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复观的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
徐复观(1904－1982)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他出身行伍，年近五十始转向学术，执着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三十年。自其1956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始，至8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人性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中国艺术精神》等近三十部学术著作。这一学术成就使许多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会感到惊奇。徐先生的学术著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猎的范围广，从思想史到经学史、政治史、逻辑学说史，从文学到艺术，均有建树；二是著作水准高，徐先生的著作条分缕析，结构整严，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词恳切，真诚感人。徐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对学术研究方法的独特感悟是分不开的，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于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
在学术研究领域，徐复观主张将个人哲学思想与古人的哲学思想完全分开。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决不可将古人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常借古人的几句话来讲自己的哲学思想，直到熊十力写《新唯识论》依然是“文字借自古人，内容则是出自我自己的创造”。这样往往造成研究者的思想与古人思想的混同乃至换位。于是矛盾就出现了：没有哲学修养的人，无法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而有了哲学修养的人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以致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哲学混同。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实现研究者的哲学思想与古人哲学思想的完全分离。他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要“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1］这种自制力要求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古人的文字上立根，不可先在自己哲学思辨上立基。可以说只有将古人的思想和研究者的哲学思想分卡，研究者才能与古人保持恰当的距离，才有真正客观化、独立化的研究。徐先生所要求的这种分开，实质上是一种研究向度的转变，而研究向度的转变最终应当从研究的立足点开始，也就说研究者的研究是从古人已有的文字出发，还是从自己的主观先见出发，从前者出发也就是将学术研究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从后者出发就是将研究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上。前者遵循着从材料到结论的路线，而后者则遵循着由结论去寻找材料的路线。由前者出发，就有可能使研究者将个人的思想与古人思想分开，而由后者出发就会重蹈古人的复辙。从古人的文字立根，是徐复观的学术观点“大体皆浃洽顺适，如情如理，而无剌谬不经之谈”［2］的关键。
徐先生认为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而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人的著作是一条捷径。徐先生所说的思考力就是分析综合中的辨别推理能力，这种能力是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他认为即使那些主张西化的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培养国人思考力呢?他说：“我常常想，自己的脑袋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著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的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3］就培养国人的思考力而言，读西方哲人的书比纯读中国的线装书要容易的多，这大概是近代学者共识。问题在于我们读西方哲人的书收益究竟是什么?是我们的思考力得到锻炼和培养，以提高我们分析综合推理能力呢?还是从西方哲人著作中去寻求现成的架子或框子来安排我国已有的材料?前者需要读书人做几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工作，因为思考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它需经过长期浸润、默识、体察才能实现。后者是一种最省力的方法，而且往往还能立竿见影。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几十年来走的是后一条学术道路，翻开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几乎无不是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几大块，其实这几大块并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固有的系统或条理，而是西方哲学的系统。不少学者正是从读西方哲人著作中拿来了现成的架子或系统，到中国哲学的原典中去寻找材料进行填充。不客气地说，许多学者的聪明才智，心血气力全耗费在寻找材料去填充西方哲学架子上面了。正像徐先生指出的那样，这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道具的比较研究”，但演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戏。这种把一个活人大卸十八块，按照另一个模式再拼凑成另外一个人的作法，最终是将活的历史变成了死材料。
西方哲人著作好比一块砥石，而我们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读西方哲人著作的过程就是拿我们的头脑这把刀在西方哲人著作这块砥石上进行砥磨的过程。再用磨快了的刀去分解中国思想的材料，顺着中国思想的固有条理构成系统。徐先生指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到他的思想。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常即表现为他们的著作的结构。他们的著作的展开，即是他们思想的展开；这便使读者易于把握。但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意识的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须要说明的某一侧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所以，读的人，不仅拿着一两句话推论下去，常会陷于以偏概全；容易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的说法，当作是一般性的说法；，，即使把多数材料汇集在一起，但若不能从这些材料中抽出可以贯通各材料的中心观念，即是不能找出黄梨洲所说的学者的宗旨.，则那些材料依然是无头无尾的东西。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为主；思辨的本身，必形成一个逻辑结构。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的体验经过了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常会淘汰其冲突矛盾的成分，而显出一个合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也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4］徐先生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结构表现方式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也是富有创见的。当然他把结构等同于思想本质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思想体系的结构与其思想实质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一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是其背后意义的表现或展现方式，我们固然可以通过这种展现方式去窥见思想的意义，但这种结构本身并不等同意义本身。事实上把握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意义需要透过思想体系的结构对文字本身进行理解或诠释。徐复观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曾颇有感触地谈到他自己的研究，认为他本人制定的这一套研究程序是一种很笨的工作，在这种很笨的工的工作。他认为任何解释都会比原文献说的宽泛，说的深刻。但解释“首先是从原文献中抽象出来的。某种解释提出来了以后，依然要回到原文献中去接受考验”［5］
徐复观主张通过读西方哲学的著作以训练和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提高我们的思维水平，以增强我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料的解析能力，并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系统。他坚决反对那种假借西方哲学的架子以自重的做法。他说：“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地意义，有无现代地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哲学的著作中去加以衡量。”中国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地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6］徐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自然有着十分浓重的儒家色彩，所以他要求研究者回归到生命、回归到生活中。不过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著作是训练和培养我们思维能力的材料，而不是限定或套用中国哲学史料的框子，这一思想不仅在现在乃至到将来都值得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专家深思。
二、学术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 反省，
方法的效果是与治学的工力成正比的
徐复观先生十分重视学术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上，凡文化的开山人物，总多少在方法上有所贡献。但他反对空谈方法，认为空谈方法对学术研究并不能发生真正的作用。他指出方法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话，是主客体不可分的处理过程。他说：“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7］我们可以称他的研究法为主客合一的研究法。这一研究法的提出既是其哲学思想所使然，也是时代激荡的结果。
他与牟宗三、唐君毅等当代新儒家一样，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活的生命之存在。这一活的生命之存在不是与人不相干，与生活不相干，相反，它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基于这一认识，他要求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从生命、从生活中透进去，这种由生命和生活透进去的研究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一种对话，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提出要求，研究对象向研究者作出答复，是二者相互交流综合在一起的处理过程。他认为这一处理过程若离开了研究对象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由这种主客合一的研究方法出发，他对五四以来胡适等人提倡所谓“科学方法”提出批评。
五四以来，胡适、毛子水、傅斯年等人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所谓科学的方法，胡适认为就是实验室里的方法，它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它的具体操作则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甚至认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朴学发展和西洋三百年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一样都使用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二者只是使用的材料不同，一是以故纸为材料，一是自然为材料。以自然为材料造成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以故纸为材料使我国三百年的学术光明只是故纸堆的光焰而已。他们既然认同清代的朴学方法为科学的方法，必然就会扬汉学而抑宋学，重考据而轻义理。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学术方法及其学术倾向受到了当代新儒家的强烈批评。牟宗三指出：“讲科学方法，不落于学问本身，而只是在外面转，顶无聊，顶害事。”［8］他甚至认为把历史文化、把孔子推出去当作外在的材料加以研究，这样一来，历史文化毁矣，孔子死矣。张君劢认为胡适等人重考据而贬义理是“直以智识上辨真伪之考据，代道德善恶之标准，安在其可乎?”［9］徐复观同他们一样，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进行批判。他说：“今人所谈的科学方法，应用到文史方面，实际还未跳出清考据的范围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10］徐复观提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合一即主客合一的研究方法实质上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方法的回敬。
徐复观对胡适一派科学主义的回敬主要体现在他对考据与义理的辨析上。1956年他就东海大学中文系教学方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文系应当走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老路，以便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把自己这一看法油印出来分发给学校同事作参考。同年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毛子水针对徐复观的观点在台湾《中央日报》学人副刊第十期上发表了《论考据与义理》的文章，对徐的这一观点提出批评。毛子水认为由考据可以通义理，考据为本而义理为末。徐复观著文对毛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考据方法决不等于科学方法。他严正指出，将考据的方法等同于成就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因而可由提倡考据之学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是误尽苍生的说法，而将考据方法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之间画等号更显得可怜可笑。［11］他认为现代标榜考据的人所犯的毛病是：“一则把义理之学与研究义理之学的历史(研究思想史)，混而不分；一则不了解要研究思想史，除了文字训诂以外，还有进一步的工作。”仅以训诂来讲思想，并以训诂来满足思想史的要求，“这种以语源为治思想史的方法，其实，完全是由缺乏文化演进观念而来的错觉。从阮元到现在，凡由此种错觉以治思想史的，其结论几无不乖谬。”［12］当然他并没有由此而全盘否定训诂之学在治思想史中的作用，他认为治思想史必要的考据是研究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研究手段，更不是最重要的研究手段，考据作用是有限的。
他指出治思想史必然涉及到古人遗留下来的文献，如有关文献本身的问题自然要下一番考据的工夫。但仅靠考据并不能把握到古人思想，训诂考据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他说：“我们所读的古人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句成章，应由各句以通一章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在这一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所谓训诂考据之学。”但这是对古人思想的初步了解，“要进一步了解，更须反转过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即是由一句而确定一字之义，由一章而确定一句之义，由一书而确定一章之义，由一家的思想而确定一书之义。这是由全体以衡定局部的工作。”［13］这一步工作不是清人考据所能概括的工作。他认为由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转换是其中的关键，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归纳能力，而且更需要一种抽象能力。但清人只具备前者而缺乏后者，因而就影响他们的转换力。徐复观所说的两步转换有类于解释学上所说的批评的循环，即“为了理解整体，则必须先理解其部分；而在理解其部分的同时，又有必要对整体有所领悟”［14］不过他认为由局部到整体，复由整体回到局部不是一循环的过程，而是一确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前者只能实现对前人思想的初步了解，后者才能实现对前人思想的真正把握。在这两步转换中他十分重视研究者的思考力在理解或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研究者的分析综合归纳抽象的能力是由部分到整体和由整体到部分转换的关键，也是实现客观理解的关键。
徐复观虽然不排斥训诂考据，而且他本人也有着深厚的考据功底，但他依然认为考据是末，义理是本。他指出，站在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立场，每一种学问都是圆满自足的，本无轻重本末之分，但站在中国学问的立场，读书是为了明理，任何知识都是为了达到修己治人之目的，“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可以说义理是本，考据是末；从近代以知识为主的学问来说，则考据与义理，应立于平等的地位而不可偏废”。［15］与有些学者所标榜以考据通义理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道德之理、宗教之理等根本无需考据以通之。在他看来考据只是治中国思想史极其初步的工作，而且还仅仅止于文献或字意的考据方面，所以他认为考据不是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由此他对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反省。由反省所集结出的方法，又可以导引治学中的操作过程”。他严正地指出：“没有适当的方法，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凭空谈方法，并不能发生什么真正作用。方法的真正作用，乃发生于诚挚的治学精神与勤勉的治学工作之中。方法的效果，是与治学的工作力成正比例。”［16］这就是说治学方法来自于治学实践，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治学实践，对治学中的操作过程发生影响，方法对治学影响力的大小又与治学工作力成正比，因而空谈方法没有意义。徐复观对方法与治学关系的论述可谓透辟入理。
徐复观中年以后转向学术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他真诚的治学精神和勤勉的治学工作难以分开，另一方面与他的治学方法也不无关系。他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所总结出的治学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人论世。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和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古人的思想必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事、时代遭遇等有着密切关系，将这些关系考证清楚，做到知人论世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
第二，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进之迹。他认为不仅思想内容是由发展演进而来，而且表现思想内容的形式也是由发展演进而来。因而“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和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正正确地定位”。［17］
第三，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他认为在这步工作中，应首先细读全书，在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弄清楚的前提下，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得出可信的结论。这一步工作可以说是从局部到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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