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秀拉》的道德倾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1008005
在1983年克劳迪亚?泰特做的一次访谈中，莫里森坦言：“当我创作《秀拉》时，我知道我要写一部关于善恶，关于友谊的书” 。可见，尽管人们从不同角度将《秀拉》定义为“一部黑人女性的史诗”、“一部反战小说”、“一部成长小说”“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文本”、“一部对二元思维的讽刺作品”等等，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关于伦理道德的小说。有些论者看重它的叙事特色，比如说Bergenholtz等专门论述了《秀拉》的讽刺艺术，他们认为，“讽刺家最基本的目的不是教说道德或者提升文明，而是让读者开心，并给予思考的材料”[1]90。在强调《秀拉》的叙事技巧和审美价值的同时，这种评论贬低了或者说忽略了这部作品的道德功，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莫里森的创作初衷。关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关系，聂珍钊曾作这样的总结：“审美是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的，是文学的第二功能。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2]《秀拉》这部美国黑人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自然承载着这种伦理功能。那么，通过这部作品莫里森到底肯定了何种伦理价值以及表达了何种道德期待呢？
小说中秀拉对长辈不孝、对男性不仁、对好友不义、对上帝不虔，“以一个无情无义的坏女人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3]65，批评家们对这部作品的伦理意义多以秀拉是“恶”的化身为前提和基点，去探寻这种恶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论者们一方面指出，秀拉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失、母爱扭曲”[4]，这种不健全的伦理环境促使秀拉有了向恶的伦理选择；另一方面指出，秀拉的“恶”催生了他人的“善”，因此在改善社区风气、促成社区团结和维护社区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社区所不可或缺[3]70。鉴于社区对秀拉的“恶”的包容和消化，亦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正是莫里森为了说明和推崇黑人群体独特的善恶是非观而设计[5]――对秀拉的“恶”的容忍态度是“衡量黑人社区人道主义精神和文明进步的标准”[6]。
这些观点十分辩证，突显了哲学上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道理。然而莫里森笔下的秀拉真的是恶的化身吗？事实上我们发现作者一边描写秀拉的“恶行”，一边替她辩解，后来还直接告诉读者秀拉的很多“罪名”其实是社区凭空捏造的。比如说把“小茶壶”推倒在地、害芬雷老先生被骨头卡死等。显然，对于秀拉是否是魔鬼作者是打了问号的。论者承认，“莫里森暗示善与恶的区分并不像海伦和奈尔所设想的那样泾渭分明，奈尔身上有些恶正如秀拉身上有些善。”[1]92此外，亦有论者强调，“为了能让秀拉这个人物能让读者接受，叙述者多次声明秀拉是无道德的，没有任何道德观念，因而不是传统道德标准可以界定的。”[5]63认为秀拉“恶中有善”是一种常识性的中庸主义；说她“无恶无善”则是一种搪塞性的神秘主义。试问秀拉这样一个在传统社区中长大的头脑健全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怎么会没有任何善恶观念呢？从根本上而言，二者都不是莫里森给秀拉这个“自己最钟爱的人物”所选择的道德标签；这部小说在善恶观方面其实有着很大的伦理倾向性：主人公代表的是“善”而非“恶”。小说正是要通过质疑和颠覆传统的善恶标准，引导读者理解和接纳秀拉式的善。
一、秀拉对三条传统伦理线的挑战
下面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善的涵义和标准问题。一般意义上，善意味着舍己利人、克己奉公，意味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付出，对社会习俗的服从。然而，善与恶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尼采就把传统意义的道德归类为“奴隶道德”，而把张扬个性的、扩张型的道德归为“主人道德”，前者是必须克服的“恶”，后者才是应该提倡的“善”。他曾不无讽刺地说，在全部人类原初状态下，恶的意思就是个体、自由、任意、不可预料、不可估计[7]33。可见，“善恶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和随历史不断变化的相对性等基本特点”[8]153。莫里森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采访中也曾声明“我在写善恶的问题时，不是真正按西方人的传统概念而写的”。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能按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观念解读这部小说。尼采的观点十分激进，常被批为极端个人主义，这里我们不妨采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具体而言，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历史进步的标准；二是人的个性完善程度，既人道主义标准，关注和重视人的尊严与价值，最大程度发挥人的聪明才智 [7]117。把秀拉的典型行为放在宏观与微观、社会与个人的双重标准下考量，我们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秀拉的罪名主要有三条：虐待老人、勾引男人和嘲笑上帝。这三种行为分别打破了社区长幼之间、男女之间和人神之间固有的三条伦理线，使秀拉受到不公正的道德审判。下面我们来一一具体分析。
（一） 秀拉的“不孝”
秀拉从外面回到“底部”做的第一件令人咋舌的事情就是把外婆夏娃送进养老院。她因此在社区人心目中成了可恶的蟑螂。不照顾老人在任何社会大概都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当时具体的情况。据小说快要结束时交代，随着道路的修建、经济的发展、“底部”和外界联系的增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在外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大批勇敢地走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底部”养老的社会化是必然趋势。这是当时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之也一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作者看似无意地用劳拉的偷窃事件告诉了读者这个道理。汉娜死后，劳拉接替她照顾夏娃，但是她常常顺手牵羊，为什么呢？如果有自己的工作，可以体面地养活自己，她大概就不会这样。“底部”人对这种不道德行为的默许说明他们对家庭道德的脉脉温情，但这种妥协只能是暂时的。劳拉的偷窃行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区原来养老风俗的弊端，秀拉的作为乃是大势所趋。 尽管在外面的世界已经看到很多白人将老人送到养老院，秀拉对于送走外婆内心也是很不安的，她对好朋友奈尔诉说过这件事，并同意将舅舅和母亲的保险费转给养老院以便夏娃在那里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这些钱对秀拉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她以前上大学的学费来源于此，以后的生活费也需要来源于此。可见为了夏娃，秀拉也是作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的。秀拉后来的死亡和她的经济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卧病在床的她钱包空空如也，结果死于发烧这种普通疾病。因此，至少从金钱的角度而言，秀拉对于夏娃是尽到了孝心的。
再者，夏娃是怎样一位老人呢？评论界对于夏娃以正面评价为主，比如说有论者指出夏娃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一家之主，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性的典范，并有着旺盛的创造力[8]。夏娃的母性我们无法否认，但作为一家之主受人爱戴和富有创造力却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现其创造力的是她对“木匠路七号”房屋的设计：有些房间有三个门，还有些只有朝向阳台的一个门。笔者觉得这其实体现了她的任性和专制――毕竟一个房间只有一个朝阳台的门是极其不方便的。同时，坚持给收留的三个小男孩取同一个名字，致使他们渐渐丧失了个性，成为长不大的怪人，也是夏娃专制的体现。汉娜作为夏娃最孝顺的孩子，对母亲的爱是有疑问的，而夏娃面对女儿关于爱的询问怒不可遏，可见她们的母女关系是有问题的；另外，夏娃易走极端，亲手烧死染上毒瘾的儿子。有人把夏娃和《宠儿》中的赛思作类比，二者都是弑子的母亲。但仔细想来，赛思在眼见奴隶主前来抓人的情况下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她的孩子不被杀便成奴，而夏娃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帮儿子戒毒，她的问题并不是只有通过杀人才能得到解决。她一直都有残忍的一面，对自己如此，对别人亦如此。即将送走夏娃之前，秀拉大声指责了夏娃的自残和谋杀行为。“夏娃虽没讲要火烧秀拉，但她傲慢的性格和毫不留情的决断，也可能使她在某日有机会时置秀拉于死地。” [3]66比起《所罗门之歌》中的Pilate Dead、《宠儿》中的Baby Sugges，夏娃都显得慈爱不足怪戾有余， 可敬更可畏。这样看来，秀拉送走夏娃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自卫。
尊老敬老精神是莫里森肯定的黑人文化的优秀传统，她十分强调祖先在黑人社区的生存和发展中提供的智力支持。然而夏娃为“底部”社区提供了什么样的引导呢？身为女性，夏娃却是男权思想的维护者。与男士们争论问题时，夏娃会用一种虽赢尤输的口吻去满足男性的虚荣心；和新媳妇们聊天，夏娃嘱托她们要精心侍候好丈夫们的生活；训斥秀拉时，夏娃告诉她女人天生的使命就是相夫教子。夏娃所提供的精神指引并不是当时女性真正需要的。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她尚未看透这一点，但拥有“底部”文化系统外位视角的秀拉很可能清楚地看到了。送走夏娃为打破社区的男权主义扫除了一个障碍。若不果断送走夏娃，秀拉对男权思想的颠覆计划是无法践行的。
总之，秀拉强行送外婆去养老院的行为冲破了社区长幼之间的固有的伦理线，但本质上符合生产力发展趋势，并有利于社区黑人女性的个性解放，再考虑到夏娃自身性格的怪戾和秀拉对她经济方面的慷慨，笔者认为秀拉“虐待老人”的不孝之名应被除去。
（二） 秀拉的“不贞”
送走夏娃使得秀拉被社区人们骂作“蟑螂”，随意和男性发生关系则使她成为人人唾弃的“婊子”。秀拉的性放纵或许是受母亲遗传，也或许是出于自己无聊，但更可能是另有目的的。有着广阔阅历的她意识到自己家乡的女性，包括好朋友奈尔，在精神方面正慢慢死去，过着虽生犹死的日子。
现在奈尔是她们中的一员了，是那些蜘蛛中的一只，她们的唯一想法就是织蜘蛛网上的下一环，她们被自己的口水悬挂在干燥黑暗的地方，对自由下落比对下面蛇的呼吸更加恐惧。她们的眼睛紧盯着闯进她们蜘蛛网的倔强的陌生人，对于自己背上的钴视而不见，对照进她们角落的月光视而不见。……活着是她们以及现在的奈尔不想要的。那太危险。秀拉现在属于这个镇，遵守它所有的生活方式[9]120。
这段文字是小说中有着全知视角的叙述者作出的评价，同时也近似于秀拉的内心独白，是对“底部”女性生活现状的深刻洞察。她们被困在自己的传统观念中，正如蜘蛛被困在自己的口水中，生活枯燥无聊，干瘪无趣，缺乏创意和活力。口水，俗称“唾沫星子”，代表着可畏的人言，很可能也包括己言。女人们小心翼翼地做着习俗的囚徒。蜘蛛网下面的蛇很可能来自伊甸园，它引导人挑战权威，走向自由自主，实现自我意志和价值。“底部”的蜘蛛们却断不敢也不能够跳下去。秀拉看到了当时女性生活的困境，她力图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对于“既非白人也非男人”[10]52的秀拉来说，如何去改变呢？秀拉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体。她主动和社区的很多男性做爱，然后立刻彻底抛弃他们，就像许多男性抛弃女性一样。男性们因此偿到了女性常常受到的伤害和屈辱。需要指出的是，秀拉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男性的恨而是出于对女性（和自身）的爱。性是她挑战男权的方式，更是寻求新鲜生活的渠道。她认为女人应该活得像红杉一样绚烂、美丽而奔放。
红杉给人一种火焰燃烧的意象。这里我们不妨揣摩一下秀拉观看母亲燃烧时的心理。她说自己当时站在那儿不动，只是因为对妈妈在火中舞蹈的样子非常感兴趣，“想要她一直那样扭动，一直舞下去”[9]147。紧跟在舞动之后的死亡在当时的瞬间并没有进入秀拉的意识，她迷恋舞动本身的精彩和绚丽，哪怕充满痛苦。旁观母亲被活活烧死是众人指责秀拉邪恶的原因之一，但真正理解秀拉后，读者会发现这件事情表达的并不是秀拉的“恶”，而是她坚持女性就应该“在烈火中舞蹈”的人身观。
在与阿贾克斯的一段恋爱关系中，秀拉暂时做回了传统女性――主动做好饭打扫好房间化好妆等心爱的人归来，完全是一个贤惠的小女人形象。岂料正是她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阿贾克斯的反感，后者以“去外面看飞机”为借口立刻离弃了她。深受伤害的秀拉总结这段关系时跟自己说“是我在遇到他时没有把头抬得足够坚挺，结果就像玩具娃娃一样丢了自己的头”[9]136。秀拉似乎在说，对于女性而言，把自己的身心完全献给男性实是一种变相的自杀，尤其是在当时男性普遍缺乏责任感的情况下。秀拉及时醒悟了，并在死前把自己的心得告诉了奈尔：男人并不比我们自己更有价值。 虽然莫里森曾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主人公的行为方式颇有女权主义者的风采。在“底部”这个男权思想特别浓厚的社区，秀拉把女权思想演绎得淋漓尽致。她选择既不嫁人也不生子，目的就是尽力活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精彩。在黑人女性被双重边缘化的时代，秀拉拼命通过性彰显自己的生命力和价值。秀拉的行为颠覆了传统的男女关系模式，打破了社区第二条至关重要的伦理线，因此被传统观念定义为“恶”，但用马克思“人的个性的发展和完善”的标准去衡量的话，秀拉的做法无疑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作为对男权社会旧约成规的破坏，秀拉用身体所作的激进反叛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隐藏在秀拉‘反社会’的‘恶’力量里的‘善’”[10]。
（三） 秀拉的“不虔”
比起“虐待老人”和“勾引男人”，秀拉更严重的“恶”恐怕还数嘲笑上帝。“底部”社区的人群是虔诚的，她们定期做礼拜，为上帝唱赞美诗，男孩“小鸡”的葬礼也反映了这一点。由于长久被压迫和奴役，很多黑人，尤其是女性，把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上帝，因而是忠实的基督徒。然而强烈的宗教道德在给他们提供精神支撑的同时也对他们产生了精神奴化作用，当宗教被白人主流文化利用而与之同谋时尤其如此。小说开头交代“底部”社区得以产生的原因时说了一个白人利用上帝视角颠倒上下概念以欺骗黑奴的笑话。这个笑话讽刺了白人的霸道，也嘲笑了黑人的可欺――上帝面前后者似乎失去了辨别能力。此外小说中那个运回“小鸡”尸体的白人还从《圣经》找黑人天生低贱的根据，认为黑人作为含根据圣经旧约，含是诺亚三个儿子之一，因看到了父亲的裸体哈姆和他的后代被上帝诅咒为奴。的后裔受到诅咒、冥顽不化。这样他们就利用宗教将白人至上主义合理化。
当上帝这个文化符号为白人所利用时，黑人自身从信仰上帝中获得了什么呢？莫里森小说中越是虔诚的女性越是自我压抑，她们“反对所有身体的快乐”[9]79，《秀拉》中海伦和奈尔母女俩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前者以教会会员自居，看到别人纵情快乐就会紧皱眉头，对自己的夫妻生活也十分反感，结果生活得索然无味；后者在丈夫离开后开始热衷于教会生活，但深切感受到一种痛苦“我亲爱的耶稣，这是怎样的十字架啊？”[9]111奈尔悲痛地发出呐喊。
秀拉则和社区大部分虔诚的女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夏娃用一些圣经教义训斥秀拉不孝不安分时，她争锋相对，指出上帝的冷漠和不公。对秀拉公然不穿内裤进教堂的指责有可能是捏造的，但作者也强调说秀拉是完全做得出这样出格的事情的。正如“底部”人指出的，秀拉用她的言行在嘲笑他们的上帝，但那个一方面受到众黑人女性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却对她们生活中的苦难视而不见的上帝难道不该被嘲笑吗？那个对黑人小女孩受到凌辱而并”不感到惊奇”[11]92的上帝难道不该被唾弃吗？秀拉对上帝的嘲笑是她本性张扬的一种体现，灵魂独立的一种宣言。
更进一步说，外在的歧视和内在的压抑其实已经令黑人们对上帝有了质疑。 他们也试图对生活中的苦难做宗教方面的归因，只是他们远没有詹姆斯?鲍德温那样有洞见，发现 “《圣经》是白人写的书，上帝是白人的上帝”[11]，他们只是悄悄地给上帝加上了“第四张脸”[9]118，认为除“圣父、圣子、圣灵”外，上帝还应该有邪恶的第四面，正是这第四面解释了“恶”的存在。一面为上帝的全能全善唱赞歌，一面想着上帝也邪恶，这种变通只是一种怯懦和虚伪。只有秀拉不为上帝的戒律所束，不被动等待上帝拯救自己，敢于公然嘲笑和挑战上帝的权威，就像她挑战和颠覆男性的权威一样。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3]当黑人们甘愿为“鸦片”麻痹时，秀拉独自保持着痛苦的清醒。
《最蓝的眼睛中》那个每晚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一双蓝眼睛的黑人小女孩长大了，她发现曾经的自己幼稚而愚蠢，她不再觉得自己丑陋不堪，而是充满价值，她勇敢地站立起来指责和嘲笑那个“白须白发的白人老爷爷”[11]134，她不再叫佩克拉，而改名叫秀拉。抛弃了对上帝的幻想的秀拉“个性完善程度”明显提高，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种大善吗？
二、结语
临终前秀拉和奈尔聊善恶的问题时说，“也许不是你，也许是我（好）呢”[9]146，可见她内心有着自己独特的是非观念，并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所理解的善。她的“善”在她的时代注定被误解，然而二十五年后奈尔对秀拉的深情呼唤似乎暗示着她对秀拉的理解和接受，对秀拉式的善的认可。时至今日，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该为秀拉正名：她并非恶魔的化身，亦非恶中有善，也绝不可能“无善无恶”；无论根据“生产力进步标准”还是“人道主义标准”来分析《秀拉》的道德倾向，她本质上都是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