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的当代政治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2-0109-06
Study o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value of Mohism
ZHAO Qing-xia， DU Yu-lu
（College of Marxism，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The Mohist is a remarkable school in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in pre-Qin times， which had gradually faded out in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rediscovered in Qing Dynasty. The value of Mohism manifests in many aspects. From its political though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arry out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and goes deep into studying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governance.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value of the Mohism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thoughts of bringing benefit to people， the second is the thoughts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third is the personal integrity.
Key words：Mohism； Motse； political value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被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左右，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与同期的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交相辉映，共同开创了人类的新文明。中华民族的信仰、心理及其他种种精神特质都可以从当时的诸子百家思想中找到根源。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既相互批判、竞争，又相互借鉴、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生发的根基。其中墨家思想因其平民立场、兼爱胸怀、科技理性以及重视实践的品格等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墨家思想贯穿古今中西，突破了时空限制，其所具有的跨越性和超越性使其自身蕴含了可生发现代文明的精神品质。如墨家在物理学、数学、逻辑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可与古希腊的相媲美，在社会伦理方面提出的“兼爱”思想堪比基督教的博爱观念，在社会经济方面提出的“节用”“节葬”等主张堪为当代生态自然观的鼻祖，在国家关系方面提出的“非攻”思想可对今天国际上的和平与发展理念起到借鉴作用，等等。
遗憾的是，墨家因与中国封建政权历史演化逻辑的不匹配，自秦汉以来便逐渐湮灭，导致了其在文化传承中的“中绝”现象。中华民族自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后，便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大。在世界各民族间文化不断分离与融合的发展中，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从“独尊儒术”到后来儒释道三家结合，其传承始终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缺少了科学技术理性的中华文化，在近代中西较量中，终究没能战胜来自西方的科?W技术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耻辱的近代史。自近代西方科学用其强大力量统治整个人类文明以来，人类在物质、精神乃至思维等方面的发展无不仰赖于科学这种独特的文化。终于，靠儒家文化治世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曾具有科学特质的祖先文化需要我们再回头去挖掘，让其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焕发生机。由此，有清以来开始逐渐被关注的墨家学派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墨家思想的多重价值渐被发现。墨家思想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要素，民主政治要素，生态经济要素，平等、公平思想要素，和谐社会要素等，无一不可看作是当代文明的思想先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认真研究墨家思想，特别是其立国为民思想、和谐社会思想、立人成事的诚信品质，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从墨家学派的创立缘由看墨家的立国为民思想
（一）从批儒建墨看墨家的为民思想
墨家思想由墨子开创。据考证，大多数学者认为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时鲁国（今山东滕州）人。生卒年大概为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390年左右，地位较低。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1]可见墨子先师孔学儒，后对儒家学说不满，认为其有害于下层人民的生活及劳动。于是，在反对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由此诞生了墨家一派[2]。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乱纷纷，贵族奢华淫乱无度，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作为下层劳动者的代表，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社会，试图为救世解纷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与儒家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和立场是有根本区别的。儒家学说提出以“礼”治世，以“德”为政的思想，但所从的周礼，过于注重形式，其繁文缛节让人不堪其扰。虽儒家也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也认为“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显示其注重“礼”的实效而非形式。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提倡必然让统治者从形式上彰显和自上而下推行，更何况“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的社会心理，必然会让形式之风越来越严重。受害于此，墨子便指出，从“礼”不仅过于费时，严重影响生产，而且过度耗财，铺张浪费，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困苦。所以，深知下层人民疾苦的墨子，针对儒家的这套学说提出与之相对立的新主张。首先，针对儒家的“厚葬久丧”提出“节葬”观点以减轻人民负担；其次，又针对当时社会财用不足而贵族挥霍无度的状况提出“节用”“非乐”思想，以全面反对上层的奢靡，倡导整个社会的节约。以“节葬”观点为开端，墨子走向了和儒家完全相反的道路，提出整套不同于儒家的新理论，并与儒家展开激烈辩论。由此，墨学形成，从者众多，成为与儒家长期并立、对峙的重要一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篇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3]4，可见墨家当时的兴盛。 由墨家从儒家分化的原因可知，墨子完全是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减轻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和解决劳动人民的切身问题而立论的。墨家理论的创立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显达，也不是为了统治者能够巩固其统治，而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为了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可以从墨家弟子们为实现理想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甚至牺牲性命去劳苦实践的实例得到验证，也可以从墨家的理论阐述特点中得到体现。综观《墨子》全书，不难发现墨子所有重要观点的论证都是立足于民生、财足、国强这三点，并以此为核心展开论述。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忽视的基本要求。
（二）从儒墨之别看墨家的立国之论
墨家思想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而是平实恳切的立国治世建言。这也是儒家注重精神层面的建设，而墨家更注重物质层面建设的区别。虽然墨家在注重物质建设方面有些极端倾向，但这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相符合的。儒家学说强调“劳心者”如何“治人”，而墨家更关注“治于人”的“劳力者”如何才能生存。民存才能国在，民安才能国强，衣食不足谈何“礼”，民心不稳国安立？因此，墨家思想没有要求下层人民应该怎样遵从仁义道德，而是要求士君子、君王等上层统治者们该怎样遵从“天”道。判断政治措施是否合乎“天”道和时人所认可的道德，其标准只能是依据民生、财足、国强三?c而定。例如，在《墨子?节葬下》中，墨子首先提出“仁者之为天下度，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没有否定“仁”和“孝”的社会伦理，而是在肯定“仁”和“孝”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仁”“孝”标准，从而分析厚葬久丧是否符合“仁”和“孝”之礼。“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若三务者，此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可见，墨子“仁”和“孝”的标准是能让贫者富，寡者众，乱者治。依此三个标准，墨子便问道：“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哉？”如果厚葬久丧不能达此“三利”，那么给君王提出这个主张的就是不仁、不义、不孝。墨子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3]83-101
在此，儒墨彻底对立，指出儒家厚葬久丧的不仁、不义、不孝。墨子论证此观点时，首先指出，厚葬之事“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其在财用上于贫于富、于家于国都不利，且于民的危害程度更大；其次指出，处久丧之法则“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布?。”这里，自上而下地层层说明从朝堂百官到田间农夫、市井百工、家中妇人没有一处的人可避免久丧对工作的耽误。所以，“计厚葬为多埋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至此，得出结论：厚葬久丧不能让贫者富，而是正相反。
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墨子说明了厚葬久丧亦不能增加人口，也不能“治刑政”，从而就不可“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一旦战争，则会“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更进一步的是，国穷民少政乱则“上帝鬼神”也会“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看来，厚葬久丧不仅不能达到“三利”，而且还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危害，直至远离上帝的福佑。向后推理预测至此，墨子再援引前朝举例指证，向上考察尧舜禹，“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而“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点明当时贵族在丧葬之事上的奢靡，与“桀纣幽厉之事”合节，“其非圣王之道也”。指出前车之鉴。
至此，墨子对儒家“厚葬久丧”观点的批判完成。最后总结建言，提出自己的“节丧”主张：“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3]83-101
“节葬”观点的论证体现了墨家思想强大的逻辑思维和说理技巧，显示了墨家“以民为本”、从民出发的立国之论，指出“中国家百姓之利”的政治观点才是符合仁义的道德标准，才是“中圣王之道”。
（三）墨家立国为民思想的政治价值
一方面，众所周知，国家富强当然是要建立在国家财用足、人口旺、政治文明的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上。墨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出了明确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政策施行所依据的“三利”标准。两千多年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一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样为三个标准，可以看出二者的立场何其一致。
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统治者显诸于民的主张是“民贵君轻”，也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醒己，但哪个能真正做得到轻己贵民，又有哪个避免了被水覆舟的命运？只有始终坚持劳动人民的立场，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在这一点上也与马克思主义者高度一致。如果墨子的思想能一直传承并被我们重视，那要少走多少弯路？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只能以史为鉴。
再者，墨家立论基础坚实，概念界定明确，逻辑论证清晰，理论建构严谨，使得实践的途径确定，理论的可验证性增强。这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立足于富民强国，墨家在“尚贤”“亲士”“兼爱”“非攻”等篇中论述了民主思想，文明、和谐等思想，这也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政治、道德观点一致。这种在政治建设中诸多方面的高度一致既是当今时代要求对今人智慧的激发，也是古人智慧的沉淀在当今时代环境下的重生。
二、从墨家学派的理论建构看墨家的和谐社会思想
（一）从墨家理论建构的整体性看其和谐思想
墨家学派是诸子百家中思想最为庞博和涉猎最为广泛的一派，其思想体系既包括以救世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思想，也包括对自然现象进行探索的科学思想，还有以研究推理思维为主要目的的逻辑思想。这三方面构成了一个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等涵盖全部世界领域的理论体系。墨家还把理论和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技术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重视实践的先河。而同期其他各家学派的关注点显然要比墨家单一，其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也不能与墨家相比拟，在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行动力上自然也要比墨家弱得多。 由于在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方面的成就，墨子经常被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但对墨子来讲，为民谋福，为弱者奔走呼号乃是自己最重要的人生使命。因此，在墨子的理?体系中，社会思想是其理论的核心，而自然科学思想和逻辑思维则都是为社会思想服务的。
（二）从墨家理论建构的逻辑性看其秩序思想
墨家的社会思想理论体系主要由“十论”构成，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兼爱”观点是墨家最有名的思想，也是墨家社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观点；“非攻”观点是其社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落脚点，即最终目的。“非攻”的实现，主要依靠“兼爱”的实行；而“天志”“明鬼”“非命”则是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从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前提出发，其他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威慑力；而“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则是实现其最终社会理想的必要手段和途径，只有依靠这些政治措施，才能最终实现“非攻”，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和谐社会状态。
从墨家最主要的“兼爱”“非攻”观点可以看出，墨家救世解纷的理想并不是要维持上层的统治，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混乱现象。而社会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大都是由于人们遵从并维护等级制度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道德观念所致。墨子通过儒家爱敬亲人有等差、尊敬贤人有等差、服丧有等差的种种等级观念，指出如遵从这种等级“礼”制，则必定是自相矛盾的，是奸邪的。以服丧之礼为例，“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3]158
墨子指出儒家“亲亲”的道德观点不仅是自相矛盾和奸邪的，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他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指出从诸侯到人人，从君臣到父子、兄弟，不相爱则产生相应之恶果。所以“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3]63因此，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解决之道。
在《天志》篇中，墨子进一步指出：“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因此“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就让“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从墨子个人的认识上升到了上天的意志，具有了客观性、绝对性和不可违背性。
既然是上天的意志，那如何让“兼相爱，交相利”得以在人间施行呢？墨子在《法仪》《尚贤》《尚同》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墨子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然则奚以为法治而可？”既不可法父母，也不可法老师、国君，因为这些人都有仁者，也有不仁者，所以“莫若法天”。那又怎么法天呢？百姓要同于里长，里长要同于乡长，乡长要同于国君，国君要同于天子，天子要同于上天。而天子是通过“选天下之贤可者”而立的，各级行政长官也是通过选“天下之贤可者”而立的。墨子还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而下之。”选贤能者要“举公义，辟私怨”。至此，墨子的思想表露无遗，贤人一定会遵从上天的意志施行“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准则。而贤人应当被推举为天子，作为百姓的法仪。通过天子的以身作则，士君子们和百姓就也能够做到“兼相爱，交相利”了。所以，“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可以看出，墨子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平等、公正和法治，这些观点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核心是民主。
（三）墨家理论建构对当今政治建设的借鉴
有人指出墨子的思想过于理想化。的确，在当时的贵族世袭统治下，墨子的思想显然已经危及了贵族们的执政地位。天子们都自称其政权是天赋的，理所应当是世袭的，而墨子却提倡民主选举。所以，统治者们虽然不得不称赞墨子的思想好，但终不会采取。这也是墨家虽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但秦汉时终于衰落的原因。
不过与其理想化相比，墨家思想毋宁说是简单化。墨家期望用“天志”“明鬼”来对人的恶起到威慑作用，但对人的自私过低估计，显示出其不现实的一面。再加上理论说得太透彻明白，其可发挥的范围自然就缩小，难以做到见仁见智的游刃有余。这些都是其无法得以长久传承的原因。
理论的简单化在封建统治中的明显缺陷在于其不利于上层对民众进行愚民统治。但这种理论品质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建设来讲应作为一种优秀品质来追求。 此外，除去墨家理论中不得已的唯心局限，其他的平等、公正、法治等思想都具有现代政治精神，可为当今政治建设所借鉴。
三、从墨家理论的实践转化看墨家的诚信品质
（一）从墨家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看其实在的品质
墨家的思想理论体系，逻辑严密、自洽，说理直接、透彻，切中时弊，目的鲜明，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从这些方面看，墨家的思想已经超前了二千多年，具有很强的现代性。然而，也正是因为墨家思想的超前性和现代性，使得其难以被统治者所接受。
通过考察墨家思想，发现其理论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向实践转化的可行性。而其他各家思想则不能与之等量齐观。墨家所有观点都有其现实依据，即都是针对当政者的错误做法或社会上流行观点的错误之处，以及依此治政的弊端而提出的新观点。新观点的合理性及践行的可能性都会给予详细论证，且给出具体操作之法。例如，人们都认为墨子的“兼爱”思想虽好但不可行，墨子亦深知人们的想法，曰：“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但墨子指出，之所以认为难以实行，是因为“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墨子举例说，像为君王去攻城野战来求得名声、为讨君王喜欢而挨饿至扶墙才能站立、为向君王显示勇敢而蹈火赴死这些要牺牲性命的事，应该是天下最难做的。但只要君王喜欢，臣子就能做到，民众也能做到。那么像“兼相爱、交相利”这样的好事就做不到吗？只不过“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3]63-66。指明不是做不到，而是君主不喜欢这么做，士大夫们也就不会去这么做罢了。何其深刻也！ 墨家理论处处都在劝导统治者放弃奢华享乐，实行真正的“仁”政。“仁”政的施行须采取政治上的“尚贤”“尚同”，经济上的“节用”“节葬”“非乐”等措施，并“尊天明鬼”，听从上天的意志，效法上天“爱天下之百姓”，使人民耕作、休养有时。如此，则何患国不强民不富，则又何惧大国的攻伐。
但是要让统治者放弃自己的利益，何其难也！直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墨家的“兼爱”过于理想化，不符合社会实际。两千多年前墨子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驳，指出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尤其是统治者不予提倡。这样的批驳值得今人深刻反思。
墨家思想不仅具备可操作性，而且具备可检验性。墨家思想观点并不是通过孤立的、笼统的、模糊的，甚至是抽象深奥的方式给出，而是每个观点都有据可依、有理可循、有法可度、有方可行。例如在《墨子?节葬下》中的论证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首先给出“仁”这个道德准则的判定依据，并指出士君子如何做并产生什么结果才符合“仁”的行为。正是因为一切的标准都是清晰可辨的，一切的观点都是可化为现实行动的，所以一切的实践结果就都是可以检验的。如此，也就可以避免让理论陷入空谈及虚伪遵行。同时，也就可以判别哪些理论是符合真道德，哪些理论其实是伪道德。对此，墨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3]194
（二）从墨家对理论的不懈实践看其诚信的品质
正是因为墨家思想具有可操作性、可检验性，从而具有实在性。这些特点使得墨家理论必定具有诚实的品质，其向实践的转化只能产生利民之效，而无法行愚民之策。这是墨子思想的伟大之处，也是可叹之处。
墨家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被下层人民推崇、追随，使之能与儒家并称为“显学”，这和墨家弟子们能够奉行墨子之教，并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忠诚实践品格有关。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墨子?公输》中所记述的“止楚攻宋”就是典型事例。文末为点睛之处：“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墨家不求闻达，不求回报，甘愿默默奉献的伟大志向和高尚品格在此得以淋漓展现。此诚如墨子所言“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3]266
关于墨家忠于理论，诚实践行的事例很多。有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到卫国，“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的事例；有越王欲以五百里之地封墨子，墨子辞而不受，曰：“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的事例；有“禽滑?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的事例；有“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的事例，等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墨家不为名利，“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大公无私行为。具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和情操，自然能够对自己的理论忠诚践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忠诚践行。而能忠诚践行则正体现了其理论的诚信品格和行为的诚信品质。当今时代的政治建设需要这样诚实的理论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需要根据理论切实地践行并检验执政的诚信。
四、结语
与墨子同期的古代西方思想，因欧洲不统一的社会状态，能够得以传承并和其他文化结合，最终造就了科学时代的来临。墨家思想却因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的建立，而遭受被抛弃的命运。自西方科学和现代文明强势进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学者们才在“整理国故”中发现了墨家思想的伟大。学者们通过墨学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同样不缺乏科学思维，民主、人权思维，博爱、平等、公正思维等现代文明思维元素。清末的孙诒让称赞《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梁启超也针对中国的落后发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的呼声。五四时期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易白沙认为：“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4]这些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学者们的切身痛悟。
伟大的思想虽一时蒙蔽，但终究会迎来历史的肯定。今天，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下，全球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逐渐融合。各民族的发展既要遵从自己的特定道路，也要符合世界和时代的潮流。我们不忘初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和文化自信，昂首行?M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要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向自己民族的先贤借鉴智慧。而在各家智慧中，墨家思想无疑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