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25-02
1934年11月26日，公布的第一号《通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设在大庸县城，任弼时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省委决定，攻势和根据地的建设同步进行。一是由任弼时率部分军团留在后方，发动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二是由贺龙率军继续向东进攻，策应中央红军。12月5日，任弼时负责的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工作正有条不紊地铺开。很快，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就颁发一系列的决定和条例，如《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分田工作大纲》《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定》《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以及《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规定了根据地基本政策，根据的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
一、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建设和革命武装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鄂川黔省委积极领导下，为了能搞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省革委会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指南。派出红军工作队，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的有关规定，在乡、区、县建党的同时，快速创建各级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政权组织建设与建党的步骤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要通过动员群众，在分发地主粮食财产的斗争中先创建临时政权，再在分田斗争不断深入时查清成分，举行群众民主选举活动，最后建立正式革命政权组织即苏维埃政府。
在普遍建立乡、区两级革命政权组织的基础之上，县级的革命政权组织也相继建立。1934年至1935年，建立了大庸、桑植、郭亮、永保等县级的苏维埃政府，在茨岩塘成立了龙山县革命委员会，分别于空壳树、两河口建立了慈桑联县革命委员会和宣恩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不完全数据显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建立了七个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五十一个区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两百三十多个乡苏维埃政府。”[1]17除了在各级建立革命政权组织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共产青年团、儿童团、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等，这些群众组织成了一种辅助力量来协助政权工作，更是成了政权机关与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在任弼时领导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中，他们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根据地除了政权建设之外更要重视革命武装建设。在主力军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问题上，省委在《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中提出了具体要求。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就曾在红二军团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强调了革命武装建设的重要性，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还对红二军团当前建设规定了五项紧急任务，任弼时还在报告中提出“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连队和支部的工作，要发扬连队中每个战士的积极性，要在他们的自觉的热情上去进行工作”[1]246。
根据省委领导的安排，主力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快速铺展开。在主力军的建设上，1935年1月到10月，各个地区都在不断扩充红军数目。到年底，红二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四千一百余人扩充到九千二百余人，还成立了第五师；红六军团由三千二百多人，增加到一万一千多人，并且新成立了第十六师。任弼时在主力军建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政治方向的掌舵人；是军事建设的推动者；是部队凝聚力的核心；是扩红工作的“当家人”。在地方武装建设上，省委和省军区政治部给予高度重视。于1934年12月22日，发布了《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并对怎样加强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各县的不完全统计，“有游击大队（或支队）三十六个，游击队（或中对、分队）二百三十多个，共计一万八千六百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庸县独立团、慈利县独立团、永保县独立团、郭亮县独立团、桑植县独立团、龙山县独立团、永沅联县独立团。”[1]23游击队中还建立?h支部，来整顿队伍和增强组织纪律性，从而提高了游击队的战斗力。游击队、独立团，在配合主力军作战中起到了极大作用。
二、巩固工农联盟的阶级教育
随着苏维埃版图的逐渐扩大，根据地建立了九个县级政权，五十多个区级政权和两百多个乡级政权，人口达到五十多万。然而，想要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深知必须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这一农村根本问题。这是一切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才能有效巩固工农联盟，扩大红军的革命队伍，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地方战争动员各级党部与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中指出：“一切战争动员工作必须与改善群众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在新区必须彻底地分配土地与土豪的财务，增加工人的工钱，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使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来提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与保卫新区同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1]211
土地革命以前，根据地绝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地主和豪绅占为己有。地主豪绅以高额的租金对贫困苦难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再加上烟税、人头税、花桥税等四十种形式的捐税的反复剥削，使得本已平困潦倒的人民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进行土地革命，取消封建土地制度，成了当地贫困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迫切要求。1934年12月1日以任弼时为领导的省委、省革委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1935年1月28日，土地革命的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又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工作在任弼时的带领下开展得轰轰烈烈，随即在塔卧、龙家寨等地进行试点，总结分地经验。试点工作结束后，立即组织分田突击队，深入各乡，分批展开分配土地的突击运动。“突击分田中，任弼时常常在王恩茂的陪同下，到乡区检查指导工作。”[2]1031935年春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分田，贫雇农获得土地，中农和工商业利益得到明确保护，情绪稳定。基本上符合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小工商者，消除地主阶级的同时，广大贫困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得到了切实满足。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强化了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自然而然，为了保卫分田的胜利，号召农民踊跃参加红军。 湘鄂川黔省委和省革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农民群众参与工业建设中，协调工业农业生产，以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在1934年7月召开的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议决议案中，便有明确保护农村工人的条例，为支持工业建设，在工作中提高工人的革命生产热情，将打土豪送来的食物以及衣物发给一部分失业工人。任弼时曾在会议上说道：“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改选并健全本身的组织机能，使他成为目前战争中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227加强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积极吸收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夯实无产阶级基础。共产青年团是党的得力助手，党必须经过青年团动员青年群众实现党的决议和任务。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组织相继涌现，这些组织成员主要是工人和农民，都是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必须马上广泛建立起来。大胆吸引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帮助工农阶级树立起科学的政治觉悟，以巩固工农联盟。
三、纠正夏曦的错误，实行党内民主集中
夏曦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形成后担任省委委员和省革委会副主席，作为根据地领导他却忠实地执行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给湘鄂川黔时期造成了极大影响和危害。夏曦的错误思想，湘鄂川黔省委和革命委员会也屡次进行过批判和指正，由于根据地的其他方面建设和斗争等原因，这种批判和纠正最终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直到1935年1月27日，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召开，才系统地批判了夏曦所犯的错误。任政委还代表省委从四个方面做了重要报告：一是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的历史时候，党内反机会主义思想斗争的重要性；二是二军团过去英勇斗争成绩与夏曦同志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错误；三是二、六军团会合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后，在反机会主义斗争中得到的成绩和存在的弱点；四是目前战斗形势，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报告全面揭发了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以及造成的危害。此次会议的召开充分显示党对干部和党团员的充分信任，在团结党中央的路线下，关于夏曦同志过去取消主义的错误进行十分彻底的批判。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时号召全体党员参与积极的思想斗争。为保证思想斗争的健康有序进行，在纠正错误的过程当中他多次指出，斗争的目的是让部队的干部和战士都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他还强调：第一，要彻底肃清这些错误的影响；第二，要从这些错误中引出经验教训，找到错误根源，便于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再犯错。通过对革命根据地党的现状分析，他提出要健全党的民主制度，推行党内民主化，避免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倾向。最终，在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夏曦的“左”倾错误路线得到了彻底纠正，部队注入了新活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党的信任度得到了提升，人民群众热情高涨，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是湘鄂川黔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走向成熟的象征，此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步入了鼎盛时期。
四、消除封建思想的文化教育
任弼时坚持文化教育，在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湘鄂川黔革命根据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水平十分落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了根据地发展的重要方面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了湘鄂川黔省委和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的问题。首先在根据地开办支部流动培训班，培养党员。任弼时要求培训班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对党员进行系统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更好地领导群众工作。其次在党内进行反贪污腐败斗争，加强党纪教育。先在党内开展反贪污腐败斗争，有效教育广大党员，然后在各县、区、乡开展斗争，让贪污腐败分子伏法。郭亮县龙家寨区委书记贪污案，便是任弼时亲自派人查处。通过反贪污腐败斗争，清除了?h内贪污腐败分子，也给其他党员敲响了警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通过惩治贪污腐败分子达到了教育广大党员群众的目的。
1934年12月，在任弼时的带领下，塔卧前后创办了党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随之开办的还有党员培训班，专门负责培训做地方工作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运动积极分子，任弼时还经常亲自作专题讲座。随着教育的发展，根据地办起了工农群众自己的学校――列宁小学和红军小学。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贫雇农家的孩子，学校对于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1935年1月起，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相继成立了10所列宁小学，遍及羊峰乡、李家乡、大寨乡、碑里乡等乡镇。”[3]114-116任弼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始终坚持根据地的文化教学，将教学同革命实际紧密结合，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更是有效批判了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工农群众科学文化程度的提升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和思想政治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任弼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具备强大的感召力，他坚持真理，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任劳任怨、将自己的伟大人格渗透思想政治工作中。任弼时深刻认识到，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发动农民的实践过程中有效进行宣传和教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农村思政工作理论方法。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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