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探究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随着20 世纪理论旅行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学对各学科的渗透，“文学性”不再成为文学的特有属性而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于是，在当今的社会意识中，“文学性”不仅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也是渗透到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因素[1] 。笔者认为，“文学性”不仅构成了文化社会的显著意识形态特征，而且对其他领域的强大渗透力可以化解当前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理论边缘化的危机，管窥文学理论的建构前景。
一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我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艺术真实甚至是生活真实。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直陈，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 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2] 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3] 。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4] (p459) 的论断。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我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5]无异于隔靴搔痒。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
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打比方，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4] (p394)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趋之若鹜。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 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代理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二
后现代状态的游戏性使文学性充当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利奥塔尔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6] (p33) “语言游戏都应该能用一些规则确定，这些规则可以说明陈述的特性和用途； 这和象棋游戏一模一样，象棋是由一组规则说明的，这些规则确定了棋子的特性，即移动棋子的恰当方法。”[6] (p18) 在他看来，“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或历史时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使文学性在其中大有可为。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工具与理性的工具性功能日益加强，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知识、真理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知识烙上了金钱的色彩，话语就是权力，解释就是游戏。于是，大胆地反传统、反权威、标新立异、多向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使语言游戏如同下棋，每种说法都应被理解为棋盘中的一步棋，每一步棋，可以只是为了纯粹的乐趣而激发出来，最大的乐趣是在片语、字词以及意义的转折和无限的创造中。王岳川曾将后现代状态归结为“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性，反权威，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反终极价值，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7]的状况。后现代主义视一切为游戏，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不再是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相反，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于是，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在这种游戏之中，不仅文学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不仅能够通过支配者而且还包括被支配者来使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护”[8] 。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正如周小仪在评价唯美主义时所指出：它“十分贴近生活，十分通俗，也非常时尚。实际上，这昭示了唯美主义本身的悖论：一个崇尚艺术自律的文艺思潮却在日常生活也就是非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正是某些唯美主义者的初衷：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而非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9] 。在后现代社会，传统语用学的话语模式受到了强大冲击：“说者”由处于“知者”的地位变为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听者”由对所传输的信息有赞成或否决的权力转为缺少评判标准，“所指”由说者讲话时谈论的主题沦为商业信息。科学知识成为话语，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无一不与语言相关，话语即权力，知识与商业、经济实力挂钩，知识与权力结合。由于主张多元，所以要铲除“词语的暴政”，于是，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谁说的巧妙，谁说的漂亮，谁就具有控制、排斥、压迫的权利，谁就具有被他者所欣赏或消费的资本，谁就具有表演的能力。利奥塔尔的解合法化理论为文学性的施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至尊的语言游戏、话语和关于正义的普遍理论，各种话语游戏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也不可相互侵犯，评判正义的标准和实践正义的原则即语言游戏的规则也理应多元化，应更具有弹性。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宽容的社会，由文学性所带来的叙事游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的技术操作规则赋予了作家、语言操纵者自由操纵写作技巧的权力，而这种写作的技巧自然又会伴生出无限制作的欲望。因此，文学性进而通过技术崇拜和制作欲望的膨胀达到了对后现代状况的必然维护。
余虹曾以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公共表演的文学性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文学性统治的特征[1] ，揭示了文学性已经与当今的学术知识生产、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融合的事实。笔者认为，由于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信息化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话语，知识的生产成为一个信息处理过程，知识产品必须转换成信息即语言形式才能存在，于是，物质特性本身造成的知识不可能是精确的，认识本身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就是由语言游戏来决定，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或统治成为后现代社会中“语言游戏”的必然结果。因此，怎样把握语言游戏的质量和向度，这是提高语言的文学性、进而正常维护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
语言的文学性使事物和人的知觉之间界限模糊，文学性的渗透使现实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文学性虚拟现实、甚至美化现实。这恰好应和了19 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转变的潮流——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的重新融合，诸多新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挑战着规律科学和描述特性的学问分野，在“那些以建立审美修为、敏锐学思为务的文学、哲学及历史等学科，和那些以生产力、福利、效率和公平等准则去量度教育成果的政治技术，得以互相转化汇流”[10] 的过程中，文学性起到了建构相互之间的张力、维持各学科之间平衡、把握或相互抵制抗拒或相互转译度量的关键作用。即是说，文学性不是侵入其他领域的暴力，因为，如果“话语所表示的东西与一个社会将其变成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一种呈上升趋势的失调现象的话，那么，这种话语就象某种暴力的表现那样在起作用”[11] 。文学性是应其他领域召唤的一种自然融入、内在而又有力地维持着各领域的平衡，是对后现代状态的自然维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为文学性叫好，从文学性对其他领域的自然融会中我们看到了建构当代文论的曙光。
一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我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艺术真实甚至是生活真实。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直陈，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 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2] 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3] 。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4] (p459) 的论断。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我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5]无异于隔靴搔痒。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
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打比方，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4] (p394)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趋之若鹜。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 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代理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二
后现代状态的游戏性使文学性充当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利奥塔尔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6] (p33) “语言游戏都应该能用一些规则确定，这些规则可以说明陈述的特性和用途； 这和象棋游戏一模一样，象棋是由一组规则说明的，这些规则确定了棋子的特性，即移动棋子的恰当方法。”[6] (p18) 在他看来，“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或历史时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使文学性在其中大有可为。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工具与理性的工具性功能日益加强，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知识、真理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知识烙上了金钱的色彩，话语就是权力，解释就是游戏。于是，大胆地反传统、反权威、标新立异、多向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使语言游戏如同下棋，每种说法都应被理解为棋盘中的一步棋，每一步棋，可以只是为了纯粹的乐趣而激发出来，最大的乐趣是在片语、字词以及意义的转折和无限的创造中。王岳川曾将后现代状态归结为“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性，反权威，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反终极价值，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7]的状况。后现代主义视一切为游戏，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不再是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相反，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于是，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在这种游戏之中，不仅文学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不仅能够通过支配者而且还包括被支配者来使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护”[8] 。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正如周小仪在评价唯美主义时所指出：它“十分贴近生活，十分通俗，也非常时尚。实际上，这昭示了唯美主义本身的悖论：一个崇尚艺术自律的文艺思潮却在日常生活也就是非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正是某些唯美主义者的初衷：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而非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9] 。在后现代社会，传统语用学的话语模式受到了强大冲击：“说者”由处于“知者”的地位变为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听者”由对所传输的信息有赞成或否决的权力转为缺少评判标准，“所指”由说者讲话时谈论的主题沦为商业信息。科学知识成为话语，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无一不与语言相关，话语即权力，知识与商业、经济实力挂钩，知识与权力结合。由于主张多元，所以要铲除“词语的暴政”，于是，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谁说的巧妙，谁说的漂亮，谁就具有控制、排斥、压迫的权利，谁就具有被他者所欣赏或消费的资本，谁就具有表演的能力。利奥塔尔的解合法化理论为文学性的施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至尊的语言游戏、话语和关于正义的普遍理论，各种话语游戏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也不可相互侵犯，评判正义的标准和实践正义的原则即语言游戏的规则也理应多元化，应更具有弹性。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宽容的社会，由文学性所带来的叙事游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的技术操作规则赋予了作家、语言操纵者自由操纵写作技巧的权力，而这种写作的技巧自然又会伴生出无限制作的欲望。因此，文学性进而通过技术崇拜和制作欲望的膨胀达到了对后现代状况的必然维护。
余虹曾以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公共表演的文学性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文学性统治的特征[1] ，揭示了文学性已经与当今的学术知识生产、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融合的事实。笔者认为，由于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信息化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话语，知识的生产成为一个信息处理过程，知识产品必须转换成信息即语言形式才能存在，于是，物质特性本身造成的知识不可能是精确的，认识本身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就是由语言游戏来决定，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或统治成为后现代社会中“语言游戏”的必然结果。因此，怎样把握语言游戏的质量和向度，这是提高语言的文学性、进而正常维护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
语言的文学性使事物和人的知觉之间界限模糊，文学性的渗透使现实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文学性虚拟现实、甚至美化现实。这恰好应和了19 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转变的潮流——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的重新融合，诸多新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挑战着规律科学和描述特性的学问分野，在“那些以建立审美修为、敏锐学思为务的文学、哲学及历史等学科，和那些以生产力、福利、效率和公平等准则去量度教育成果的政治技术，得以互相转化汇流”[10] 的过程中，文学性起到了建构相互之间的张力、维持各学科之间平衡、把握或相互抵制抗拒或相互转译度量的关键作用。即是说，文学性不是侵入其他领域的暴力，因为，如果“话语所表示的东西与一个社会将其变成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一种呈上升趋势的失调现象的话，那么，这种话语就象某种暴力的表现那样在起作用”[11] 。文学性是应其他领域召唤的一种自然融入、内在而又有力地维持着各领域的平衡，是对后现代状态的自然维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为文学性叫好，从文学性对其他领域的自然融会中我们看到了建构当代文论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