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熙呀》看韩国电影的女性主义色彩
作者简介：冯凯钰（1992-），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天津外国语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专业为新闻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1
一、罪案片横行的韩国剧情片
韩国剧情片以题材深刻、犀利而敏锐地反映社会问题而闻名。知名的韩国剧情片有《熔炉》、《七号房的礼物》、《素媛》、《杀人回忆》等。反映的社会问题多为权力与暴力、儿童与性侵等，多以真实案例为原型，深刻揭露体制的弊端，权力的滥用，底层人民的苦难等。韩国罪案片多暴力、灰暗的镜头。
在韩国传统罪案片中，掌握权力的通常是男性，受害者通常是女性，或者儿童、智障人士等。女性在传统韩国罪恶片中，多以弱者、受害者的形象存在。
二、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道熙呀》
传统韩国影视作品中，女性更多是以家庭主妇或职业女性的形象出现。[1]韩国影视作品中，能够看到男权社会的缩影。像《熔炉》、《辩护人》这样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中，掌控权力的基本都是男性，女性只是男性特权下的附属品或弱势群体的代表。
而《道熙呀》这部影片中，李英男作为一名女性，担任了派出所所长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角色，在构思与设计上充满了女性主义。
《道熙呀》的英文版海报中，金赛纶与裴斗娜赤裸相拥。女孩倚在女人怀中，受伤的眼神呆滞地凝望着镜头，女人转身回眸，似欲言又止。
正是这次相拥，揭露了道熙的伤口，触动了李英男所长的心，同时也作为唯一一次“身体接触”留下了可控罪证。受虐者与行善者之间产生了紧密联系，营救本身被介入暧昧行为，窥视事件的所长反被窥视。这使得本片区别于《熔炉》、《杀人回忆》、《七号房的礼物》等暴力、性侵题材影片，绝不单纯是二元对立的痛苦指控，所呼吁的亦非男权社会规则的重整。
不同于以往女性题材影片，《道熙呀》这部影片体现着女性与权力之间微妙的关系。掌握权力的女所长并没有因为掌权而逃脱命运的捉弄，相反，权力之外的受虐者道熙使用狡黠的谎言便将事态的发展掌控于股掌之间。这其中体现的女性与权力的关系值得玩味。
三、大人的偏见与孩子的恶
在传统韩国剧情片中，孩子通常是单纯、弱小、善良的形象。像《芭比》中的顺英，《七号房的礼物》中的艺胜，《熔炉》中的受害学生金妍斗、陈侑利等。
《道熙呀》颠覆了传统韩国剧情片中儿童的形象，道熙在片中的形象是亦正亦邪。陷害继父时的道熙，向警察谎称女所长摸她下体时的道熙，发现自己的谎言害所长被关起来时的道熙，让我们看到了弱小的孩子背后的恶。这种恶不能说是与生俱来，但与她成长的环境有关。成长于粗俗、暴力的家庭环境，道熙从小就有强烈的自我保护和暴力的倾向。女所长刚进村子的时候，道熙看见她就跑；被同学欺负的时候，道熙只是低着头不说话；女所长走近她的时候，可以看出道熙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道熙把自己伪装隐藏起来。当所长的女朋友来找她的时候，道熙摔东西发脾气，场面很暴力，不像是传统单纯、弱小的儿童该有的形象，这都体现了从小遭遇家暴的道熙骨子里暴力的倾向。
但在大人的偏见里，女同性恋者对于一个女孩子的爱就是不单纯的；孩子的证词就是没有谎言的。大人的偏见和孩子的恶是这部影片所表现的不同于传统韩国罪案片的深刻之处。
四、女同性恋与怜悯
同性恋者作为“人类的背影”，是人类自身表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角色，同性恋银幕形象的变化既表明主流文化系统中的同性恋者处境的变化，也成为人类整体处境的一个折射。同性恋形象的银幕演化过程恰是这一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逐步提高和完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2]
一则研究表明，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同性恋者的数量从1940年代的2篇、1960年代的25篇，1980年代的95篇达到1990年代的151篇，数量呈上升趋势；同时研究也发现媒体对同性恋者的描述多带有偏见或诋毁色彩，以负面形象的刻画为多。[3]
男同性恋者的婚姻在近些年来的报道和研究中比较受关注， 但关于女同性恋者的婚姻状态的研究却非常少。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地位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低下。正如 Sara Karon所说： 不同性别、 种族以及民族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验和视角， 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在这个持续不断的奋争过程当中， 很明显的是， 女同性恋者是相对缺席的， 女同性恋者的存在不仅是被边缘化， 很多时候根本是被否认的。（转引自孙中欣、张莉莉，2007：386）
当同性恋话题在欧美已经普遍光明时，在韩国依然是一个严峻的伦理问题。裴斗娜饰演的女同警察因为同志身份被下放到地方，遇见了喜欢她的小姑娘道熙。出于怜悯，女警察帮助道熙逃离家暴，摆脱痛苦的生活。然而世俗的偏见认为，对于一个女性同性恋而言，这种关爱已经超越了怜悯，是一种不能为世俗所接受的，畸形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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