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2-13
三、为中庸首章添几个承上接下的字
中庸首章骤然读之，好像从“天命之谓性”到“君子慎其独也”为一段；后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到“万物育焉”又为一段。二者在文气上若不相关联的样子。所以可能被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和前面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慎独工夫没有关系，而是“自在”的另一事。其实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能“中”，正是由于前段的修为已臻成熟的结果。所以我窃在上下文之间为其添上“夫然后”三字，这样全文就成为下面的样子：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原来对每个人来说，未发之中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现成的事物。它和道家的结圣胎，佛家的见佛性，基督教的“基督复活在你心中”相当。必须修学积善——向着性的本体回归，久而后达到。它不能凭空言得到。
譬如铁矿石虽有可以冶炼出钢的性质，但矿石并不是钢，它必须经过冶炼，火候既足而后成。佛道之清修苦炼固不必说。基督教虽说救恩是白白赐给的，但耶稣说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看见了，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的一切换这块地。”可见要尽一切的努力，才能取得这宝贝。
人是一种存在之物，尽管它是宇宙间存在之物的最高级者，但也远非至善。虽自天降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过恶仍然存在。《圣经》新约说：“人若不承认自己有罪便是说谎的。”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君子有终身之忧”，以孔子之圣，还在忧虑自己有大过。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吾忧也已”。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而隐微的心术是善恶发端之处。所以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学者修身，应在心术隐微之处用慎独的功夫。及其用功既久，心术尽正，“习与性成，圣贤同归”，这才有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既立，体备而用全，乃可言发而皆中节之和，以竟中和位育之全功。
我曾怀疑佛、道之因果报应之说。若从外面迹象追寻，则因果链复杂万端，难以究诘。但从前述的“中、和”论点观察，则很简单。人每生一恶念行一恶事，则其心便离“中”而偏走一分。积之不已，心便偏到极处。于是发用之时，也就失了“和”而乖谬到极处。虽无仇家怨主之追索，也会因“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逭”自我灭亡。反之若生一善念，行一善事，其功效就反转过来，终于积善而有余庆。
四、自周汉到宋明儒学的变迁
儒教的起源应从周公算起，周公制礼以经邦治国和处理人伦日用的一切事情。而孔子的无上贡献是他看到了至高的生命真理“仁”，并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贯通起来。于是儒教的基础完全奠定。仁深奥而难言，故孔子以可见的礼释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而礼以仁为灵魂，舍仁则礼便成为糟粕，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在春秋战国时代，能深喻孔子之旨的，大概只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数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孔子以前的状态。只以可见的礼乐文章为教，即使说到仁也只是某种行为而已。作为生命真理的仁又归于隐晦。汉初时鲁儒仍在习礼，大概也只是钟鼓玉帛之类周公的遗产。汉代儒者训古经书注重礼乐典章制度之类，而不及于性命之理。使儒学成为一些琐碎残缺的东西，不能满足高明一流人士的要求。所以魏晋清谈，隋唐佛老，儒学失去其领袖一切学术教化的地位。
唐朝韩文公愈是一位不出世的人物，他著《原道》完全以大学为本。当时人们还不特别重视孟子，他独指出“孟氏，醇乎醇者也。”他“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自此以后儒学才稍稍振起。但韩文公是因文见道的，并不专于论道。而且在那个众醉独醒的时代，也难望藉他一人之力就能使儒学大明。到了宋代程朱诸大儒出，儒学才大大振兴。朱子气魄大、志向坚、工夫勤、寿命长，其一生对儒学的贡献尤为不朽，令人钦敬不已。
自汉儒至宋儒，儒学由驳杂归于简约。自宋至明，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致疑于朱子“即物穷理”之说。认为这可能误导学者努力方向，而与身心性命无关。他提出“致良知”的宗旨，还说过“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的话，于是儒学简约到无可再约了。
五、王阳明先生的灼见和王门立教的缺点
王阳明先生天资极高，年才数岁就同塾师说起读书做圣贤的事。长大后历经游侠、词章、佛老的歧途，而后归于圣道。又经龙场的居夷处困，江西的功高得谤危疑震撼，而后学问益精益明，灼见良知为孔孟的传，自入手至于成圣，此为不二法门。
良知即性命本体之知，它自然知得恻隐、是非、羞恶、辞让，无人能欺得。举良知而致之于用，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以信，更无不合。所以良知本体即中，致知即和，尽致良知一语而中和之道全。
致良知在阳明先生本身，无疑是近乎尽善尽美的。他的及门高足亲炙光范，大多也是醇儒。但是三数传以后，渐渐变样，流于侠义、怪诞、空疏。入清以后，朱子之学更盛；另一部分学者，转而崇尚汉学；王学渐少传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良知的本体，即天命之性的本体，即未发之中。虽说“人莫不有是性”，但却是潜在的，并非人人现成具有。惟尧舜生知之资为能“性之”，虽汤武亦有待修为而“身之”。而在众人则朦胧晦塞，必须艰苦力学而后明，有时还要外在环境的困厄锤炼才能开启其天所命的真性。阳明先生自己也说过：“圣人之心如青天朗日；贤人之心如浮云天日；众人之心如阴狸天日。”以阴狸天日之心而叫他专事致良知，就可能以私意为良知而走入歧途。必须教他勉强学问，效法古圣先贤的前言往行。亲书卷，隆师友。久而后良知渐明，才能自作主宰。这时说致良知，就有头脑了。
朱子论性天之理虽不及阳明先生的晶莹精辟；然其以白鹿洞学规诲人，读书躬行，谨守绳墨，苟非下愚不移，皆有可入。中人以上则多能卓然成材。所以朱学久而不衰，历史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
阳明先生鉴于世俗学者，从事科举帖括之学一唯声利是逐。加以自己从佛道过来，所以言行之间，颇有薄书卷、轻世务的意思。晚年时弟子入见，往往焚香默坐，相对无语。此在高僧相传心印或可如是。而儒家仁民爱物其事无穷，自正心修身至治国平天下，皆在念中。孔子早年固然汲汲遑遑席不暇煖。晚年归鲁，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想必亦无停晷，恐未能如此闲暇。
阳明先生对秦始王焚书之事，并不完全否定。曾经设想除圣贤经史之外，把其他异端曲说，滛哇浪作之词一概焚毁。这种设想恐怕有违文化进步的规律。文化应该让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而由历史进行筛选。如前所言“黎民合而观之则智”。这种筛选是综合古今众人的智力进行的，往往能优者保存，劣者汰去。如是不断生新，不断汰劣，文化才能永远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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