡试不第，放弃仕途后，全身心地投入诗文创作。他的著作主要有《春园诗》、《乙未鸣》、《癸卯诗》、《戊己集》、《禺山律诗选》等。今《永昌府文征》共收录了张含诗歌3卷，计875首，文章39篇，当然这不是张含作品的全部。
张含写诗以杜甫为宗，在几十年的创作中，以诗写实，以诗抒怀，字里行间常有杜诗“诗史”的影子，着意纪实或随心感叹之间，透露了当时社会诸多方面的信息。本文以《永昌府文征?诗录》所选张含诗歌为文本，结合其他材料，尝试勾勒明代中期滇西一带的社会风貌。
二、张含笔下的滇西社会风貌
1、明中期滇西社会政治背景：从基本清明逐渐走向黑暗
明代自永乐到成化八十余年间，随着朱明王朝的巩固，元末明初的动荡已经过去，而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尚在酝酿之中，明王朝呈现出一派安定升平的景象。
然而张含诗歌中“虎豹”意象的频繁出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逐渐变得混乱的社会政治背景。
他在《永昌城中有猛虎行》写道：“……万家城郭河边起，一虎横行入城里。夜餐犬豕昼啮人，只图腹饱不顾身……顿令城郭生野烟，伤心日夕呼苍天。一人被啮万人畏，数月城中无稳睡。繁华市井转凄凉，阴云惨淡空断肠。一薪一米贵如玉，忍见儿啼并女哭。……”诗歌呈现了因“恶虎”横行导致的永昌城的凄惨景象。
张含以“虎豹”比喻那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官吏，满怀激愤地表达了他的憎恶和愤怒之情，很好地反映了明代中期政治渐趋黑暗的历程。
2、明中期滇西经济背景：从基本有序逐渐走向混乱
张含的前半生，社会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秩序也相对较好。滇西虽然交通不便，不及内地富庶，但毕竟山高林密、河广水深，天然的动植物资源比较丰富，民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亦足自给。
他在《幽居写怀》诗中写道：“……岁无横吏征逋赋，时有临翁过浊醪……边城宝玉人争羡，作赋焉能纸价高。”正是因为官府没横征暴敛，临翁才有浊醪可饮；人们都去追捧宝玉石了，诗人的文章似乎不值钱了。诗人自我调侃之余，透露了当时宝石已经是滇西的热门物产，并且不难推测，此间存在一条开采、运输、加工、销售宝石的产业链。
然而，正是这本来可以促进边疆经济繁荣，给民众带来富足生活的宝石，却给当地人带来了无尽灾难。张含用大量诗歌记载了当时民众因“石祸”而倒悬的惨象。如《疮痍》：“只闻征彩石，不复念疮痍。海涸鱼龙泣，荒城虎豹驰。”《申雅》二首：“祗缘宝井石，边民屋倒悬，兵戈象马动，城郭虎豹眠。”《童谣》：“彩石光珠光焰多，涕流骨枯将奈何。”《鸡鸣引》：“频年采买宝井石，四野人民泪?臆”。
在众多的诗文中，《宝石谣》是对“石祸”现象最直接最深刻的反映。诗篇真实地记录了明代成化、嘉靖年间，永昌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史实。冯廷《滇考?珍贡》云：“先是宝石之取，盛于成化，然止在京购买。嘉靖丁亥，始遣官至滇，岁动布政司及永昌府银八千，散之民间，民间鬻男贩妇，不充所值，因而逃亡。”[1]成化年间，“只在京师给帑银，不牵南夷作深贡”，云南宝石仅在京买卖，还没有被当作贡品进献朝廷。“自从嘉靖丁亥岁，采买官临永昌卫”，嘉靖丁亥（1527）以来，朝廷开始遣宫至滇，“朝廷公道给官银，地方多事民憔悴”，诗人以讽刺的口吻痛斥朝廷所谓的“公道”，带给人民的却是“民憔悴”，百姓“鬻男贩妇”，涕泪悲号，四处逃亡。
朝廷的享乐，地方官吏的渔利，是对滇西以宝石业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的毁灭性打击，由此原有的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张含一生出身官宦却无缘仕途，一介布衣却交游广泛，正是这种别样的人生，使他成为滇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心人物，让他为滇西文化的交流和主流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张含的诗歌《结交行》、《结交歌》可以看出，他“少年奔走黄金台，结交老苍多上才”，结交的人物包括首辅、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知府等显贵，不少在《明史》有传。比如，张含以李梦阳为师，继承了李梦阳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理论主张，并将其带回云南，使远在边疆的云南文人了解了中原文学的潮流。
在张含广泛的交游中，关系最密切的要数杨慎。杨慎的作品集中有大量写给张含的诗，从年少时《招张愈光》开始，到临终还在念着张含等人：“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其中“半谷”即是张含。
此外，从张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与大理李元阳、丽江木恕卿，以及赵汝濂、吴懋、简绍芳等滇中名士人都有诗歌赠答，即是云南内部的文学交流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种交流。
在文化事业方面，据昆明学院姜晓霞老师的研究，张含开办过“百花书舍”（当是民间出版机构），选编、刊印过不少诗文集，有意保存了大量优秀作品。
4、明代中期滇西民族关系：从大体平静到紧张对立
这里的民族关系主要是传统所说的“汉夷”关系。明代经过征伐平定云南，立国后以军屯民屯的形式留下驻兵，并迁来汉人。彼时，汉族统治者和当地民族之间能够相安无事，不妄言兵。但随着政局的混乱，官民矛盾不断积聚，关系日趋紧张，以致滇西地区烽烟渐起。
张含的诗歌虽少明确记录某次战事缘起胜负等细节，但反复出现的烽烟景象，告诉我们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刀兵不断，诗歌中大量出现的“漆齿”“雕题”“椎结”等即是古代民族。 他的《丹青》诗写到“……三绛兵戈不肯息，九隆象马亦堪忧。乘时翼虎乘风出，汉人欢笑夷人哭。涂炭疮痍不肯言，寒烟满地逃亡屋。……”这首诗中兵戈不息、象马堪忧、生灵涂炭、满地逃亡，反映了战争对民众的伤害。同时，一句“汉人欢笑夷人哭”道出了两者的不同境况，一方的欢笑，建立在另一方的痛苦之上，充分说明了汉人和夷人之间关系的对立。
在这类反映战争的诗歌中，多数基调是同情民族疾苦的，这与张含胸怀正义、心念苍生的文人情怀相符。如：
《秋城》“……落日水村常见虎，近城山寺渐无僧。宝刀金甲旌旗动，漆齿文身涕泪凝。”
从这些诗句当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滇西少数民族在战乱中民不聊生的悲惨状态，以及民族关系的紧张。
5、民间游艺：蹴鞠流行
蹴鞠是古代中原兴起的一项民间游艺项目。出人意料的是，在明中期的滇西也曾流行蹴鞠；更令人称奇的是，身为布衣诗人、“文弱书生”的张含，竟是蹴鞠高手。
张含的作品并未着意记录蹴鞠作为民间游艺的流行，但不经意间透露了这一点。他在《狂歌用柏梁体仲春朔游龙池夜归》中写道“衰年蹴鞠力愈强，春风占断少年场。……龙盘四肢龙翼翔，万人争观白日长。……”从中可以看出晚年的张含，蹴鞠场上抢尽风头，引得“万人”终日观看。这也可从下面材料中得到佐证：
《永昌府志》卷六十二《杂纪志?轶事》中有一则题为“杜甫后身”的轶事，云：“明嘉靖年间，有请乩仙者，久不至，及降，问之，乩曰：‘时在龙泉门外观杜子美蹴鞠，故迟迟耳。’人趋视之，则张含也。”[2]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张含平日蹴鞠声名在外，常引人围观。
张含晚年蹴鞠的情况，在《蹴?掠交吵ぞ涑噬?庵》诗及其后序中说得更为明白：“蹴鞠精神出等伦，一春常染落花尘。……醉豪酒肆疏狂甚，落落乾坤一散人。”
诗后序云：“更日以蹴僭为乐，若技之精，神妙绝世，力敌群技少年辈，锋厉不可当。”[3]可以看出，张含晚年身体强健，日以蹴鞠为乐，且技艺精湛，胜过年轻人。
三、小结
《永昌府文征》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其所录张含作品虽数量有限，远不能反映他作品的全貌，但也足以让我们从中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张含以他大量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明代中期滇西社会诸多方面的风貌，在史料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过去的途径。透过他“诗史”般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期，滇西由稳定走向动荡的社会现实，可以窥见古代文人的情怀和民众的生活状态。这就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之一，也是《永昌府文征》的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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