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现代内涵及其当代限度
在这种“文学性”全面统治的声浪中,刚刚引入中国、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开始出现“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费化”走向。这种“文化研究”虽然欲远宗20世纪60年代要为工人阶级文化正名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但如果近以美国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文化研究”为学术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接轨”,则必然认同“文学性”的普遍统治,从而要求覆盖或取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于是,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刚刚获得自主性的氛围中,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经验和教训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因为据说80年代以来以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探讨方向的文艺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不过是资本主义时代里与资产阶级一起分享艰难,与资本金钱或权力专制调情、欲拒还迎、投怀送抱的理论共谋而已。
二、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生长点之一,这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但是,是否因为文学研究有现实诉求和采用“文本化”的策略,就坚信“文学性”已从文学领域扩展进其他领域,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化领域都已在“文学性”的绝对统治之下呢?过去在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设立的相对边界,是否已经完全模糊?审美是否已完全泛化,世界已进入后现代“文学性”全面统治的时代,全球同此凉热了呢?文艺学是否要全面转型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否要吞噬文学研究呢?现实世界是否要一概解释为审美现象,日常生活是否要全面作政治分析?有没有可能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与情思诉求被消解和遗忘了呢?与资本共谋的消费主义、感性主义、肉身主义的文化逻辑,有无可能大举抬头或者已内化为“文化研究”的内在视野呢?“文学性”在后现代社会或当代文化中得到空前振兴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过度膨胀的文化想象呢?这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个重大的学术问题。
事实上,在当代,人们对文学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已经热潮不再,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仔细想想,文学也有其限度———不过是自娱娱人稍带自化化人的东西,似乎也不必忧忧戚戚。文学本来就是娱乐、思想和精神的事业,不必是时代的宠儿,不必负担过重,因此不必以“抵抗”或“投降”的圣战来捍卫“纯文学”及其神圣性。但是,文学和文化似乎也不必完全认同于金钱和消费,它们毕竟不是日常消费品和享乐奢侈品;文学和文化更不必仓促受命于社会规划与阶级斗争,也不必被过度解释或政治分析,它们不是晴雨表。一些学者抨击“纯文学”时,满怀焦虑和热望,恨不得“文学”化身为政治热情的分泌物或置换物,这似乎是一仍过去社会运动的思路。也有人认为,纯文学或者“文学”自治是一些值得质疑的策略上的概念。检视百年中国文学,似乎“纯”和“自治”有许多策略的意味,而且这策略往往无辜且无奈,应该可以分析和反思。但是,文学似乎还应有让它继续存在并适当自治的必要。虽然在90年代一度出现萎缩、无力和情调化的唯美主义的倾向,也存在着游戏主义的狂欢,更有着丢失大众、曲高和寡的危险,但文学或纯文学的积极意义仍然是值得珍视的。
就文学理论而言,研究与教学确实要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学术研究、个人体验与社会现实之间也要建立和保持一种自觉的批判关系。在现实基点上保持对当代文化的把握力,对日渐崛起的大众文化进行解读,对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进化论与趋同论以及商品拜物教和市场意识形态等保持内在的文化批判,应该有“阐释中国的焦虑”和基于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但是,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是有其自身策略选择与内容的规定性的。审美是文学活动的志业。文学是多样的,必然有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等属性,其价值也是多元的并且结合在一起的;但审美是文学的“志业”,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基本依据和特殊属性,文学的所有属性和价值都必须溶解在审美活动与艺术把握中。对文艺研究而言,文学艺术是其志业。当代社会的文化语境有消费主义倾向,甚或媒体中的感性、肉体和欲望已成为当代生活的“氛围”,文学研究可以关注审美化的生活,批判其背后滚滚而动的金钱,但对审美和精神的追求才是文学研究的志业。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既要有看到文艺源自社会文化,但或许也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边界。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高扬文学艺术中的审美精神,同时透过有问题意识的专业研究对现实发言,批判文学文化的体制化、商业化和泛政治化。从文化的视角透视文艺的内涵,从审美的高度烛照和批判当代文化,是文学研究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承担。这既是一种学科自主性的策略,更体现了现代学术体制中人文知识分子的志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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