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探究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三
因为文学理论的边缘化而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理论的危机可以通过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来拯救。
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范式的转换史。在此，我们有必要大致描述一下中国文艺理论范式的转换轨迹：中国百年文学理论是在长期的二元对立论范式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从最能体现这一范式的如内容与形式、表现与再现、思想与形象、情与理、个性与共性、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等一系列范畴即可看出。二元对立的这一系列范畴的确立，表明了80 年代之前的大半个20 世纪把文学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主体情感的投射或是主体对客体征服的观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歪曲或强化，文学理论演变为庸俗社会学。但从这之后的学术视野来看，这样的文学理论是“他律” 超越了“自律”，文学理论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展开，没有在自身的范畴内展开讨论。因此，80 年代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力主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克服了文学本质的“工具论”，文学的审美本性得到了澄清，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审美意识形态论使文学理论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文学理论找到了自己的独立位置。而随着纯文学神话的破灭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又对大众文化中提出的新难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又对文学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时下，学界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而带来的批判功能颇为赞赏。笔者认为，除了文化研究的诸多优势之外，其内在原因之一是文学性对文化研究的强大支持，因为文学性对文化的渗透极其内在和隐蔽，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因子，大大突破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能对历代文学理论问题重新发问，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文学性”的红线夹杂在与各学科的特有属性所构成的斑斓色彩之中，而“自律论”的文学理论范式无力解决这一新的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具有了突围的现实和先决条件。
因为“文学性”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而且渗透到了各学科、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通过“文学性”能实现文学理论与其他一些学术思想甚至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自觉融会和正常交往。“文学性”不仅使文学理论具有了突破自律的先决条件，而且也自觉地回应了文艺研究的对象或范围不断地变化的现实。米勒曾说：“自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12] (p121) 这种对象或范围的不断变化，不仅表征着文学理论的自性危机，而且昭示着文学理论敞开胸怀、广纳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前景。甚至可以说，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与其说是文学理论突破自律的过程，不如说是文学性向意识形态各领域积极主动渗透的过程。
其次，“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潜存使发掘处于边缘化的文学的价值、通过重新确认文学理论的核心话语来主动回应所有意识形态的召唤、进而显现当代社会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不可或缺性成为可能。
“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学界重新反思文学的价值，使文学理论突破文学的范围来发掘广泛的“文学性”提供了重要参照。王晓明等学者主张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互动，笔者认为，除了含有文学研究应答社会和文化现实、提高文学研究思想深度的渴望之外，从另一个侧面也意味着，发出了文学研究走出纯粹文学“学术性”藩篱、反对安守文学本位和克服文学研究愈益“专业化”以及“学科化”的弊端、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从而探寻其他领域的文学性、应答其他意识形态召唤的一种呼吁。可以想象，固守纯粹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很容易沦为文学的智力游戏或对文学材料的技术性操作而丧失文学理论的生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文学理论霸权的出现，从而丧失文学理论应有的彰显能力。为使文学理论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重现生机和活力，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当引进新思路，扩大学科领域，调整研究视野，“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跨域交流的强烈要求下被引入并给学界以启示的。而之所以在经历了20 余年的拨乱反正、回到文学本体之后再转向似乎与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相似的“文化研究”，我想，关键在于“文化研究”中充满了“文学性”，正如吴炫所说：“文学界应该讨论的问题，只是纯文学性的批评和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而“文学性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的世界的门槛”[13] 。
“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还体现在它能鼓舞文学理论研究者将文学理论的重点设置在跨学科的文学性理论，譬如哲学的文学性、历史学的文学性、经济学的文学性、政治学的文学性、社会学的文学性、宗教学的文学性甚至人的社会生活的文学性等等。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实则是对文学的历史语境的研究，是对文学的综合生态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会促进社会科学的开放，而且会带来文学理论的深化。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这种变革，不仅必将从学理上重建文学理论的核心话语，改变文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程序，而且会在实践中使渗透了文学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接受者保持与理论自身的一定程度的审美交往，从而提升接受者的精神境界，也提高接受者的生活质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任何一门学科单纯依靠自身来获得发展动力的趋势已日渐式微。正因如此，拉尔夫•科恩指出了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之一是“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12] (p11) ，而跨学科、多领域的文学性正好展示了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扩展的广阔前景。因此，对文学性的探讨不仅使文学理论回应了所面对的现实，而且是文学理论既摆脱画地为牢又保持紧贴自身、从而进行当代建构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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