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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问题三、四合并之作

作者:柴福洪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2-04

三、世俗化,是大学当前最大的问题
大学,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力,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力量之源,是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组织之一,它虽不是物质生产者,但是核心信息生产单位;它虽不生产人,但生产人的文化素养、人的道德品质、人的技术、人的能力、人的创造力、国家竞争力;它虽大量消耗财富,但它大量生产创造文化、创造“君子”、创造技能、创造财富、管理财富、管理社会的人。
现代大学,不过近400年的历史,中国现代大学史不足一个半世纪。中国用1/4世纪的时间,由不足3%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到近20%的比例,是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实现的,与发达国家大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匹配性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产品质量”不高,“高端产品”不高端,尤其是,培养的人才缺乏创造力。然而,出国留学的大学生,却不乏创造力强的人才。美国1800名高端人才中,有500名是华裔科学家[1],他们并不比国内科学家智商高,但他们的创新能力为什么高出哪么多?其原因何在?
根本问题是,我国的大学与世俗社会没有“隔离带”,已完全世俗化了,并融入社会的全部阴霾。如上述“急功近利”的行为,“缺互信的冷漠”心理,已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政治盲然”,“人格分裂”现象,在大学里尤其突出。“领导体制”,从“六、四”后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决策体制”与行政系统一样,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职评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只是摆设;“教育观念”,建国50多年,仅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就改了四次,高教观念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和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怎样办大学、管大学像是没个“普儿”一样;“信息管理”方面,不说社会管理问题,就是今天的高校,中国的大学生看不到报纸、电视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大事,学生惟一获取信息的途径是互联网,校内上网有偿、有限制,学生只好到学校周边商业网吧上网,一上就几小时,寝室回不了,就一晚不归,成为目前高校的难题之一)。    
然而,目前高校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大多数问题都是这八个方面的衍生品。如名教授剽窃别人作品[2]等丑恶事例,学生考试作弊等,与急功近利心理有关;学生“自杀”和“杀人”[3]个别事例和大学生有心理疾病比例较高[4]等,透视出与冷漠心理和人格分裂相关等等。而中国高校,还有一个特有现象,“人品教育”整体上处于放任状态,政治教育却抓得紧而又紧,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人格分裂。这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品质的提高。
大学,应是高尚、文雅之所,培养“正人君子”、“绅士”、“爵位”之地,民族优异特性传承主体,不应有世俗之气。即使个别人,有国民劣性之表现,应受到鄙视。不同的社会主体有不同的追求,政府追求公平与效率,大学追求知识与创造;企业追求效益与高质量的产品,大学应追求效果与高品质的人才。
中国人,党和政府,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对“中国大学人的思想意识是否需要改造”,“对大学生的‘思品教育’方法和内容是否需要改革”,对这两个问题深入思考,很有必要。若长此下去,中国将不是中国了,也很难成为强国。

四、对人的教育,必以爱为主体
人是爱之结晶;其出生之后,有爱,才能长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追求爱的人最幸福;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充满爱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
爱,有三种:一是本爱,即人类出于本能之爱。如男女之间的爱,父母对子女之爱。
二是人爱,即人类本爱的延伸,它是人类特有的“不定他爱”。这种他爱,有“社会之爱”,“人道之爱”。“爱他”比“本爱”的稳定性差。不同思想品质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教养的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人,对事物不同预期的人,其表现的程度不同,有的甚至相反。如社会之爱有师生之爱,战友之谊,同学之情等;人道之爱有对弱者的施舍与帮助,对客观条件急剧变坏的同情;对下级的关心,对上级的体量,对同级的礼让,对逝者的怀念等。
三是大爱,即超越本爱和人爱的爱。这种爱,是纯理性的爱,它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包括三个层面,爱人类,爱国家,爱团队(包括集体和事业)。质的方面包括整体与长远两个层面。为了大爱,有时不得不放弃本爱和人爱;为了大爱,有时不得不放弃眼前的爱,而追求长远之爱;放弃局部的爱,去追求更大群体之爱。如“三过家门而不入”;“忠孝不能两全”;为达崇高目标而放弃生命等,都是爱国家之大爱。为减缓地球环境恶化的“京都议定书”[5];为人类弱者的发展与进步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6];为人的尊严而签署“人权公约”[7]等,都是从质的方面爱人类的大爱。老子、孔子、耶稣、释加牟尼、默罕默德、卢梭等,都是有大爱之心(其著作中有大量爱人类的内容)的圣人。
一般的规律是,任何人都具有前两种爱的本能,大爱却是社会赋予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有的甚至是受某种压力或外界影响而实现的。由于人爱的非稳定性和大爱的外部性特征,对人类群居有意义的——人爱中的“人道之爱”和“大爱”,需要社会引导与强化。一般情况下,经过高等教育,受过大爱影响的人,大爱成份就多一些,而这类人群的人爱中的“人道之爱” 因素相对增加,“社会之爱”因素却相对少一些。
爱,还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溺爱与性爱,尊敬与崇拜,向往与追求。溺爱,是没有理智的爱,不应提倡;性爱也有非理性因素,它是人类两性之间矛盾的消失与激化的根源。尊敬与崇拜,一般是自我社会认知之爱,它与人的知识素养和偏好联系紧密,社会人群尊敬与崇拜对象的类别不同,体现一定社会的精神状态。向往与追求,是为实现自己的认知预期或所在组织赋予的某种境界、社会状态、某种社会和自然条件等目标,锲而不舍的情形。前一种爱的形式是与生俱来的,后两种爱的形式,也需要引导和教育。
人类社会积极的方面,一般都是爱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即使是积极的事物,如果没有爱,积极的也变成消极的了;如果有了爱,消极的也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东西。这都因为社会人这种高智能、情感化的生物的原故。从家庭看,若家庭的爱是完整、健康的,孩子一般都很健康;心理不键康的孩子,一般都可从家庭的爱中找到答案。从单位看,只要职工对单位没有爱,这个单位也就差不多了。国家也一样,清朝末期,因民众对其没有爱,武昌起义一闹,他就完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抗战前共产党是“消极面”,斗争中他们所拥有爱的质和量发生变化,爱的弱势方必然失败,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统一与分裂之争,最终还由爱来决定。
教育,是人的再生产。爱,对人的影响力是无穷的,具有神奇的作用。大凡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创造,其背后必然有爱的催生。从事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是社会精英,是民众中的人才,没有爱,育不出“健康”之才;没有大爱,催生不出“大才”。没有大爱,大学就不可能成长为世界级的大学;没有大爱,就不可能创造被世界追赶的现代顶尖科技;没有大爱,也不可能有世界承认的人文社科类院士;没有大爱,就不可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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