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复观的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第四，以抽象方法从结论中抽出基本概念，以这些基本概念去分析材料。他说：“每门学问，都有若干基本概念。必先将有关的基本概念把握到，再运用到资料中加以解析、贯通、条理，中国著作的传统，很少将基本概念，下集中的定义，而只是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常限于基本概念某一方面或某一层的意义。必须由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始有得其全，得其真的可能性。”［18］这一步的工作可以说是从全体到局部。
这四点是徐复观长期勤勉治学的结晶，也是指导其治学操作过程的基本方法。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第一点说明徐复观注意到了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他主张知人论世。第二点说明他是以动态的观点而不是以静止的观点看待思想史。第三点说明他的研究是从材料到观点，第四点是说由观点回到材料。这说明徐复观坚持了由材料到观点复由观点到材料的治学方向。他坚决反对那种没有细读全书的抽样方法，更痛恨那种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他要求学者直接由读思想家的原著入手，经周密的归纳、抽象抓住原著的基本概念，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资料进行几番解析、体察、贯通、印证等工夫，以求发现思想家们思想的真义，实现对思想家的客观理解。
徐复观的学术方法坚持了知人论世，坚持了进化与动态的理念，坚持了材料与观点的统一，这些虽说是治中国思想史的平常之道，但它是正确的，可贵的。这些方法对他来说既来自于治学实践，又直接运用于治学实践，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深受克罗齐的影响，又十分欣赏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观点，这就使他由主客合一极易滑向主观主义。
三、治学的态度比治学的方法更重要
徐复观重视学术方法，但他更重视运用方法的学术态度。他明确指出，“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由此他认为“治学的态度比治学的方法更重要”。
他认为研究人文科学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研究者的生活态度不易带入实验室，也就是说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其现实生活态度可能是固执的、迷信的，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验室里的态度是客观的、理智的。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现实态度常密切相关，其现实生活态度常直接干涉其研究态度。如有些人在研究中只是从自己的主观成见中涌现出一点薄雾，遮迷了自己的眼睛，以致于看不清客观对象，或将自己的主观成见先涂到客观对象上面，视自己的主观活动为客观对象的活动，这就难免得出指鹿为马的结论。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有的人在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中夸大了自我的分量，以至于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中看问题，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中运用其研究方法。他认为治这一心态的最好法宝就是中国传统中作为道德修养要求的“敬”，因为敬“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这种凝敛与集中可以把夸大了的自我拉回到原有的位置，把由夸大了的自我而带来的主观成见所造成的认识障碍予以清除，从而克服现实生活对研究的干涉，以显露出客观对象，认定客观对象。他说：“因为求知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是要对研究对象，作客观的认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应随着对象的转折而转折，以穷究其自身所含的构造。就研究思想史来说，首先是要很客观的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间所含藏的问题，及其所经过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仅能算是一种猜度。”［19］徐复观先生的这段文字相当精彩，它道出了研究思想史的真谛。在这里他有意告诉人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态度，无意中却透露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事实上，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密不可分，客观的研究态度必然要求客观的研究方法，而客观的研究方法相应也要求客观的研究态度；相反主观的研究态度必然也要求主观的研究方法，主观的研究方法也要求主观的研究态度，总之，客观研究态度与客观研究方法相联系，主观的研究态度与主观的研究方法相联系。任何研究都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把握，主体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仅在研究之初发生作用，而是伴随着研究过程的始终，而分析、解释、评判客观对象的方法也是如此。在本人看来，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永远相伴而生。如“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既是一种研究态度，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徐复观先生十分看重“居敬工夫”，认为随着这一工夫的积累，即使不言科学方法，也常能暗合科学方法。一个人一旦“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则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20］如朱熹并没有标榜什么校勘学，但其校勘方法的确谨严缜密，朱熹的这一方法就得力于他的“居敬的精神状态”。相反如胡适等一些人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敬的态度，口口声声喊科学方法，而其学术方法却最不科学，“这是因为他们先横一反中国文化的心理，以后又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或者辩护自己的好恶等等的原故。”［21］他以朱熹和胡适正反例子说明学术态度比学术方法更重要，学术态度决定学术方法。当然他所说的态度就是敬的态度，敬的态度不仅是一种精神的凝敛和集中，同时它又是“忠”。徐先生引用《说文》“忠，敬也”后指出，“无私而尽己之谓忠”，不能无私而尽己，自然就会流于不敬，就肆无忌惮。在1958年元旦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四人联署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将“敬”在研究中的作用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着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之运用，亦呆满不前。”［22］徐先生所说的敬如果只是指学术研究的庄敬、严肃的态度，只是指大公无私的心态，只是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那么这种敬不仅不应受指责，而且还应当加以显扬。事实上徐复观等人突出“敬”意义，主要是用来对抗西化主义者丑化中国思想文化的心态，这说明当代新儒家仍然没有走出以情感对治情感的怪圈，因为以情感对治情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或者说它不能使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其次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家并不是对人类一切思想文化的研究都怀有同情和敬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敬意，就中国思想史言，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居敬工夫，而对道、墨、法等家学说的研究其居敬的工夫就大为减损。再次，徐复观由强调研究态度比研究方法更重要，走向了态度决定方法，而他所说的态度又只是敬之一面，这里就存在着走向情感决定论的危险。
当然徐复观的研究态度也有许多合理之处，其一，它对于那种一见到中国思想史的材料“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的时代风气具有纠偏补弊的作用。不能否认对那些醉心西化，仇视中国思想文化的人来说，提倡一点庄敬未尝没有清醒镇静之功。虽说以情感对治情感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或最终方式，但在某一层面上使用这一方式又具有特殊的功效。其二，徐复观虽强调“居敬工夫”，但他在实际研究中，更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严肃性。他指出写文章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位，而是为了对天下、对后世的责任心，因而他本着对后世真正负责的态度，在研究中，“凡是他人在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在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抛弃，无所谓权威”，［23］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徐复观在研究中得出了“实事求是，多多反省”的结论。
四、事实求是 多多反省
六十年代初，徐复观就《尚书》中一些问题与屈万里往返讨论，屈万里认为他与徐的许多不同是治学的方法或态度的不同，因而提出了“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两语八字以表明自己的治学态度。徐复观认为“实事求是”这句话是好的，但“莫作调人”这句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了许多人“固执己非”的壮胆剂，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基于这一认识徐复观就将屈万里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改为“实事求是，多多反省。”
在徐复观、屈万里那里实事求是并不是世界观，而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或方法。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治学的态度或方法自古有之，龚自珍就有“实事求是，天下宗之”，“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24］的提法。徐复观对实事求是这一学术界公认的古训虽没作更多的发挥，但他对实事求是与反省的关系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体认，他认为任何学术探索和反省都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同时对“实事”中所求得的“是”也要不断反省。他说：“即是自己在某一时期，觉得是从实事上求得了是；假定随时日之经过而学问有了进步，或有了新材料的发现，便会不一定再觉其为是的。在此情形之下，有反省力的人，便由对自己过去的某种结论的否定而前进了；固执己见，而自矜为莫作调人的人，便会花费宝贵的岁月，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做辩护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惜的”。［25］他认为一个人对材料的掌握不易，而“要进入到材料的里面去批评、解释它；要把材料安放在它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批评解释它更非易事，所以每一个对学问有诚意的人，在未死以前，都应当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探索和反省，永远联结在一起”。［26］徐复观所说的实事主要指的是历史材料，实事求是主要指从历史实事本身上、从材料中得出结论，这与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尊重实事”，“尊重证据”，“拿证据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一致之处，三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解读历史的前知识结构上，即体现在是依何种态度、立场去观照历史实事，去解读、批评历史材料上。不过徐由高扬“居敬工夫”到强调实事求是不能不说是其思想认识上的跃迁。
徐复观学术研究方法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对“反省”的一再高扬。首先他认为反省是一个人学术研究和探索的指向标。一个人如有反省能力，就会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改正自己在方法上的和在结论上的错误，并能不断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而没有反省能力的人，其心态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任何方法，对他都是无效的。这就明确告诉人们，高度的反省力可以使人不断地修正错误，趋向真理。其次他认为学术方法本身来自于反省。他说，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所以没有反省力的人也就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方法。反省归根结底仍然是学术态度的问题，或者说反省是学术态度的体现和反映，在这里他对反省的高度重视不过是其态度比方法更重要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强化。
他不仅是学术反省力的宣扬者，同时他也是反省的具体实践者。他不时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反省乃至进行自我批评，如他在检讨其《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对孝经成书的考证，认为它是出现于汉武帝、宣帝之际，这是错误的。”又说：“我有关本问题考证的最大缺点，在于太钻材料的空隙，而忽视了广大的背景；更忽视了古代对某些事情，不可能记录的完全；因记录的不完全而遽然断定这些记录为伪，这是非常冒险的考证方法。”甚至认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多少含着有点卖弄聪明、驰骋意气的成分在里面”。［27］他认为现在一些从事研究学术的人士其“为人”的成分太多，而“为己”的观念淡薄，已至于为了保存自己的学术地位而丧失了追求真理的诚心，这是当今学术界缺少反省力的最大根源。这也是他一再高扬反省力的重要原因。
实事求是、多多反省是徐复观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经验的结晶，也是其学术思想最耀眼的光点。这一观点他自己究竟坚持了多少，实践到什么程度也许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学术研究经验归结到这里，这种归结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学术的一大成果就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自觉。无论是以侯外庐、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十分重视学术方法的研究，学术方法的自觉又造就了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方法是判断一位学者其学术趋向的标志，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学者们运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不同从而将他们划分为不同学术阵营。徐复观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当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人文主义立场对这一问题的超越与反省。这种反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他认为他的文章“都是在时代激流之中，以感愤的心情所写出来的。”［28］正是由于西化主义者“一接触到中国思想史的材料时，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所以他才强调“居敬工夫”，才强调应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正是由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以西方的哲学架构分解中国哲学的倾向，所以他才强调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并不是为了寻求西方哲学的框架，而为了培养和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正是由于“国故整理”者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作过去的东西进行整理归档，当作已死的东西进行解剖，当作化石进行考证，所以他才强调要将历史文化落在生活上，从生命和生活中透进去加以研究，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相应理解。尽管徐复观乃至整个当代新儒家的主张不无偏颇之处，然而这种偏颇对于西化主义者、唯科学主义者所标榜的所谓科学方法不无纠偏补弊之功，对于近代以来国人一味趋新的时代心态和肤泛的学术风尚也不无清醒镇静之效。在研究中，他主张应“随前人的思想而思想，随前人的思想展开而展开”，主张实事求是，多多反省，这些可以说是学术界公认的真理。
当代新儒家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将历史文化看作既成之材料，或将其看成既成之事实，而当代新儒家是将它看作是活的生命之存在。由于对历史文化看法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态度和学术研究方法，自由主义者是要将历史材料整理归档，以便再造文明，而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剔除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其精华，以便古为今用。当代新儒家则是要继承中国文化的义理慧命，把她推展到一个新境域。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一大慧果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自觉，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研究方法是这种自觉形态之一。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对研究方法的看法大体相同，如他们都承认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都反对将活历史看成是死材料的研究，都反对空言方法，都认为学问是方法的基础。但他们也存在微异，似乎徐复观先生侧重中国传统文化义理原委的会通，唐君毅先生比较注重超越的反省，而牟宗三先生则强调生命的证悟，三者正可以相互欣赏和会通。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方法的自觉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反省力的复活，它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义理结构自身就拥有向现代形态转进的力量。
注释
［1］徐复观《我的若千断想》《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8月版
［2］牟宗三《悼念徐复观先生》、《徐复观传记资料》(一)，天一出版社
［3］徐复观《我的若千断想》《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8月版
［4］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版。第2-3页
［5］《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4页、第2页
［6］《我的若干断想断想》
［7］《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4页、第2页
［8］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255 页
［9］张君肋《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
［10］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臾
［11］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阳」》第557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版
［12］《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5页
［13］《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13页
［14］D. C.霍埃《批评的循环•英文版前言》，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学术与政治之间》第484页
［16］《我的若干断想》
［17］《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38页
［18］徐复观《中国文学史论集续编篇目自序》
［19］《中国文学史论集续编篇目自序》
［20］《中国文学史论集续编篇目自序》第114页
［21］周阳山编《中国文化的危急与展望—一当代研究与趋向》第111页，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1月版
［22］《中国文学史论集续编篇目自序》第114页
［23］《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37页
［24］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与江子屏笺》
［25］《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43页、第144页
［26］《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44页、第17页
［27］《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44页、第17页
［28］《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8页
- 上一篇：文学性探究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 下一篇：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