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问题三、四合并之作

五、大学，需要十“大爱”
这里，之所以不用“体制”、“规则”来描述大学的改革，是因为，体制和规则都是管人的工具。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下，如是没有爱的体制和规则变更，只会把人管得更死。在大学里，不是要研究如何把人管得规规举举，而是要研究如何把人“爱活”。让师生放下一切顾虑和包袱，去追求知识，产生奇思妙想；去追索真理，锲而不舍；去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奥秘。用爱的神奇力量去催生破译无穷世界的力量。
人类社会第一是家庭需要爱——人的生产；第二就是学校需要爱——人的再生产；大学更需要爱，而且是大爱——人的创造力生产。我们的大学只注意生产有用（而且强调是特定社会的）的人，而放弃了生产有创造力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
下面，简要列举高校在现有条件下的十“大爱”之需。
1、需要政府对高校实行“特区”、“特保”。
“特区”，是指仿效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模式，在国家大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把高校作为政治、文化、科技特区管理。其理论根据是高校本身就是一个“亚社会”，有其本来就不同于社会的运行规律和特点，为防止其与大社会的管理相冲突，大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对高校运作的干扰，对其在政治、文化、科技方面不同于大社会的管理模式，给予大学较大的政治自由度和文化选择的自主权，以利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繁荣。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限制在“分钱”和高教宏观政策制定、指导性发展规划上，评估和评价工作，交由社会第三部门运作。高校招生，仍由教育部统考，全国一套试题，统一公布考试分数和高中平时成绩。学校可招多少、招什么学生，由学生和学校统一在网上确定，所有高校招生结果在网上公之于众。当然，并不排除国家对少数民族和特殊学生的照顾。
“特保”，是指经济资助方面的特殊保障。公办高校收费全额上交，“铜臭”是高校世俗化根源之一。政府划定最低生活保障、教学投入、公用经费、科研经费、发展资助，五大额度预算，分项、分校列入人大审议的预算草案。保证高校政府资助比例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整个教育投入不低于GDP的5%，甚至更高的比例。
2、高校党委需要变“管家婆”为“慈母”。
党，是政治组织，有其特殊的理念和运作机制，在高校里，不宜长期作为学校“管家婆”式的事实上的单一管理主体。党，又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高校新的发展时期，最好的办法是转变身份，变“管家婆”为“慈母”，不当“王熙凤”，做“贾母”。为保证中国高校出健康人才、创造型人才而“施爱”，“创造爱”，“孟母之爱”。
3、高校干部管理体制，需要实行能力本位选举制。
目前，高校的干部快退化成有学历的某些社会上官员一样，对学术和学问已不感兴趣了，工作性质和体制，决定其只关心上级的好恶，人事关系的协调，这是引入社会不良风气的主通道之一。他们，对学术和学问即使有所表现，也是为了评职称、在教师面前做样子，把当官当“奖赏”的人，骨子里瞧不起做学问的人。因此，高校的校长和管理干部，要变任命制、“听话本位制”，为以能力为核心，实行校内民主选举。
4、教授应实行终身制与高薪制。
事业单位改革，实行聘任制，这是对的，但接下来，应该对事业单位体现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实行终身聘任制。这一点，在高校十分重要。教师，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与全社会知识份子比，也是精英人才，但待遇比公务员还低。这是中国知识不值钱、知识份子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若给高校增加拨款，很大一部分应该用于提高教师待遇，不说比公务员工资水平高几倍，最少也要高50%以上，这一部分人的高薪，对社会的刺激作用的正效应远远大于其负效应，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是有益的。
5、高校需要“政治自由，科研无禁区，课堂有纪律”。
中国目前，不具备实行大民主制度条件，但在高校这样一个特殊亚社会里，针对中国的特殊环境，有必要以开放高校的政治自由（有隔离措施的）为契机，开启学生的心智，激发师生的创造力。在开始时，提出一个口号：“在高校范围内，只要你说得有理，骂共产党都行”。这样的口号，对我们党不一定是坏事，它有利于人的思想解放，有利于落实“科研无禁区”。当然，深层次问题仅限于科研，在课堂上还应有明确的纪律限制。
6、需要建立科研内容自由，著作、论文发表自由与无成本机制。
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过一千亿元。OECD认为，中国的科技投入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去年，胡锦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先后到中科院参观并发表讲话。这种情况用该院院长路甬祥的话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8]。
中国科研无长进，与长期缺钱有关系，是事实，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大科研看，钱与自由比起来，科研自由比钱更重要。科研自由除政治自由外，还有管理问题、发表自由问题、发表成本问题。
我国科研项目长期实行计划管理，事前要申报、事中要报告、事后有结题、还有评审评奖，一切都要满足管理者的需要，科研的水平和创造性要求反而不多，纯粹形式上的要求却不少。国家重大课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而相对大众化的科研项目，没必要计划管理，给研究者以充分自由，需要资助的才申请。
发表自由和成本问题是当前科研人员最大的现实困难，是否可以在教育部和科技部建立一个官方网站，向特定人群免费开放，自由发表论文（涉密的作特殊处理），所有期刊、出版社，都可在此网站选取文章，支付稿费，不收取版面费、书号费。　
7、需要促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
一篇论文是否有价值，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结论。目前，两所“超级高校”——北大与清华，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代表中国的最高学术权威，这也是客观的，但也有打压“外省”（北京人对非北京地区的称谓）人的现象存在，中央部委在学术上也存在这种现象。中国在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没有“百花齐放”就没有文化、科学的繁荣，有“百花齐放”就有“鲜花”又有“毒草”，充许毒草的存在，是为了鲜花的出现。如何发现鲜花、识别毒草是我们的重点，对毒草没必要追究种植者的责任，铲除就是，对鲜花则要施肥、浇水。这才是中国目前繁荣科学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起点。
8、改“两课”教学为“君子”、“绅士”教育。
“两课”是中国特有现象，从50多年的实践看，在市场机制下，整体上的效果是失败的。这一评价是违犯社会“官流”意识的，与中央[2004]16号文件精神也不完全一致，但我更坚信自已的眼睛、耳朵和大脑。人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血肉之躯，其品质是多项因素影响的结果，仅强化其政治意识，不足以构建完整的人格。如讲卫生、爱环境，讲品味、爱高雅，讲礼貌、爱仁义，讲诚信、爱名誉等等，的确是当代中国人所缺的东西，而马、恩、列、斯、毛著作和“邓、三论”里是找不到这些“小道理”的。不要试图把新中国的年轻人个个培养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人物，这样的教育，其实与“科举教育”模式没什么两样，若把年轻人个个培养成“君子”或“绅士”，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还有利于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高层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文功底深厚，品格高尚的伟人，马列主义都是后来接受的，而今天许多倒下的高干，除信仰问题外，不是缺“马列”，更多的是缺乏做人的、安身立命的基本常识性的东西。
9、大学之“大爱”，要容忍不能“容忍”之人。
“大才”和有创新能力的人，其行为往往有非正常性。主要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这些人的大脑某一领域特发达，而别的领域发育可能特落后；有的人，甚至是目空一切的“狂人”（如陶艺家邢良坤就是这样[9]）；他们的想法，往往没办法与别人交流，说出来怕人不理解，怕被人说成精神病，人们常说，疯子与天才只是一线之差，长期处于这一状态，真有犯精神分裂的可能，这在世界上并不鲜见。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6月11日报道，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艾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syndrome，一种影响人们社会关系但对人的智力没有影响的精神疾病）研究专家的迈克尔·费茨杰拉德教授对历史上一些最具想象力的艺术家进行了精神病学分析之后，他提出，在“疯狂”与“伟大”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的人能够拥有超常的艺术创造力和高超的数学天赋。费茨杰拉德教授通过分析认为，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等音乐家，作家和哲学家都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而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工程学天才也被认为是这种病症的受害者。费茨杰拉德说，导致这种病症的某些遗传因子同样也是他们非凡的创造性才智的来源[10]。 
在高校里，一方面，教师没有社会上的人群尊敬领导（人道之爱相对较强，社会之爱相对较弱），他只知道凭本领吃饭，不考虑人事关系的协调，这可能就是当代知识份子的悲剧所在；另一方面，特殊人才的许多行为又让人不可思议。一般的知识份子，也有这种现象，讲课、做事、做学问，头头是道，成熟明理；处理人事关系，却很幼稚、执拗，还不时使点小性子。这在高校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对待高校教师，只能用爱，容忍常人看起来的“不正常”，是高校领导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只可能重视“平常人”，排挤身边人才的行为自然就在其中了。
改革开放20多年，“孔雀东南飞”的原因之一，就有人才受排挤的因素，完全归类为待遇，也不是实事求是，只是有人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罢了。高校没有大爱，不仅培养不出大才，甚至留不住人才。
10、对大学生，要有“孟母之爱”。
大学生在大学学习，不仅仅在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里才是学习，其大学生活本身就是人生之习，大学期间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型成之时。大学学习的自主性、自由性、独立性、学生群体相互影响力增强，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熏淘我们的当代大学生，是一件十分具体、复杂、繁琐的系统工程。涉及大学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尤其是教师的教学和行为，学生相互之间，以及大学周边地区的人群，都对大学生构成环境要素。没有“孟母之爱”，要想培养出当代的“君子”与“绅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涉及到学校周边地区，其难度更大。
现在的大学生已不是过去的大学生了，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的“皇帝”的毛病本来就不少，加上网络等有害信息和情感问题、社会风气等干扰，教育的担子更重了，难度更大了，心要更诚、更软、更细，工作要更具体、更及时。我们必须用“母爱”之心去感化、用“孟母”之道去培育、用“君、绅”之礼去要求，用精湛的专业知识去感育他们。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要用现代观念去分析、找原因，因势利导，不要以“新新人类”等名词去形容、挖苦他们。“孟母之爱”要求该放开的，要“教”（如情感问题）；整体要求从严，要“告”（编写大学生行为规范等）；具体从宽，要“罚”（除特殊事例外，不应开除学生）；正面引导，要“赏”。尤其是贫困生、“毛病”多的学生、心理不健康的学生，要重点关心、重点培育。
只要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当代高校人应该有这份真诚与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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