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问题三、四合并之作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2-04
[摘 要]中国有大学没大师等文化科技落后现象的背后，是整个民族意识、国家政策和大学内部的多方面、多种问题的综合效应。中国要成为文明、科技大国，经济、技术强国，必须试图通过大学教育改造我们目前的民族意识。在大学里，实行政治、文化、科技“特区”政策；用政治自由，催生“百花齐放”；用爱，激活师生的奇思妙想；用爱容忍知识份子之不足等十“大爱”。才能有效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科技的繁荣。
[关键词] 国民意识 国家政策 高校世俗化 爱的真谛 大学之“大爱”
中国不缺大学，可没有“大师”，也没有培养出“大才”。
5000年历史、13亿人口大国，没一个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没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没一项被世界追赶的现代顶尖科技；社科院没有一名人文社科类院士。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得不对此有所思考。
是中国人笨？不是。是中国太穷？想想老子、孔子、祖冲之、李时珍生活的时代，觉得也不是。看来，是我们“13亿人自己”和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以及“大学自己”，三者有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中国才会不仅大，且强。
一、 13亿人自己的问题
一板子打13亿人，谁也没这个胆儿。但，这里是讲理，不是谁有没有胆和资格的问题。在此，就试着列举一二：
1、21世纪初的中国人，存在急功近利倾向。如：当官的，想快出政绩，早升官；老百姓，恨不得一晚上致富；农民上午种树，下午想乘凉；企业，总想着全世界60亿人，只消费自己的产品就好；大学的教师，恨不得一天发一篇论文，快评教授，早当博导；大学生，对将来能赚钱的课程，就认真学，对找工作有益的，什么“证”都考，一参加工作，就想着买车、买房；全体中国人，希望GDP快快增长，赶超日、美，成为世界头号大国。这样的急燥情绪、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充斥着整个社会，助长了投机取巧之风、急燥情绪的加剧。
在急功近利的潜意识下，梦想，没有市场；少数人为国家和单位的长远和本质利益的想法、建议，往往得不到重视，反而受到耻笑。一个没有“梦”的社会，进步只能是奢谈。这种气氛继续发展下去，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其后果十分可怕。
2、21世纪初的中国人，存在互不信任、冷漠处事现象。如：看见一个乞讨者，心里想：说不定是骗人的把戏，有可能是职业乞讨，我不会受你骗的。有人发生纠纷，心里想：别理他，你也不是包公，关你么事，说不定是流氓地痞狗咬狗哩。号召捐款，心里想：说不定我捐的款，被人贪污了；就是全捐了，你也帮不了哪么多穷人。说农民苦，他认为农民读书太少，该穷。说工人下岗，认为下岗的都是素质低的，素质高的不是都再就业了吗？看到别人被偷，“别管闲事，少惹祸”。遇上强盗……
这种缺同情心、没热血和正义感的冷漠心理意识虽不普遍，但它是作为经验传播的，有的甚至是父母对子女的忠告，而且有“多管闲事吃亏”的铁的身边事例为证。
3、21世纪初公职身份的中国人，存在“人格分裂”症。社会“失真”成为普遍认可的视而不见的事实。有人恶意夸张说“报纸上只有日期是真的”。许多大会报告，假话连篇，的确是事实，没有一句是报告人自已说的真话，自己也知道是在认真说假话，听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在认真听假话、记假话，回去还得认真传达假话，但私下里谁也不把假话当真。人们总结对付假话的办法是：“当面不抵，背后不理”。现在，假的成真的，真的反而成假的事例颇多。不是有官员感叹“清官难作”吗？说明贪官好作。公开一套，背地一套，人格分裂，甚至颠倒黑白都习以为常了。过去，对《官场现形记》说的事和“指鹿为马”不太相信的人，现在信了。
4、21世纪初的中国人，在政治上很盲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好，资本主坏等等。一系列原社会主流意识，受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行为和国际社会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宋楚俞来大陆，才知道台湾比我们富，使全民对共产政权的系统理论不得不产生怀疑。其悖论是：今天对，过去就错了；过去对，今天就不对。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儒、道、佛）丢了，共产党树起来的思想意识快倒了，心中没有个“纲”，“目”张不起来，政治生活十分盲然。尤其是理论上说不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道理上想不明白（不同时期的改革举措），使人很痛苦，尤其是有“革命”和计划体制经历的老同志。
一句话，21世纪初的中国人，“政治上是盲然的，人格上是分裂的，心理上是没互信的冷漠，行为上是急功近利的”。这样单独表述，具体到某一个人，的确偏颇，但整体感悟也不是没有根据。讲学术的严谨性，实证分析，却又缺少实证调查研究。对上述认识正确与否，也有盲然的因素。
二、 13亿人的国家组织的问题
国家是一定地、海域空间上的人、财物和文化的集合。国家组织是引领、协调、服务国家的公共管理系统。在“阶级压迫的产物”与“契约的产物”两种“国家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国家组织，地球上有近200个。中国是其中历史最久的大国，但从1840——1978年的138年里，都是在反侵略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渡过，近27年，才过上有人性秩序的正常生活。中国现在的国家组织是“一党专政多党合作下的宪政制”，它既有与2000多年的封建史相适应的一面，又有近现代历史发展必然的一面。但新中国近60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协调性，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日显突出。
其一，领导体制问题。国家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实际工作、专业工作，仍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不利于党的机体健康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党的理论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方向与方针的把握。而实际在经济建设中，任何公有制单位，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当起来，事无巨细，一管到底。这恐怕不符合党的初衷，和平建设时期，党在专业工作中的领导，若相对收缩，站在监督岗位上，既能超然脱俗，又能把握大的方向与方针，不致失控，还有利于自身机体健康，更不用承担许多无名的责任，造成没必要的毁誉。
新时期党的领导的实现，再不是战争年代意义上的领导，一竿子到底；而是要变“单核心”为“多中心”，根据人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各管一个方面。党专心致致地，把握好大政方针政策，监督、控制事业的发展方向，教育好党员，引领大众富强中国，永葆党的青春与活力也就在其中了。
其二，决策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集权制人口大国，但集权不等于专制，民主体制下不等于没有集权。集权与分权是国家权力驾构，民主与专制是决策方法。
“民主”与“专制”两种决策方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二者都有其好的方面与不足之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其坏处尽显，其实民主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当集权不变时，决策方法选择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决策的正确性；当分权不变时，决策方法选择专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决策的正确性。美国，就是民主体制下专制决策机制，它主要体现在国家行政和司法两个层面。我国若釆取集权体制下，在国家最高层和基层实行民主决策，其制度优势并不比美国的差。当然，民主也不仅仅是“全民选总统”， 全民选总统是政治决策民主化，这里是指国家高层决策民主和基层事务决策民主化。
其三，教育观念问题。不仅仅是学生需要教育，全体国民都需要教育；教育不是灌输，是讲正确的道理和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是引导与诱导的过程。
“现代社会的人，都是教育出来的”。不然就没有“教育大众化”这个词。“对成人国民”也需要教育，不然就没有“终生教育”这个词。只是两者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学生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成人教育主要靠社会教育，它体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制度、政府行为、社会组织行为、民众行为以及社会道德观等方面。
教育不仅仅是文化、技术与能力教育，重要的是道德、品质、修养教育，把文化技能教育与“君子”、“绅士”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与“文革”时的“又红又专”是一个道理，只是“红”的质不完全相同、内容更丰富而已。这样的“又红又专”之才，必然有利于人的品质提高，社会风气的好转，国力的增强。同时，必须明确，政治教育不可或缺,但不能过份强调其重要性，占用学生大量课时，也不可实行单一性政治观教育，政治观只是个人思想品质的一个方面，人类现有的政治观都应介绍，加之必要的引导与诱导，由学生自已选择。
其四，信息管理问题。信息是资源，除有害信息外，其传播的自由度、成本的高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非常大。对没有必要的管理应取消，该限制的有害信息(如黄色)应管死。
在现代通信发达、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公开对信息的垄断（严格控制），是做蠢事。一个开明的政府也没有必要垄断信息，以免授人以柄。在WTO框架下，媒体是产业，你的CCTV4出了国，人家的CNN、BBC、半岛台也会要求进来，期刊，第一个要求进来的可能就是《花花公子》。
[关键词] 国民意识 国家政策 高校世俗化 爱的真谛 大学之“大爱”
中国不缺大学，可没有“大师”，也没有培养出“大才”。
5000年历史、13亿人口大国，没一个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没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没一项被世界追赶的现代顶尖科技；社科院没有一名人文社科类院士。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得不对此有所思考。
是中国人笨？不是。是中国太穷？想想老子、孔子、祖冲之、李时珍生活的时代，觉得也不是。看来，是我们“13亿人自己”和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以及“大学自己”，三者有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中国才会不仅大，且强。
一、 13亿人自己的问题
一板子打13亿人，谁也没这个胆儿。但，这里是讲理，不是谁有没有胆和资格的问题。在此，就试着列举一二：
1、21世纪初的中国人，存在急功近利倾向。如：当官的，想快出政绩，早升官；老百姓，恨不得一晚上致富；农民上午种树，下午想乘凉；企业，总想着全世界60亿人，只消费自己的产品就好；大学的教师，恨不得一天发一篇论文，快评教授，早当博导；大学生，对将来能赚钱的课程，就认真学，对找工作有益的，什么“证”都考，一参加工作，就想着买车、买房；全体中国人，希望GDP快快增长，赶超日、美，成为世界头号大国。这样的急燥情绪、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充斥着整个社会，助长了投机取巧之风、急燥情绪的加剧。
在急功近利的潜意识下，梦想，没有市场；少数人为国家和单位的长远和本质利益的想法、建议，往往得不到重视，反而受到耻笑。一个没有“梦”的社会，进步只能是奢谈。这种气氛继续发展下去，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其后果十分可怕。
2、21世纪初的中国人，存在互不信任、冷漠处事现象。如：看见一个乞讨者，心里想：说不定是骗人的把戏，有可能是职业乞讨，我不会受你骗的。有人发生纠纷，心里想：别理他，你也不是包公，关你么事，说不定是流氓地痞狗咬狗哩。号召捐款，心里想：说不定我捐的款，被人贪污了；就是全捐了，你也帮不了哪么多穷人。说农民苦，他认为农民读书太少，该穷。说工人下岗，认为下岗的都是素质低的，素质高的不是都再就业了吗？看到别人被偷，“别管闲事，少惹祸”。遇上强盗……
这种缺同情心、没热血和正义感的冷漠心理意识虽不普遍，但它是作为经验传播的，有的甚至是父母对子女的忠告，而且有“多管闲事吃亏”的铁的身边事例为证。
3、21世纪初公职身份的中国人，存在“人格分裂”症。社会“失真”成为普遍认可的视而不见的事实。有人恶意夸张说“报纸上只有日期是真的”。许多大会报告，假话连篇，的确是事实，没有一句是报告人自已说的真话，自己也知道是在认真说假话，听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在认真听假话、记假话，回去还得认真传达假话，但私下里谁也不把假话当真。人们总结对付假话的办法是：“当面不抵，背后不理”。现在，假的成真的，真的反而成假的事例颇多。不是有官员感叹“清官难作”吗？说明贪官好作。公开一套，背地一套，人格分裂，甚至颠倒黑白都习以为常了。过去，对《官场现形记》说的事和“指鹿为马”不太相信的人，现在信了。
4、21世纪初的中国人，在政治上很盲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好，资本主坏等等。一系列原社会主流意识，受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行为和国际社会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宋楚俞来大陆，才知道台湾比我们富，使全民对共产政权的系统理论不得不产生怀疑。其悖论是：今天对，过去就错了；过去对，今天就不对。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儒、道、佛）丢了，共产党树起来的思想意识快倒了，心中没有个“纲”，“目”张不起来，政治生活十分盲然。尤其是理论上说不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道理上想不明白（不同时期的改革举措），使人很痛苦，尤其是有“革命”和计划体制经历的老同志。
一句话，21世纪初的中国人，“政治上是盲然的，人格上是分裂的，心理上是没互信的冷漠，行为上是急功近利的”。这样单独表述，具体到某一个人，的确偏颇，但整体感悟也不是没有根据。讲学术的严谨性，实证分析，却又缺少实证调查研究。对上述认识正确与否，也有盲然的因素。
二、 13亿人的国家组织的问题
国家是一定地、海域空间上的人、财物和文化的集合。国家组织是引领、协调、服务国家的公共管理系统。在“阶级压迫的产物”与“契约的产物”两种“国家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国家组织，地球上有近200个。中国是其中历史最久的大国，但从1840——1978年的138年里，都是在反侵略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渡过，近27年，才过上有人性秩序的正常生活。中国现在的国家组织是“一党专政多党合作下的宪政制”，它既有与2000多年的封建史相适应的一面，又有近现代历史发展必然的一面。但新中国近60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协调性，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日显突出。
其一，领导体制问题。国家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实际工作、专业工作，仍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不利于党的机体健康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党的理论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方向与方针的把握。而实际在经济建设中，任何公有制单位，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当起来，事无巨细，一管到底。这恐怕不符合党的初衷，和平建设时期，党在专业工作中的领导，若相对收缩，站在监督岗位上，既能超然脱俗，又能把握大的方向与方针，不致失控，还有利于自身机体健康，更不用承担许多无名的责任，造成没必要的毁誉。
新时期党的领导的实现，再不是战争年代意义上的领导，一竿子到底；而是要变“单核心”为“多中心”，根据人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各管一个方面。党专心致致地，把握好大政方针政策，监督、控制事业的发展方向，教育好党员，引领大众富强中国，永葆党的青春与活力也就在其中了。
其二，决策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集权制人口大国，但集权不等于专制，民主体制下不等于没有集权。集权与分权是国家权力驾构，民主与专制是决策方法。
“民主”与“专制”两种决策方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二者都有其好的方面与不足之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其坏处尽显，其实民主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当集权不变时，决策方法选择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决策的正确性；当分权不变时，决策方法选择专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决策的正确性。美国，就是民主体制下专制决策机制，它主要体现在国家行政和司法两个层面。我国若釆取集权体制下，在国家最高层和基层实行民主决策，其制度优势并不比美国的差。当然，民主也不仅仅是“全民选总统”， 全民选总统是政治决策民主化，这里是指国家高层决策民主和基层事务决策民主化。
其三，教育观念问题。不仅仅是学生需要教育，全体国民都需要教育；教育不是灌输，是讲正确的道理和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是引导与诱导的过程。
“现代社会的人，都是教育出来的”。不然就没有“教育大众化”这个词。“对成人国民”也需要教育，不然就没有“终生教育”这个词。只是两者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学生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成人教育主要靠社会教育，它体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制度、政府行为、社会组织行为、民众行为以及社会道德观等方面。
教育不仅仅是文化、技术与能力教育，重要的是道德、品质、修养教育，把文化技能教育与“君子”、“绅士”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与“文革”时的“又红又专”是一个道理，只是“红”的质不完全相同、内容更丰富而已。这样的“又红又专”之才，必然有利于人的品质提高，社会风气的好转，国力的增强。同时，必须明确，政治教育不可或缺,但不能过份强调其重要性，占用学生大量课时，也不可实行单一性政治观教育，政治观只是个人思想品质的一个方面，人类现有的政治观都应介绍，加之必要的引导与诱导，由学生自已选择。
其四，信息管理问题。信息是资源，除有害信息外，其传播的自由度、成本的高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非常大。对没有必要的管理应取消，该限制的有害信息(如黄色)应管死。
在现代通信发达、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公开对信息的垄断（严格控制），是做蠢事。一个开明的政府也没有必要垄断信息，以免授人以柄。在WTO框架下，媒体是产业，你的CCTV4出了国，人家的CNN、BBC、半岛台也会要求进来，期刊，第一个要求进来的可能就是《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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