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高宗配享大臣看宋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一直以来，宋朝的宗庙配享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袁良勇先生的《宋代功臣配享述论》，王瑞来先生的《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以及凌郁之先生的《南宋高庙配享之争考实》以外，学界对“宗庙配享”的关注不多。本文在参考几位先生大作的基础上，通过南宋孝宗朝对于高宗的配享功臣的选择，以分析孝宗朝对高宗朝政治的取舍、孝宗的个人意志以及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一、宋朝的配享制度和标准
宋朝的配享制度最初是在真宗咸平二年，以赵普配享太祖开始，《宋大诏令集》中记载：“故太师、尚书令、追封韩王赵普，识冠人彝，才高王佐……其以赵普配飨太祖庙庭。”文人配享宗庙开始出现。后来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又上疏请：“追封济阳郡王曹彬配飨太祖庙庭”。至此，文武配享先皇宗庙在宋朝开始形成一种制度。由于宋朝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武臣配享的人数不会超过文臣，当配享大臣只有一人时，必定是文臣，这在宋朝成为一种制度。
在配享大臣的选择标准上，苏轼曾说：“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人，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可以看出：在宋朝时配享大臣的选择上，并不是皇帝所能掌控，而是由“都省集议”。配享大臣为天下人之楷模，必定要选择德高望重，为天下人所认可的功臣配享皇帝庙庭。自配享制度制定起，就也后来宋朝继任君主们所承袭，在选择配享功臣时严密而谨慎，以“德高望重，为天下人所认可”为标准。
二、高宗庙庭配享大臣之争
宋高宗去世第二年（1188），葬于永思陵。翰林学士洪迈上疏：“臣两蒙宣谕，欲用文武臣各两人。文臣：故宰相赠太师秦国公谥忠穆吕颐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谥忠简赵鼎；武臣：太师蕲王谥忠武韩世忠、太师鲁王谥忠烈张俊……遂从之。”选择“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浚”配享高宗庙庭。之后引起群臣非议：“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压人望，当以张、赵两公同配。又谓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享之列。”“又闻章森上书，乞用张浚、岳飞，杨万里乞用浚，不报”对洪迈的配享功臣之奏极为不满。孝宗不顾群臣反对，下诏确定配享功臣之选。纵有诸多异议，诏书已经下达，群臣只有接受。但杨万里坚上疏反对洪迈之奏，指责洪迈在高宗庙庭配享大臣中“曰专曰私”，乞用张浚配享高宗庙庭。最后孝宗说：“吕颐浩等配享正和公论，更不须议。”不采纳章森的张浚、岳飞之议。又说：“洪迈固是轻率，杨万里亦未免浮薄。”把洪、杨二人都贬出朝廷，配享之争才算终了。
高宗最终选择并不采纳杨万里等人建议的张浚、岳飞配享高宗庙庭，是孝宗根据本朝当前的政治取向，以及对高宗朝大臣的功过做出的决策。张浚虽说在“苗刘兵变”中有勤王之功，但其志大才疏，丧师辱国，高宗朝是便造成了“富平之败”、“淮西之变”。孝宗在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北伐时依靠张俊，也由于其决策失误，前线二将不和，致使“隆兴北伐”先胜后败。因此，孝宗并不倾心于张浚。岳飞对新立的南宋王朝可谓立下汗马功劳，孝宗在即位的第二个月，就为下令为岳飞平反，岳飞军功也并不亚于韩世忠、张俊二人。岳飞并未配享高宗庙庭，是因为岳飞被高宗和秦桧冤杀至死，所以岳飞也未能入选。最终吕、赵、韩、张四人配享高宗庙庭。
高宗庙庭配享四人，成为有宋一代之最，这也是孝宗特意为之。一方面为了彰显高宗“中兴”之功，另一方面可以激励群臣，尽忠报国。而且配享的人选中，两文两武，这更是有意的提升武臣的地位，违背了宋朝重文轻武的传统。宋人笔记中记载：“中兴将相勋烈之重，不得而遗也。”仔细分析孝宗时期的政治局面，出现这一现象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高宗去世后，孝宗在高宗时期的功臣将相中挑选了四人配享高宗庙庭，更是选择两名武臣配享。这不仅是孝宗对高宗时期功臣功绩的认可，其中也掺杂着孝宗朝对高宗时期的政治态度以及本朝的政治取向。孝宗为高宗庙庭选择配享功臣时，不仅依据高宗朝功臣的功绩，更多的是立足于本朝的政治需求，体现本朝的政治取向。
孝宗是南宋建立后的第二位皇帝，继位之后就重用抗战派领袖张浚主持北伐。然而经过“符离之败”，孝宗锐气受挫，再加上朝内主守派大臣和太上皇的压力，最后孝宗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被迫与金和议。虽然“隆兴北伐”失败，孝宗恢复中原的雄心受挫，然而他利用和议之机，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为再次北伐积蓄实力，孝宗说：“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也。”仍希望他日恢复中原。
虽然孝宗利用和议之机，针对高宗以来的消沉局面进行整顿改革，充盈国库、稳定政局。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圣，号‘小元?v’。”南宋一改高宗之时的消沉景象，出现了“乾淳盛世”的局面。但这一时期北方金朝也达到了鼎盛，史载：“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全国政治清明，国人富足，国库充裕，出现了与南宋相睥睨的“大定之治”。再加上南宋国内太上皇和主守派大臣的阻拦，孝宗一直未能找到北伐契机。最终孝宗传位于“英武类己”的三子赵??，希望继任皇帝仍以“恢复中原”为国策，不忘北伐之志。
即使孝宗在“符离之败”后，仍然大力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整顿武备，为再次北伐积蓄力量，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后来看到自己北伐无望，传位于“英武类己”的光宗，希望其继承恢复中原之志。
北伐的失利，让孝宗深刻认识到武备的重要性。隆兴和议之后，孝宗养兵四十余万，以图中原。据史料记载：“乾道三衙，江上、四川大军新额总四十一万八千人……其后诸军增损不常，然大都通不减四十余万。”高宗时期，在宋金战争之时，军队最多时也就三十余万，而孝宗时的常备军力就达四十余万，其意图不言而喻。连北朝的金世宗都能清醒的看出孝宗的意图，对臣下说：“宋之和好恐不能久。”
终南宋孝宗一朝，孝宗都以恢复中原为己任。所以在为高宗庙庭选择配享大臣时，也必然以此为宗旨。孝宗时期，重视武备，武臣的地位也必然会有所提高。然而自有宋以来，就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重文轻武的局面，使这一现象成为特例。宋朝武臣配享皇帝庙庭共有六位，而高宗庙庭就占据三分之一。这虽然与高宗时期诸将，对外抵御金人入侵，对内平定流寇叛乱，保证了新建立的南宋政权得以残存分不开，但更主要原因是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往往显现出当朝的政治取向以及君主个人的主观意志。孝宗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注重南宋军备。因此，孝宗有意的增加武臣配享庙庭的名额，以提升武臣地位，笼络武臣，希望武臣以韩世忠、张俊为楷模，尽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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