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惯性效用的双向分析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88-05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惯性”是指主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变迁的各种方法和规范、精神和理念所恒久具有的保持自身存在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力量。作为一种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约束和政治引导的教育机制和教育思想，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早在三代以前就已存在过。本文主要从教育制度和教育精神两个层面论证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惯性展示和双重效用，以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和概念体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惯性效用
制度是政治权力所有者制定的要求全社会成员必须上下一体严格遵守的成文规则，那些成文的一般性规范，比如约定俗成的习惯不是本研究所指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主要表现在“三育合一”的教育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制度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和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其历史的延续性具有明显的惯性特征。
1.“三育合一”教育制度的惯性作用。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西方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共同点，也就是说都采取了“三育合一”的政治引导模式。所谓“三育合一”是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辩证统一。事实上，祈求通过单一的学校教育来解决青少年的思想修养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就算是受教育者在学校的氛围里变得遵纪守法并德行善良，也不能保证学生走向社会之后的变好或变坏。当外部诱惑足以震撼学生心灵的时候，各种违法犯罪和道德堕落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方国家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承继者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比如美国就采取了社区教育、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在美国人看来，宗教规约着人的灵魂最深处、社区治理着社会成员的现实伤疤，而学校则执行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格尊严的重大政治任务。为了弥补国家教育方向性引导的不足，美国联邦政府还规定，所有的适龄大学生都负有服兵役的国家政治义务。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遵守“三育合一”的制度，三种教育制度相得益彰、互为比翼共同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建设的光辉历程。事实上，三种模式互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过。那时的诸子百家尽管研究的重点不一样，但在为社会提供一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制方面都是殊途同归的。比如儒家的“贵和”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社会所有成员进行思想文化引导的政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庠式教育”相互结合的综合性政治教化学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三育合一”的教育制度也滋生了诸多的负面作用，比如学校教育的机械化程式影响了社会教育的多样化展示、家庭教育的狭隘式思维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开放性运作、社区教育的道德力减弱加大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伦理成本等等。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惯性作用，必须优化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指导体系、必须提升社会教育的道德影响力、必须改变家庭教育的封闭式理念。
2.教育考试制度的惯性展示。中国的考试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早期。《尧舜大帝》一书清晰的记载了尧舜禹帝位传承的考核方式。书中指出，尧传位于舜是以军事能力作为考核内容的，而舜传位于禹则是以治水能力作为考核内容的。由此已降，考试制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并逐渐发扬光大。从宏观上看，在春秋以前，中国的考试制度主要表现为世官继承制度和原始选举制度，两汉时期表现为察举制度和征辟制度，曹魏时期表现为九品中正制度，隋唐以降迄于清末主要表现为科举制度。至民元以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洋政府，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沿用了传统的考试方法来选拔人才，负责考试的主要部门是考试院和监察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体上也是沿用考试的方法来选用人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名称如何改变，中国的考试制度都是一套具有明确政治目的、具有严格考试程序、具有法定考试内容、具有规范监督方法的人才选拔机制。就大的方面来说，这些考试制度是一种思想引导的政治教育制度，比如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一方面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引导所有青年知识阶层意识形态走向的政治教育制度；再比如自小学到大学的思想品德课考试制度，一方面是一种升学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考试制度发展到现代，不仅在考试科目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思想教育的高等引导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试制度对于优秀人才的选拔来说确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由于人类还没有找到比考试制度更加合理的选拔机制，所以只能采用现代的考试制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积贫积弱是否可以从几千年来一直沿用的考试制度中寻找答案。如果我们真能把优秀的人才以考试的方式选拔进权力阶层，并在保证不腐败的前提下治理好这个国家，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将会很快实现。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西方近300年的科技发展，主要得益于教育制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得益于政治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存在，得益于人的思想引导的价值力量和新教伦理。可能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式教育考试制度的惯性负效用就会愈演愈烈，那些考试舞弊、考题泄露、替考代考、试卷雷同、出卖试题、分数第一、公考独木桥、非法培训、考试乱收费和其他教育不公平现象就会大行其道，人的思想政治方向就会因为正义诉求的不可能而加剧社会的混乱和不安定，在一定意义上会损害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3.课程设置制度的惯性效用。为了教化民众，中国政府自开国之初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课程设置计划。比如，建国初期开设的“富农中农再教育”课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设的“工农兵教育”课程、文革时期开设的《语录》政治课程、改革开放初期开设的社会公德课程、上世纪90年代开设的思想品德课程、21世纪初期开设的政治常识课程以及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以至于今天开设的教学法课程和教育通识课课程，都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思想教育课程。事实上，现代中国所开设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早在三代时期就以传统文化的特有范式出现过。比如《易传》有云：“道之为物，惟恍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此即是说，道是制约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恒久稳定的、最高的规定性。这种以“道”的存在来附会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和问题根源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试图通过道学课程来达致政治稳定目的的思想引导制度。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孔子还提出了“大学之道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化顺序。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教化课程，《四书五经》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尽管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课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大多只是一种演绎学阐释，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突破。自秦汉至隋唐到明清，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姹紫嫣红。细究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历史惯性，我们发现现代中国所设立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具有明显的正面教育价值，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比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过分注重课程的硬性考核，而忽视了对学生思想的灵性教育和政治方向的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只是上课，很少关注学生的思想动向和生活困难；思想政治教育导师只是关注学生的代课费，很少给学生以课题的支持和资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大多以跨专业就业、跨学科考研来结束自己的本科生涯，很难就所学专业进行深入的钻研；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多注重教师的创收和教工的福利，很少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学习和思想态势。在这样的课程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惯性负效用就会越发明显，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弱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惯性的正负效用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和政治双重引导的各种核心价值体系和绩效评价标准。比如中国传统的政治核心精神、爱国主义、功利主义都是具有强烈惯性趋势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对这些教育精神惯性正负效用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1.“政治核心”精神在成就了社会超稳定的同时酿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鉴于政治体基本走向的多变性和制度弹性，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种可行性的办法来鉴别一个国家是否把政治作为其一切活动的核心。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是集权主义的政治，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题，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很明显这些西方学者的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内部都表现为治理能力问题、在外部都表现为国家主权问题。高举国家的伟大旗帜，就必然要求有一种力量能够代表国家执行对外战争或对内治理的主体性象征。在议会制或总统制国家这种象征表现为议长的最高权力或总统的最高权力；在主席制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象征则表现为政党权力的最高性；在其他边缘性政治体国家如沙特等封建制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国王手中；在奴隶制的国家如西非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岛国，国家的最高权力由约定俗成的奴隶主（一般称王或者侯）执掌。总之，地球上的一切国家，不论其政体形式如何，也不论其是什么性质的国家，都会有一种代表国家独立性的最高力量。我们把这种基于国家最高权力的现实存在而酿生的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引导的力量和过程，称为“政治核心”教育精神。“政治核心”的教育在社会主义中国则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可逾越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内的任何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部门都必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的熏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核心”精神成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的政治文化和超稳定政治格局，这种精神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并深深嵌入到民族变迁的灵魂深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核心”精神的惯性负效应也越发明显，主要表现在：这种精神限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的活力、招惹了诸多领域权力寻租现象的频繁发生。对于国家的权力布局来说，重要的不是探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而是论证权力的“牢笼化”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权力的使用加以约束和监督的问题。否则，各种各样变换“大王旗”的腐败招式就会不断翻新，治理的难度就会逐步加大。
2.爱国主义精神在弘扬国格不可侵犯性的同时，也存在极端化现象，甚而影响国际合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内聚力极强的民族。中国人对于自己祖国的热爱是超出想象和跨越生命的，事实上，这种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在周文王的“利民”意识和越王勾践的“十年”精神中都有所体现。至宋代，范仲淹甚至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基于国际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精神。至元代，伴随着中国疆域的巨大拓展，在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西至阿姆斯特丹（今荷兰首都）、北至贝加尔湖（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湖）、南至中亚（珠穆朗玛峰南端）的广袤大地上，一直吟唱着爱国主义的颂歌。至明清时期，中国人对祖国的深厚感情通过与四周蛮夷羌狄的战争以及和日本的海战（甲午海战）体现出来。就近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髓来说，爱国主义是其思想的主旋律；就毛泽东领导的民主战争和民族战争来说，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旨归。当然，爱国主义并不一定必须通过战争体现出来，和平时期仍然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漫漫征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爱国主义所弘扬的“国格不可侵犯性”理念的时代惯性。这种惯性不仅鼓舞着中华民族在充满坎坷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力挽狂澜，而且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的长治久安。但我们在充分肯定爱国主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极端爱国主义和区域爱国主义的惯性负效应。比如，由于我们在思想宣传领域采取的激进爱国主义方式，造成了普通民众爱国行为和爱国情结宣泄的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有的民众甚至采取过激的行为去发泄对他国的不满和愤恨。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感性情绪体验，极端化、不适当的“爱国主义”会在弘扬国格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加大国际合作的政治成本，进而影响到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团结，其惯性负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3.合理利益主义精神在促进市场竞争意识的同时把教育的目标引向了功利主义的境地。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步出了价值理性的视域，进入到工具理性的层面。我们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灌输亦或是就业指导时，均采取了利益主导的精神，我们的学生以“能否挣到钱”作为求学和就业的基本底线；我们的家长和教师以孩子能否习学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作为基本的入学标杆。在利益主义精神的指导下，那些根本没有什么知识和学历的受教育者往往因为家族亦或是自身的原因而发家致富，而真正具有较成熟思想政治意识的学生往往找不到好的工作，也没有挣到多少钱。于是社会就把踏踏实实学习的孩子称之为学习和考试能手，把那些会经营、懂市场的孩子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乏以利益主义作为价值导向的朝代，比如秦朝初期的货币改革就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金融手段；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力度，强大了国库；清代的税收制度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和正义追求。应该说，合理的利己主义就是最好的利他主义，但当市场的竞争浸透了政治权力的时候，上述一切改革就转化为权力的奴仆，市场的非法垄断、黑社会势力介入市场竞争、权钱交易黑箱操作等市场异化现象就会兴起，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这样的市场就是“权力屠宰场”；对于违法犯罪分子来说，这样的市场就是投?C者的乐园。对于利益主义的惯性负效应，墨子给我们指出了化解的方向，他说：“兼相爱者，交相利也。”对于利益和正义之间的博弈困局，孟子表现了儒家的宽宏和大度，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合理的利益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当利益主义精神变成了极端功利主义意识的时候，这种精神的负效用就会无限放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极端功利主义精神会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引向“金钱拜物教”的泥潭。在金钱至上主义规则的支配下，社会必然走向道德异化甚至人性堕落的渊薮，而社会的公平正义则会荡然无存，人民生活就会苦不堪言。克服极端利益主义精神，必须培养合理的利己主义，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等价交换原则，必须宣传利益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把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三、发挥正面效用、规避负面效应的对策和建议
惯性是任何事物所具有的保持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取向和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的惯性效用表明：当代中国所推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不仅领有了中国传统德育的“教化”色彩，而且植入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精神；这种分级分类的政治教育理念和倾向性教育机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有教无类”意识和教育民主精神，而且擢升了教育乱收费现象和官办教育价值失落现象的丛生。在新时期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的惯性负效用、弘扬思想政治教育的惯性正效用必须走“扬中有弃”和“破中有立”的路线，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1.加强政治权力“双刃剑”特点的教育，推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间性分开的理念。所谓“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间性分离”是指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诸领域要明确哪些群体需要政治方向性引导、哪些群体需要普通道德的教育、哪些主体需要思想素质的导引、哪些客体需要政治权力的教诲，要把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明确区分开来，避免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权力普遍化”思想的盛行。要明确政治权力的双向效能，把思想引导机制融入到知识教育和学术传授的过程之中、把政治素质教育引领到专业的政治学学科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克服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惯性作用、充分发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正面惯性价值。如果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缺乏专业政治学家的指引，那么政治权力“双刃剑”特点教育就会沦为走马观花式的“影子戏”，为此必须做到：①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必须加强政治学学科师资的培养和输送，重视政治学教师的学术地位和教育知名度。②大力促进政治学四大学科（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政治社会学）领域高级人才的培养，形成本硕博连读的学术变迁机制。在高层次的学校开设政治学博士后课程。③谨防借提高学生思想教育素质而发动的各式各样“形式主义冗余”，如“运动政治哲学”和“面子教育工程”等等，切实把德性养成和政治品德教育落到实处。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尽量避免行政化取向，在思想引导机制上要注重信用教育和信仰教育，要把政治权力的作用视域牢牢限定在特定的范围，避免政治教育随意扩大化的走向。
2.实行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机制。所谓“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机制”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手段设置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具体讲，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机制主要涵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见表1-3）。其中，差异化（一）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三种考评方向，即横向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模式、纵向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模式和思想政治教育交叉考评模式。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必须针对不同的教育类别实施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考核测试方式，对于交叉领域的考评要顺时顺势、与时俱进；差异化（二）设置了科学技术变量对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机制的影响，指出科技革命发展的三个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模式、考评效果、考评技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必须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要求，改变满堂灌、一言堂、居高临下、驾驭式、强迫式、纯粹知识传授式的思想引导机制，要以全新的开阔视野迎接教育数据化的挑战，充分认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借助互联网平台调动受教育者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洞察力，逐步提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行政业务素质；差异化（三）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域差异性，指出“因材施教”的抽象性必须让位于“因地施教”的地缘优势特点，要把地理因素充分融入到文化知识传授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各个领域，充分把握地缘政治学说的教育价值，把各级各类各地人才培养成合格的民族复兴论推动者，避免全国一盘棋的“大道”思维。惟其如此，才能避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惯性的负面效用、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惯性的正面价值。
3.推行“协商教育”，充分释放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人性光芒。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反客为主”，也就是说要转马尔库塞“单向度”说教模式为多维度协商教育模式。所谓“协商教育”就是指在自由平等的氛围里充分展示教育客体的智慧、创造力、想象力、口才和个性差异，然后在教育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教育经费支出、教学方法设计、教育理念表达、教具选择机会、课程考核方式、成绩表示标准、人才评价模式和善后处理方式的相互讨论，根据当下决策的结果确定即时的思想评价过程。惟其如此，当今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一定要遵循时间相对性原理，要紧紧抓住时间的翅 膀和人性的善端，要做到：①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协商。这种协商不是制度崇拜基础上的“必须执行”，而是优化各种教育机制基础上的双向讨论，比如课堂教学“反教法”的讨论、“双教法”的讨论、“优教法”的讨论、通识课堂讨论、创新性教学模式讨论、学生课题资助额度讨论、教育课题优先选择权讨论等等；②教师和教师之间的协商。包括课堂教学时间的弹性选择论争、上课时长的讨论、课堂教学隐性政治效能的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讨论、社会实践锻炼机制和进修机制的讨论、教师资格证监督机制的讨论等等；③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协商。包括学生的教育违规性讨论、家长的畸形教育理念讨论、家庭政治背景讨论、家族违法犯罪记录讨论、学生校园政治生活讨论、民族混合教育模式的讨论、留学教育模式讨论等等；④各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包括各种社团教育手段的政治合法性论争、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三联互动的讨论、泛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优化性讨论等等。
4.推进合理利己主义思想教育，努力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欲望”困局。教育本来就是引领灵魂的工作，但当这种工作和物欲联系起来之后，传统的说教就会变得苍白?o力。无论是教师抑或是学生都很难找到相信对方的合理理由，如果说存在理由，那这种理由就是“市场交换机制”。根据马尔库塞的欲望支配学说，在一个物质万能论盛行的国度里，流行的道德都是掩饰、通行的教育是自欺欺人、商品交换内含着肉体的损耗、教育者的人性闪烁着狡黠的余晖、善意的良知可能会被人唾弃。为此，我们必须提倡合理的利己主义精神，也就是遵循“合理的利己主义就是最好的利他主义”的易卜生哲学。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①提倡精神奖励相对于物质奖励的价值优先原则。也就是说物质奖励固然重要，但精神鼓励不可或缺。比如对各种优秀学生干部、优秀辅导、优秀入党积极分子、优秀实践锻炼参与者、优秀社区义工、优秀道德标兵、优秀劳动模范的奖励就必须把精神性政治价值提高到优先的地位，对打压这些政治精神富足者的人员和行为要施行严厉的物质性惩罚，以儆效尤。②鼓励受教育者在“多劳多得”原则下获得合理的物质收益。比如在校大学生可以通过勤工助学获得工资性收入，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要对这类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各级各类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长，比如艺术才能、舞蹈技术、戏剧演出技巧、演讲技能、计算才能、网络技能、服务技能、教学技能获得合理的打工收入，政策性部门应该给予税收减免；对于学生的奖学金收入、贫困助学金收入、科研资助收入和优秀生源收入都要采取政治宽松的事后监督措施。③严格避免学校教育机制下的“黑箱操作”行为和“弄虚作假”行为，比如贫困助学金提交材料中的“虚假合同”问题、优秀生源争夺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教育课题申报中的“教务部门承包制度”问题、科研资助过程中的“少数人操纵投票”的问题、初等教育阶段的“功利乱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正面惯性效用相背反的，都高度契合了思想政治教育负面惯性效用，这些问题不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成分就会越来越少，人类灵魂的交换特征就会愈加明显。可以这样说，合理的利己主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兼相爱交相利”精神的现代翻版，秉持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物欲冲突和矛盾”，才能净化民族复兴的政治灵魂，才能凸显中国特色分类教育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昌盛的美好未来。
注释：
①基于P2P平台基础上的语言计算涵括下列多种程序，即C++，C，Foxpro，FORTRAN，Basic，Pasical，Macro-Media。这些算法主要应用于政治计量学、行政统计学、政治法学和技术政治学的量化过程中，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必修的考核课程。
②南京大学徐勇博士曾经开展过区域政治自治的差异性比较研究，指出：“在当今中国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因为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地区、黄河南北地区、沿海和内地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边远地区和内地区域之间、沿江和沿河地区之间、少数民族集聚区和汉族聚居区之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课程、考核、
绩效评价、合法性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方法、教学督导模式等，中国必须采用开放性、差异性、多元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否则千篇一律的思想政治教育“调式”将最终使教育的效能趋于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