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表识码]A[文章编号] 1009-2528（2011）07-0052-004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明确提出要弄清楚“六个为什么”，十七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其中，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前提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保证。
一、划清马克思主义同
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重要意义
为了深刻认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我们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使命。只有在理论上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才能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好地为世界工人运动的实践服务。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并在批判中阐述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产阶级的各种指责和攻击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在第三部分，他们还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进行了批判，把科学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当时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1876年5月到1878年7月，恩格斯针对杜林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写出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并第一次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后来汇编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反杜林论》。马克思本人也对当时有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他的思想非常不满，为了与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他甚至对人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是这方面的典范。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出现了一股为迎合资产阶级需要而系统修改、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思潮。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批判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并在组织上与之决裂，坚决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转折关头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又不忘提醒欧美等国共产党人要警惕“左派”幼稚病，及时打击了这一股“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的界限，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抵制错误思想倾向、区分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历史上，党内存在的“假马克思主义”曾数次几乎把党推到了绝境上。比如，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1](P138)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批评了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2](P797)这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2](P800) “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3](P372)“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4](P332)正是因为及时地划清了党内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同臭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才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过去“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其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直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地位，最终导致苏联这艘社会主义巨轮沉没。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想杂陈，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其回忆录中披露，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5](P1)现在回过头来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杜勒斯谋划中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绝好的机遇：据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普里马科夫回忆，“苏共二十大以后，‘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发起攻击，称斯大林篡改了列宁理论，制造了与列宁的理想、思想和原则完全相矛盾的东西。……慢慢地这种批评扩展到了党和国家的建设问题上来。”后来，“逐渐地开始出现了第二种客观上动摇了现行秩序的意识形态思潮，它不仅涉及‘斯大林的倒退’，还在某种程度上认为马列主义的教义和公理并不符合实际。”[6](P22-23)在这种混乱的思想理论领域，西方敌对势力想找到它和平演变的“同盟军”并非难事。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最终走向垮台的厄运，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了。
无数的事实表明，什么时候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推进；反之，缺乏政治鉴别力，把假马克思主义当成真马克思主义，甚至有意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就蒙受损失，甚至惨败。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在当代中国，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有助于抵制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坚定理想信念，是新世纪繁荣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保证。
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
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意义重大，但在现实工作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首先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全面、准确地理解的问题，要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并非易事。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是要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这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但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三者之间是密切联系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块“整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博大精深，很难把某一著作简单地归为某个组成部分。例如，《资本论》既是一本经济学的鸿篇巨制，也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哲学经典。要深刻把握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失去其正确性。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并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一时间针对某个特别对象所做出的个别论断，更不能迷信，因为即使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失去其正确性。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问题。例如，恩格斯逝世后，曾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社会不是日益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是出现了中间阶级，因而不可能出现革命形势，社会民主党只要在议会斗争中取得胜利，就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自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是修正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根据新的斗争实际，揭露了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并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理论前提。
其次，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各种错误思潮时有出现，思想理论领域日益活跃和复杂。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出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其中，有的是没能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产生的片面理解，有的是死啃书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教条式解读，有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意歪曲和反对。这些错误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因为不能正确把握和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左”的或右的错误之外，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必然在社会意识方面有所反映，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意识不断出现。而代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阶层利益诉求的思想意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进入中国，也势必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产生影响。思想理论领域鱼龙混杂，增加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艰巨性。
再次，随着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们通过网络媒体的QQ群、博客、论坛、贴吧等互通信息、表达观点的渠道日益增多，网络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然而，与传统纸质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共享性、互动性、快捷性等特点使其难以监管，很多错误的思想很难在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发表，却往往能通过网络发布出去，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广泛传播。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上网发布信息的人和这些信息的受众却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而且绝大多数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因此，网络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对人们的影响不可轻视。在《霸权背后》一书中，揭露了网络在美国颠覆前南斯拉夫政权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民主抗议”中，“新鲜的是使用互联网，特别是网上聊天室、即时消息和博客文章，以及手机短信，通过这些通信手段可以将易冲动和受人诱导的‘新一代’年轻人，快速组织为示威的群体。”[8](P26)在网络世界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抵制错误思想倾向，是我们在新世纪遇到的新课题。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伴随着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等市场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势必互相碰撞和影响。这一方面有利于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进步，同时也客观地扩展了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用西方价值观排除或取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在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由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受到很大制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利用资本、技术等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掠取资源、破坏环境、转嫁危机，而且通过“民族国家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活动也时有发生。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抵制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特别是警惕其与国内各种错误思潮发生共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
界限需要大力加强党的理论工作
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需要大力加强党的理论工作。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工作，深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王明等人曾多次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当成马克思主义，以致犯下了许多“左”的或右的错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纠正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的错误认识，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才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把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归结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再次凸显了这一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才能把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区别开来，为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提供基本标尺。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抵制错误的社会思潮，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潮区别开来。新世纪以来，思想理论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私有化的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等。对于这些错误思潮，我们要坚决抵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9](P34)如果不对各种错误的、腐朽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进行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抵制，正确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就得不到弘扬，思想意识领域就会出现混乱。只有旗帜鲜明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自觉抵制错误思潮，才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要进一步加强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只有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在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时，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所需要学习的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10](P14)“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10](P12)只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好，才能为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提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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