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国际供给：大学需要《服务贸易总协定》吗？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02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由两种方式推动，一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方式，二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方式。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几近相同，但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立场和做法却相去甚远。
世贸组织成员国通过签署《服务贸易总协定》，同意在21世纪初就服务贸易自由化展开谈判。货物贸易的规则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就好像货物是否等同于贸易？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如教育）的价值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确定？服务市场是否比货物市场更加受供给所驱使，……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该组织以监督和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为主要任务，同时，中国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员，该组织创办于二战之后，以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世界和平为己任。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机构，这两个组织都鼓励世界上200个国家开展相互合作，而不是互相争斗。然而，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几近相同的成员国组成，涵盖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但是它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国际合作方式却不尽相同，反映出它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在处理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时，亦是如此。这种情况，实际上会在各成员国引发决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两个组织所倡导的不同的政治选择不总是那么容易调和。
国际化进程
当前的国际化进程主要受两种文化驱使，一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谓的“条约”(conventions)，另一种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谓的“协定”(agreements)。
"conven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和venire，意思分别为“一起”和“来”。也就是说，“条约”是人们聚会的结果。实际上，该词的一个意思是一群抱着相同目的的人聚会，如民主党的集会。另一个后续的意思与达成最小公约数有关，以使这群人的聚会合理化。因此，“条约”也指为了相同的目的聚在一起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一份文本。这种表达共同的聚会意愿和未来目标的书面条约，通常会列出一份行动计划，以促进团体的疑聚力，并使这一群体的人们再次聚会有共同的依据。如果聚会者是国家的政府部门，那么条约也就成了国际化的手段、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达成的共识和行动的基础。条约的参与者通常通过双边接触达成一致。
从根本上说，条约反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通过个人行为的调整来支持团体共同的目标。因此，国际化进程中的任何新进展都需要凝聚进一步的共识，如新一轮谈判，需要参与国确信进一步密切合作，即达成更大公约数会带来好处。因而，每一项新的妥协都会成为特别的决定，而且在寻求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政府自然会对以前的安排重新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条约”文化是基于个体的选择和特别决定的结合，当参与讨论的人数很多时，就会使整个过程变得相对不稳定，非常复杂、困难和缓慢。
经过多年的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提出了一项有关欧洲学位相互认可的条约，即199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Convention)，至今已有27个国家加入。它试图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教育和培训相互认可制度，而不是以往的那种基于课程和学分的相互认可制度，因为后者并没有促进各国与各大学之间学生、毕业生和学术人员的流动。目前，该条约也对欧洲地区以外希望从这种制度中受益并使自己融入这个学术圈的国家开放。去年4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一次会议对该条约的成果进行了评估，并建议扩大参与国的范围，以支持所谓的“博罗尼亚进程”(Bologna prccess)，即到2010年，欧洲内部将形成一个覆盖35个国家的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
另一种文化，实际上也是“条约”文化的一个特殊例子，与“协定”一词有关，法语叫"accord"，来源于拉丁语"ad"和"cordia"，即“到心里”，或表示“同样的心”。一项协定表达了感受和愿望的一致。协定比集会更深入。实际上，为取得统一，参与者不仅要加入文件体系，而且要把这些文件合并为一个共同的体系，以明确他们合作的条件和规范。他们必须要走出隐含着妥协(com-promise)的那种承诺(promise)模式，必须要做出“让步”(con-cessions)，一种为追求共同发展而放弃自身一部分愿望的过程。一项协定不允许真正改变想法，实际上，退出合作框架体系的余地也很少。这就要求参与者开放性地接受未来可能是不可预见的安排。因此，一项协定就是对不可预见的安排的一种承诺，至少在共同接受的框架内。它不需要如条约一样就进一步密切合作不断进行新的谈判。在某种程度上，协定比条约更体现“自上而下”的特点，因为它可以自动延伸到其它共同的领域。因此，协定的执行比条约更简单、更容易、更快速。为什么？因为它比条约需要更多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心，而条约则更多的是走一步算一步。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提出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降低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的范围扩大至货物贸易以外的领域，而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肯尼迪回合至目前的千禧年回合，谈判主要围绕货物贸易领域展开。《服务贸易总协定》特别涉及到金融服务（如银行和保险）、旅游和运输业、健康和教育这些各国共同感兴趣的领域。1995年的协定提出了签约国政府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原则，它适用于所有正在讨论的服务业。例如，“国民待遇”(nstional treatment)条款规定，所有外国服务应与本国服务享受同等待遇；“最惠国待遇”(MFN)条款规定，对一国做出的减让应自动适用于其他所有成员国。这些原则构成了解除服务贸易管制的“框架条件”；一旦被接受，它们就成为商业国际化的“规范”——也包括教育。
今年6月，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政府应邀划定他们准备解除管制的服务贸易领域，也就是他们愿意以本国服务供应商同样的条件向外国服务供应商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各成员国的所有提议目前正在日内瓦整理，为减让谈判做准备，一旦达成协议，将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国。整个过程预计将在2005年结束。就教育而言，已有31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表示愿意在教育和培训方面降低贸易壁垒，其中有四个成员国明确提到了高等教育，它们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尽管他们的立场相距甚远。
信任和价值——国际化的潜在信条
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化进程。
19世纪中期，以“民族国家联盟”著称的欧洲国家正经历着同样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以使用钢铁、煤和蒸汽发展海运和铁路为特征，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开始，并在随后的30年中扩展到整个欧洲，在转向20世纪时又扩展到整个世界。作为一群长期习惯于争斗的民族国家，欧洲各国此时意识到，他们需要某种机制来协调他们共同的经济命运，而不是坚持自己独特的政治认同。19世纪60年代在法国的领导和英国的支持下，欧洲出台了“最惠国待遇”条款，以加强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这项政策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信任各国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坚信本国能够从竞争中获益。它们相信开放的未来，并愿意为未知的因素承担风险。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有足够信心去追求潜在的财富，即使这样做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传统。随着黄金成为货物交换和贸易评估的标准，这种信任转化成为价值。“最惠国待遇”和黄金标准被所有国家所接受，促进了欧洲市场对外国竞争者开放，并迅速引发了从食品到工业品的生产重组，从而改变了19世纪后半叶世界的面貌。然而，当一些群体和国家因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而失去有利的地位和作用时，并不总是无动于衷。为了弥补这种损失，一些国家鼓励殖民地的公司只对特定合作者开展贸易，如法国和印度支那、英国和印度，更别说俄国的远东殖民地和美国的西部殖民地了。这也导致了民族主义者抛出认同问题，尤其在德国、意大利这类新兴的国家。从长远的角度看，反对自由贸易的这些偏激反应加剧了政治和军事的对抗，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们扼杀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全球变革和交流。然而，对于那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主义者而言，这50年的自由贸易留下的是“黄金时代”的回忆，在这个时代，人员、资本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跨越边境不需要护照或签证，而黄金成为世界贸易和商品交换的标准。
自1918年起，20世纪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重建“黄金时代”的历史。在政治上，为杜绝战争，欧洲国家联盟的范围通过“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而扩大到整个世界，并在日内瓦设立了秘书处。然而，由于美国国会拒绝跟从该组织的发起人威尔逊总统，这种国际化的努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经济上，黄金又恢复成为贸易的标准。但是由于黄金价格标得太高，尤其是对英镑，在经济重建时期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各个国家试图控制自身的经济命运。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以后，人们重新开始稳定世界的尝试，特别是成立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组织及下属的许多专门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而，超级大国不愿在战后委托一个国际组织监控和促进贸易的发展，信任他人和信任未来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他们希望制定一份关税条约。这样，在多轮谈判的基础上，签署和批准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减少国际贸易的障碍，特别是那些保护本国货物和产品供应商的国家法规。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在关贸总协定成功地成为各国谈判论坛的鼓舞下，世界贸易组织才得以最终成立。
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由于参与国数量和立场分歧方面的原因，联合国机构提出的全球化战略过于缓慢和麻烦。欧洲在50年内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表明，如果这些地区想从废墟中崛起，需要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在西欧，人们提出了几种彻底消除仇恨和不信任的方法，如在政治方面，帮助各国的决策者聚集在一起制定共同的规则、项目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理事会应运而生，其代表大会最初有来自20个国家的议员参加，目前已增加到42个国家。经济联系也被视为增强国际信任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因此，在50年代早期，曾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心的六个国家，即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可能支撑战争的许多行业，尤其是钢铁和煤炭业，成立了统一的多国合作联合体。“欧洲钢铁和煤炭联合体”代表了一颗互信的种子，导致1957年根据《罗马条约》成立了欧洲共同市场，使欧洲的自由贸易从钢铁和煤炭延伸到其它所有货物和产品。其结果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在该地区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就像19世纪那样，不仅物品得到了流动，资金、更重要的是人员也得到了流动。欧元的问世并在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完成了前一世纪单一货币的梦想。目前，已有12个国家采用欧元作为它们共同的货币，至少还有3个国家仍在犹豫是否放弃本国货币，它们是英国、丹麦和瑞典。这又是信任的问题！然而，拥有4亿人口的共同市场，即目前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在50年里已经从一个灾难性的地区变成了吸引邻国的聚宝盆。欧洲联盟是当前世界贸易的主要力量，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为单一实体与其它成员国进行谈判。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追求同样的反对民族主义、崇尚自由化之梦，但它们的一体化层次较低，如南美的《梅考苏公约》(Mercosur Pact)和《安迪安公约》(Andean Pact)，以及北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基于一系列任何条约或协定未曾提及的假设，我把它们称作“信任的建立”。在我所提到的所有例子中，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首先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论较低层面的条约还是较高层面的协定。人民、国家和政府都意识到，在他们身边还有“其他人”，不论他们是对手还是伙伴。这种“认识”是对话的首要条件。交流的第二步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比较。这样，个人、国家和政府就能从对方的主体和行为中发现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然后，如果有兴趣合作的话，就可以将共同点看作采取共同行动的潜在重点和协商合作的基础。不过在这个层面上，制定共同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对话伙伴必须改变自身行为，他们可以继续他们通常所做的事，但是应该齐头并进。长此以往，就会有共同的实践，双方对彼此的愿望和能力就更加信任。合作的第三阶段是“相容并存”。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找出可以沟通的地方，以便使共同的实践可以导向行为的一致，即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另一方需要。合作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承诺”，即当合作伙伴（不论是个人、政府或国家）认可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并为此采取共同的策略，为了取得成功，每个合作伙伴必须要相互给予无保留的合作。
“条约文化”与前两个阶段即认识和比较相对应，导向共同的实践。如有关学位相互认可的《里斯本条约》。“协定文化”对应于合作的后两个阶段，即相容并存和承诺。这两个阶段涉及行为方式的改变以达成共同的目标，如《服务贸易总协定》需要每个成员国在早期做出承诺，以实现贸易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至少将在很长的时期里对该国特定服务领域的供给产生深远的、通常也是意想不到影响。
在高等教育领域，欧洲正在尝试包含以上两种文化和四个合作阶段的一体化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博罗尼亚进程”。1999年6月，30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波罗尼亚签署了一份宣言，提出到2010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的设想，加盟国家的数目不限。实际上，2001年新加入的就有三个国家，更多国家将在2003年9月于柏林召开的评估“欧洲高等教育区”发展的部长会议上要求加入“博罗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区”不预设任何内容，实际上，关于统一的学术欧洲的确也没有一个定义。说起欧盟，人们可能会想到它是一个知识和知识工作者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学生在本国的支持下可以到成员国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可以从任何一个成员国招聘教授和研究人员，雇主和当局承认所有成员国颁发的学位。然而，《博罗尼亚宣言》并没有提及这类宏伟的设想，因为这种设想毕竟会使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决策者感到恐慌。它只是指明了最终导致“欧洲高等教育区”建立的一体化途径，以在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实现“最大公约数”。例如，它建议各成员国建立一种“双层高教体系”，包括至少3年的学士学位加3至4学期的硕士学位，以提高各成员国间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比性。它还建议各成员国使用欧洲统一的“文凭补充文件”(Diploma supplement)，对在各国取得学位时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做出说明。它要求将欧洲学分转移制度(ECTS)延伸到高等教育的所有机构和所有层面，以简化手续，鼓励高校间、国家间和各类教育培训间的流动，在传统的大学学习之外，为人们的终身学习提供方便。此外，它还建议各成员国在知识服务的质量评估方面实现一体化，消除人员和思想流动的一切行政障碍，并为学术培训制定欧洲标准。
世贸组织成员国通过签署《服务贸易总协定》，同意在21世纪初就服务贸易自由化展开谈判。货物贸易的规则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就好像货物是否等同于贸易？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如教育）的价值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确定？服务市场是否比货物市场更加受供给所驱使，……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该组织以监督和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为主要任务，同时，中国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员，该组织创办于二战之后，以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世界和平为己任。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机构，这两个组织都鼓励世界上200个国家开展相互合作，而不是互相争斗。然而，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几近相同的成员国组成，涵盖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但是它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国际合作方式却不尽相同，反映出它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在处理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时，亦是如此。这种情况，实际上会在各成员国引发决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两个组织所倡导的不同的政治选择不总是那么容易调和。
国际化进程
当前的国际化进程主要受两种文化驱使，一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谓的“条约”(conventions)，另一种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谓的“协定”(agreements)。
"conven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和venire，意思分别为“一起”和“来”。也就是说，“条约”是人们聚会的结果。实际上，该词的一个意思是一群抱着相同目的的人聚会，如民主党的集会。另一个后续的意思与达成最小公约数有关，以使这群人的聚会合理化。因此，“条约”也指为了相同的目的聚在一起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一份文本。这种表达共同的聚会意愿和未来目标的书面条约，通常会列出一份行动计划，以促进团体的疑聚力，并使这一群体的人们再次聚会有共同的依据。如果聚会者是国家的政府部门，那么条约也就成了国际化的手段、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达成的共识和行动的基础。条约的参与者通常通过双边接触达成一致。
从根本上说，条约反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通过个人行为的调整来支持团体共同的目标。因此，国际化进程中的任何新进展都需要凝聚进一步的共识，如新一轮谈判，需要参与国确信进一步密切合作，即达成更大公约数会带来好处。因而，每一项新的妥协都会成为特别的决定，而且在寻求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政府自然会对以前的安排重新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条约”文化是基于个体的选择和特别决定的结合，当参与讨论的人数很多时，就会使整个过程变得相对不稳定，非常复杂、困难和缓慢。
经过多年的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提出了一项有关欧洲学位相互认可的条约，即199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Convention)，至今已有27个国家加入。它试图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教育和培训相互认可制度，而不是以往的那种基于课程和学分的相互认可制度，因为后者并没有促进各国与各大学之间学生、毕业生和学术人员的流动。目前，该条约也对欧洲地区以外希望从这种制度中受益并使自己融入这个学术圈的国家开放。去年4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一次会议对该条约的成果进行了评估，并建议扩大参与国的范围，以支持所谓的“博罗尼亚进程”(Bologna prccess)，即到2010年，欧洲内部将形成一个覆盖35个国家的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
另一种文化，实际上也是“条约”文化的一个特殊例子，与“协定”一词有关，法语叫"accord"，来源于拉丁语"ad"和"cordia"，即“到心里”，或表示“同样的心”。一项协定表达了感受和愿望的一致。协定比集会更深入。实际上，为取得统一，参与者不仅要加入文件体系，而且要把这些文件合并为一个共同的体系，以明确他们合作的条件和规范。他们必须要走出隐含着妥协(com-promise)的那种承诺(promise)模式，必须要做出“让步”(con-cessions)，一种为追求共同发展而放弃自身一部分愿望的过程。一项协定不允许真正改变想法，实际上，退出合作框架体系的余地也很少。这就要求参与者开放性地接受未来可能是不可预见的安排。因此，一项协定就是对不可预见的安排的一种承诺，至少在共同接受的框架内。它不需要如条约一样就进一步密切合作不断进行新的谈判。在某种程度上，协定比条约更体现“自上而下”的特点，因为它可以自动延伸到其它共同的领域。因此，协定的执行比条约更简单、更容易、更快速。为什么？因为它比条约需要更多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心，而条约则更多的是走一步算一步。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提出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降低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的范围扩大至货物贸易以外的领域，而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肯尼迪回合至目前的千禧年回合，谈判主要围绕货物贸易领域展开。《服务贸易总协定》特别涉及到金融服务（如银行和保险）、旅游和运输业、健康和教育这些各国共同感兴趣的领域。1995年的协定提出了签约国政府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原则，它适用于所有正在讨论的服务业。例如，“国民待遇”(nstional treatment)条款规定，所有外国服务应与本国服务享受同等待遇；“最惠国待遇”(MFN)条款规定，对一国做出的减让应自动适用于其他所有成员国。这些原则构成了解除服务贸易管制的“框架条件”；一旦被接受，它们就成为商业国际化的“规范”——也包括教育。
今年6月，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政府应邀划定他们准备解除管制的服务贸易领域，也就是他们愿意以本国服务供应商同样的条件向外国服务供应商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各成员国的所有提议目前正在日内瓦整理，为减让谈判做准备，一旦达成协议，将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国。整个过程预计将在2005年结束。就教育而言，已有31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表示愿意在教育和培训方面降低贸易壁垒，其中有四个成员国明确提到了高等教育，它们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尽管他们的立场相距甚远。
信任和价值——国际化的潜在信条
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化进程。
19世纪中期，以“民族国家联盟”著称的欧洲国家正经历着同样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以使用钢铁、煤和蒸汽发展海运和铁路为特征，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开始，并在随后的30年中扩展到整个欧洲，在转向20世纪时又扩展到整个世界。作为一群长期习惯于争斗的民族国家，欧洲各国此时意识到，他们需要某种机制来协调他们共同的经济命运，而不是坚持自己独特的政治认同。19世纪60年代在法国的领导和英国的支持下，欧洲出台了“最惠国待遇”条款，以加强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这项政策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信任各国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坚信本国能够从竞争中获益。它们相信开放的未来，并愿意为未知的因素承担风险。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有足够信心去追求潜在的财富，即使这样做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传统。随着黄金成为货物交换和贸易评估的标准，这种信任转化成为价值。“最惠国待遇”和黄金标准被所有国家所接受，促进了欧洲市场对外国竞争者开放，并迅速引发了从食品到工业品的生产重组，从而改变了19世纪后半叶世界的面貌。然而，当一些群体和国家因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而失去有利的地位和作用时，并不总是无动于衷。为了弥补这种损失，一些国家鼓励殖民地的公司只对特定合作者开展贸易，如法国和印度支那、英国和印度，更别说俄国的远东殖民地和美国的西部殖民地了。这也导致了民族主义者抛出认同问题，尤其在德国、意大利这类新兴的国家。从长远的角度看，反对自由贸易的这些偏激反应加剧了政治和军事的对抗，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们扼杀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全球变革和交流。然而，对于那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主义者而言，这50年的自由贸易留下的是“黄金时代”的回忆，在这个时代，人员、资本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跨越边境不需要护照或签证，而黄金成为世界贸易和商品交换的标准。
自1918年起，20世纪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重建“黄金时代”的历史。在政治上，为杜绝战争，欧洲国家联盟的范围通过“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而扩大到整个世界，并在日内瓦设立了秘书处。然而，由于美国国会拒绝跟从该组织的发起人威尔逊总统，这种国际化的努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经济上，黄金又恢复成为贸易的标准。但是由于黄金价格标得太高，尤其是对英镑，在经济重建时期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各个国家试图控制自身的经济命运。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以后，人们重新开始稳定世界的尝试，特别是成立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组织及下属的许多专门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而，超级大国不愿在战后委托一个国际组织监控和促进贸易的发展，信任他人和信任未来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他们希望制定一份关税条约。这样，在多轮谈判的基础上，签署和批准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减少国际贸易的障碍，特别是那些保护本国货物和产品供应商的国家法规。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在关贸总协定成功地成为各国谈判论坛的鼓舞下，世界贸易组织才得以最终成立。
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由于参与国数量和立场分歧方面的原因，联合国机构提出的全球化战略过于缓慢和麻烦。欧洲在50年内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表明，如果这些地区想从废墟中崛起，需要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在西欧，人们提出了几种彻底消除仇恨和不信任的方法，如在政治方面，帮助各国的决策者聚集在一起制定共同的规则、项目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理事会应运而生，其代表大会最初有来自20个国家的议员参加，目前已增加到42个国家。经济联系也被视为增强国际信任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因此，在50年代早期，曾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心的六个国家，即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可能支撑战争的许多行业，尤其是钢铁和煤炭业，成立了统一的多国合作联合体。“欧洲钢铁和煤炭联合体”代表了一颗互信的种子，导致1957年根据《罗马条约》成立了欧洲共同市场，使欧洲的自由贸易从钢铁和煤炭延伸到其它所有货物和产品。其结果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在该地区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就像19世纪那样，不仅物品得到了流动，资金、更重要的是人员也得到了流动。欧元的问世并在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完成了前一世纪单一货币的梦想。目前，已有12个国家采用欧元作为它们共同的货币，至少还有3个国家仍在犹豫是否放弃本国货币，它们是英国、丹麦和瑞典。这又是信任的问题！然而，拥有4亿人口的共同市场，即目前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在50年里已经从一个灾难性的地区变成了吸引邻国的聚宝盆。欧洲联盟是当前世界贸易的主要力量，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为单一实体与其它成员国进行谈判。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追求同样的反对民族主义、崇尚自由化之梦，但它们的一体化层次较低，如南美的《梅考苏公约》(Mercosur Pact)和《安迪安公约》(Andean Pact)，以及北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基于一系列任何条约或协定未曾提及的假设，我把它们称作“信任的建立”。在我所提到的所有例子中，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首先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论较低层面的条约还是较高层面的协定。人民、国家和政府都意识到，在他们身边还有“其他人”，不论他们是对手还是伙伴。这种“认识”是对话的首要条件。交流的第二步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比较。这样，个人、国家和政府就能从对方的主体和行为中发现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然后，如果有兴趣合作的话，就可以将共同点看作采取共同行动的潜在重点和协商合作的基础。不过在这个层面上，制定共同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对话伙伴必须改变自身行为，他们可以继续他们通常所做的事，但是应该齐头并进。长此以往，就会有共同的实践，双方对彼此的愿望和能力就更加信任。合作的第三阶段是“相容并存”。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找出可以沟通的地方，以便使共同的实践可以导向行为的一致，即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另一方需要。合作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承诺”，即当合作伙伴（不论是个人、政府或国家）认可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并为此采取共同的策略，为了取得成功，每个合作伙伴必须要相互给予无保留的合作。
“条约文化”与前两个阶段即认识和比较相对应，导向共同的实践。如有关学位相互认可的《里斯本条约》。“协定文化”对应于合作的后两个阶段，即相容并存和承诺。这两个阶段涉及行为方式的改变以达成共同的目标，如《服务贸易总协定》需要每个成员国在早期做出承诺，以实现贸易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至少将在很长的时期里对该国特定服务领域的供给产生深远的、通常也是意想不到影响。
在高等教育领域，欧洲正在尝试包含以上两种文化和四个合作阶段的一体化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博罗尼亚进程”。1999年6月，30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波罗尼亚签署了一份宣言，提出到2010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的设想，加盟国家的数目不限。实际上，2001年新加入的就有三个国家，更多国家将在2003年9月于柏林召开的评估“欧洲高等教育区”发展的部长会议上要求加入“博罗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区”不预设任何内容，实际上，关于统一的学术欧洲的确也没有一个定义。说起欧盟，人们可能会想到它是一个知识和知识工作者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学生在本国的支持下可以到成员国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可以从任何一个成员国招聘教授和研究人员，雇主和当局承认所有成员国颁发的学位。然而，《博罗尼亚宣言》并没有提及这类宏伟的设想，因为这种设想毕竟会使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决策者感到恐慌。它只是指明了最终导致“欧洲高等教育区”建立的一体化途径，以在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实现“最大公约数”。例如，它建议各成员国建立一种“双层高教体系”，包括至少3年的学士学位加3至4学期的硕士学位，以提高各成员国间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比性。它还建议各成员国使用欧洲统一的“文凭补充文件”(Diploma supplement)，对在各国取得学位时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做出说明。它要求将欧洲学分转移制度(ECTS)延伸到高等教育的所有机构和所有层面，以简化手续，鼓励高校间、国家间和各类教育培训间的流动，在传统的大学学习之外，为人们的终身学习提供方便。此外，它还建议各成员国在知识服务的质量评估方面实现一体化，消除人员和思想流动的一切行政障碍，并为学术培训制定欧洲标准。
- 上一篇：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
- 下一篇：关于大学理念发展的历史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