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优越性的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63-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它以理论上的真理性、制度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路径的有益思想和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无可辩驳的理论说服力和事实感召力，为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对东方社会发展路径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写作和实践参与中相继提出了“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的科学论断，他们在明确指出人类社会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对于人类社会将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和方向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囿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率先在西欧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取得胜利。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受挫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并修正以往关于社会主义运动轨迹的论述，并反思各国特别是东方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条件和场域。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认为，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则完全取决于各国的具体环境。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初步对印度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并在系统研究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这一思想时态度十分谨慎地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89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普遍存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制度，中国革命更没有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论断的既定原则中去。该设想既没有为过去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更没有为现实和未来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提供实践支撑。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们认为，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不同国家地区及同一国家地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譬如，恩格斯于1890年8月21日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曾说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变的社会。”[2]另外，恩格斯在接受德国《费加罗报》的记者采访时又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从本质上描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并未指明一个国家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详细路径和具体模式。
尽管中国不具备上述设想所限定的基本条件，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指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路径的思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观照。这一理论观照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他们自己提出的革命同时胜利论，肯定和鼓励了不同国家特别是东方社会因国情不同可以进行符合自身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继承者和勇于创新者，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秉承这一科学态度，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成功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时期，再次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历经曲折和苦难，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并未因此而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摒弃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的教条理念，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中国实际，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实行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一系列伟大变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再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上敢于创新，而且在理论上勇于突破。党的十七大报告理论突破的成果之一就是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什么是改革，怎样改革，为谁改革”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任务、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当前，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引领下，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骄人成绩，再次向世人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弊端的超越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逐步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真正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列宁根据当时苏俄实际国情相继制定并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这为日后苏联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斯大林执政期间，以强有力的措施掀起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逐渐形成以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为标识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确实为苏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维护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物质基础，但该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进行了教条式的甚至错误的解读，在实践中其内在弊端不断暴露，具体表现在完全经济计划、集权政治、文化专制、沙文外交等四个方面。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虽然曾相继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没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所有的改革举措并未触及造成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根源，改革成效甚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苏共改革的目标，不但在理论上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在实践上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建国初期学习和照搬苏联经验，但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发现“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苏为鉴”的现实性命题，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虽然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经验欠缺和“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了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在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是极其宝贵的。正是在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考验面前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成功把这条道路推进到21世纪。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依据国内外发展实际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极端重要性和本质属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在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实践中来考察，并以此揭示了中国道路厚重的历史底蕴。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5]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现时期，伴随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日益彰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图景会更加清晰，这就再次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和超越，而其超越之处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性、科学性、人民性与系统性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既鼓励理论学习又主张理论创新，同时不断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和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统一，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科学定位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步骤和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选择和坚持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能够得到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而确保“五位一体”总布局协同推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了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自觉创新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和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长期对比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强化自身改革和加强对外学习特别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在坚持世界文明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创新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由于张扬自由个性和社会财富高速积聚的效应而体现出文明进步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忘记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1]412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资本主义制度都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资本的趋利性及扩张性，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终将会敲响。这是因为，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而这一矛盾正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和危机的根源所在。二是资本的趋利性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四伏。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资本生产的唯一目的，也是诱发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危机如经济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腐朽生活理念和方式泛滥的现实，无情地否定了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不战而胜论”“文明冲突论”等谬论。三是资本的趋利性衍生出的资本扩张性，加剧了世界的不安与动乱。资产阶级早期是通过贩卖黑奴、诉诸武力来达到积累原始资本的目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资产阶级在海外掠夺资源攫取资本的目的没有改变，“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丝毫未减。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求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战略目标与后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民族独立、经济繁荣的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前者在对外政策中遵循国强必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借助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目标;而后者因致力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竭力反抗来自前者的粗暴干涉，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关系对抗程度的升级、国家利益冲突烈度的加深。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现实世情国情党情，突破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眼界，对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进而建设富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为创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多样化正在进行有益的尝试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主要表现在“少数服从多数”等程序上的民主及对民主内容上的局部调整，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因而是属于少数人的民主，是剥削者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的民主，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也一再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6]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解放、重视人的价值和呵护人的尊严、寻求人的关怀，以此来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力量。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日益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对西方国家侵略扩张道路的反思与否决。正如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并作一般性辩论时声明的那样，“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7]这不仅体现出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决心，而且表现出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协调地区争端，力主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到“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提出，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无不彰显出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文明。实践是最好的裁判，比较最有说服力。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与竞赛的时代。在这场竞赛中，有些改旗易帜的国家陷入发展困境，有些资源比我国丰富的国家发展速度缓慢乃至停滞。究其原因，乃是我们凭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所以说，对当代中国人民而言，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则，我们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付诸一炬。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很显然，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西方而言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和特色，能保证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整体性、人民性、科学性、高效性，能克服西方权力掣肘、党派博弈、社会动荡的弊端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民主的优势，能成功选拔经严格程序考核、群众公认、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能克服市场调节的缺陷而有效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启了不同文明并存、竞争的多元时代，我们有理由自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与实践活力会更加彰显。现时期，我们要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觉遵循“五大发展理念”，进而不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