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第三，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亡，相反，反而更为引人注意，因为人们必须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哪里出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自身的问题？我前几天刚刚看完一本新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版）；在这些人看来，“分析”已不再指对意义（语言或概念）的分析，也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方法或工具，而仅仅指的是一种“强调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严密性的风格”。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细节，关注具体问题，比如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也讲求阐释的明晰与论证的严密。
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关注马克思与犹太人这一问题的具体的原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布鲁诺·鲍威尔是如何论证犹太人问题的。鲍威尔家的三兄弟（布鲁诺、埃德加、埃格伯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戏称为“神圣家族”，这恰恰说明了三兄弟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曾跟随黑格尔学习神学，在黑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德哲学的原则》，然后一直在柏林、波恩的大学里任教，指导或授意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比较》，是当时公认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领袖；他的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一个世俗的政权取代当时德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认为“信仰要成为理性，必须实现在国家中”。这本来是黑格尔的观点，但他在此基础上又多有发展。按照【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４月版）中的说法，布鲁诺·鲍威尔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一是把辩证法变成一种纯粹否定的东西，说明较后的事物状态不是在先的片面的事物状态之完满的表现，而是它们的否定，是它们针锋相对的对立面；所以他才大力赞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他自己则被称为“神学的罗伯斯皮尔”和“科学的恐怖主义”；二是强调批判，认为“批判是把对象改变为自我意识的活动”，但这种批判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它的进展也不是它自身内在固有的，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从一个阶段向一个更高阶段的发展；所以他更看重思想立场的重要，认为“思想的王国一旦发生革命，现实就维持不住了”；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清扫地基”，“实行真正理论的恐怖统治”。最后是他发明了“自我异化”这一概念，认为宗教的真正根源即没有获得独立自由的人的自我欺骗，而教会则是“异化了的国家本质”；所以整个世界史被分成两部分，“前一半是异化和缺乏自由的历史，后一半历史则是从现在开始的，是人的完全恢复，先前的历史都只是为此作准备的。”与费尔巴哈用“异化”解释宗教并要求把人的东西归还给人不同，在鲍威尔看来，人的“自我异化”不仅仅扭曲了上帝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人自身。所以问题也不再“把人的东西归还给人”，而在如何使人自身发生改变。在写给马克思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完全解放之迫在眉睫造成了这个时代的“大灾难”的特征，“这场灾难将是可怕的，它必然是一场大灾难，我甚至要说它将是一场比伴随着基督教登上世界舞台而来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因此，现时代所经历的乃是“同人类的最后的敌人……同非人状态，同人类的精神枷锁，同人们所犯的反对自己的非人道行为，同一切罪恶中最难以容忍的罪恶”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参见该书第６７页）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布鲁诺·鲍威尔那里吸收了很多，这里不单单指某些具体的理论成果，如把鲍威尔的“自我异化”改造为马克思自己的“异化劳动”等等，它更重要的是从鲍威尔那里看到了一个伟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吸取了一种彻底革命的精神，比如那种迎着暴风雨（大灾难）而上的乐观主义。而所有这一切，马克思致死也没有怀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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