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我国投资替代贸易战略研究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317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可是当今世界“逆全球化”风潮盛行，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逆全球化”的盛行在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由于关税等以往的贸易壁垒效果有限，且容易引起对象国的报复，同时也由于WTO等国际组织的限制，所以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已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贸易保护措施。而有效应对贸易保护措施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大OFDI。所以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研究如何通过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即实行投资替代贸易战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1我国实行投资替代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
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认为一国的OFDI是其经济发展程度的函数，并根据一国的人均GDP把OFDI周期分为五个阶段。邓宁认为当一国的人均GDP水平处于2000～5000美元时，该国就进入了发展OFDI的第三阶段，此时OFDI流入增长率开始收窄，流出增长率开始快速增加，净OFDI额逐渐趋于零，但总体上仍处于净资本输入国。[1]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查询到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8016美元，OFDI流出量为14567亿美元，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超过当年外资吸收额度。中国看似已经进入OFDI发展的第四阶段，其实不然，因为我国的净OFDI额仍为正，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企业在海外资产总额为109786亿美元，而在我国境内的外商资产规模为43700亿美元，相差还较大。所以，目前我国仍处于OFDI发展的第三阶段，正是OFDI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
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总结日本OFDI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国的OFDI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使得东道国该产业本身就具有的潜在比较优势显化。同时，小岛清认为OFDI不是投资国向东道国的简单的货币流动，而是包括一系列技术和理念在内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转移，所以投资国进行OFDI的前提之一是双边国家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异。[2]由以上理论可以推导出，如果投资国针对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东道国进行投资，使得东道国采用先进的生产函数进行廉价生产，那么不仅能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减少投资国在这一产业的商品出口。与此同时，因为该产业的商品在东道国生产，本国居民对该产业商品的需求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所以，通过这样的来回机制，就可以大大减少投资国的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的差额，从而达到有效缓解贸易摩擦的目的。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21人民币升值
自2005年的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表现出上涨态势。汇率改革前1美元可兑换82765元人民币，截至2017年2月26日，这一数值下降为68644，我国货币累计升值达到了206%，从长期来看，我国货币将继续保持升值态势。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国货币对人民币的贬值，所以以人民币衡量的外国资源、原材料、海外资产价格以及劳工的名义工资降低了，从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我国企业OFDI的投资成本。同时在OFDI过程中，融资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我国OFDI企业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升值也会显著节省我国OFDI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增大优势。另外，在我国的跨国公司中，有一部分企业的盈利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无疑会增加这些企业的投资盈利。
22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货币国际化可以为跨国企业OFDI提供融资便利，因为，资金对于投资企业来说具有关键的作用，货币国际化后，跨国公司的资金问题就可以利用其自有资本或通过本国金融机构融资来有效解决。其次，货币国际化可以有效减少汇率频繁波动带来的风险，压低货币来回兑换而导致的汇兑成本。因为跨国公司在进行OFDI时必定会在东道国建设厂房和购买生产设备与原材料，如果本国货币不是各国通行的货币，则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汇率波动的风险和汇兑损失，货币国际化后就会有效减少这类问题。最后，货币国际化也可以减少因东道国政治经济变动而导致的外部风险和助推跨国公司取得投资效益最大化。[3]
如今我国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2300亿元人民币，与2012年相比增长近15倍。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至2016年10月为止，货币互换累计规模已经达到34800亿元人民币，与2008年年底的1800亿元人民币相比增长了18倍。[4]特别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的SDR货币篮子，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币在世界领域的流通和使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必将深刻影响我国OFDI的健康发展。
23国家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提出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在OFDI方面，逐渐取消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批限制，并积极鼓励支持一些有能力的企业进行OFDI。在OFDI管理?w制方面，我国经历了从最初的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备案制的多次变革，目前我国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国际上是最先进的。另外，在OFDI的外汇管理方面，我国政府也逐步放松了管制，并对跨国企业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主要表现在财政支持、外汇支持、税收减免和海关便利等方面。同时，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截至2016年1月6日，我国已与包括东盟在内的1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1个自贸协定。另外，截至2016年3月17日，中国已经和130余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5]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2014年宣布成立的亚洲技术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更是给我国OFDI提供了一个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以上一系列的优惠支持政策，对我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上和战略上的保障。 3我国实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首先，应继续促进资源导向型产业OFDI的发展。在我国以往的OFDI中，资源寻求型占了较大的比重，这是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保有量较低，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当今我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资源短缺的矛盾愈加突出，成为国内许多产业的发展瓶颈。所以继续发展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有选择地在国外建立一批资源开发供给地，比如中东、非洲等资源丰富国家和地区，则可有效改善国内资源供应，为我国发展提供稳定动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资源寻求型OFDI时，只需采取产品分享等“非股权安排方式”就可以了，无须一定取得上游企业的所有权，因为这种方式较易被东道国所接受。
其次，我国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靠出卖低廉劳动力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低端制造业，在技术上已日渐成熟。但因劳动力、环保成本的上涨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目前已成为我国的边际产业。按照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于此类边际产业，投资国应该首先进行OFDI。但是，虽然都是同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些大企业由于其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规模经济的效应，可能还保持着较大的比较优势，而中小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则处于比较劣势。所以，我们应鼓励中小型企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体的区位选择上，可以选择“潜力五国”，即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和泰国，因为这些国家在人力资源等要素成本、市场发育成熟度和政治稳定程度上都有着相对较大的优势。
再次，对于我国一些技术水平发展较高的产业，比如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我国应大力促进这些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技术和规模上的优势，早日开辟和抢占东道国的市场。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晚得多，但后来居上，目前在该方面的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世界许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市场巨大，且技术水平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据ADB估计，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亚洲各国在基建方面的投资需求约79700亿美元，其中包括近989个交通运输项目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6]所以我国投资企业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凭借自身在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大力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我国技术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最后，国内有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OFDI时认为，可以把此类OFDI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投资国为了寻求技术而对技术先进国家的投资，这类投资称之为学习型OFDI；第二类是投资国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这类投资称之为竞争策略型OFDI。发展中国家企业一般是首先通过第一阶段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学习型OFDI，提高本身技术积累的速度，进而达到技术上的提升和相对优势。随后再通过第二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策略型OFDI，以此来达到开辟和抢占东道国市场的目的。[7]按照此理论，对于我国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我们应首先大举增加对这类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然后再通过前期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进而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期达到效益最大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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